香港沦陷时期：东江纵队助爱国人士脱虎口

中共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又称东江纵队，当时不只活跃在东江一带，沦陷时期的九龙、新界及香港各离岛都发现过他们的踪迹。香港之战爆发后，他们不仅协助当时滞留香港的八百多名抗日爱国人士脱离虎口，还经常给日寇造成破坏、伤亡。

当时在港九活跃的游击队中，以刘黑仔(1920—1946)的声威最盛。他枪法如神，机智勇敢，不少日军军官及土匪头目丧命于他的神枪之下。他的威武事迹，曾使敌人闻风丧胆，那些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的密侦们，还把他视为神出鬼没的神秘人物。但刘黑仔的真名是什么，他们却不大清楚。

太平洋战事爆发前，东纵部队在香港设有几个秘密联络站，当时和宋庆龄接头的是黄作梅(1916—1955)。黄作梅一向潜伏在香港工作，抗战胜利后去了伦敦，在一家英文报纸工作。黄作梅原籍广东番禺，在香港出生，中学在皇仁书院攻读，毕业后往英国进修。抗战爆发后，黄作梅投身东江纵队，主持国际工作小组，任务是营救囚禁在日军集中营的英俘成员。

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军从陆路进攻香港。这时东江纵队就以积极的行动，配合英军进行香港保卫战。除了在铁路线上伏击日军，破坏敌人运输外，更挺进九龙，给敌人后方以有力袭击。那时香港一带盛传中国游击队攻入深圳，就是指这个部队。

当日军攻占香港后，东纵决定由第三大队派出黄冠芳、江水、刘黑仔等率领武工进入沙头角、西贡、大埔附近地区；第五大队派出周伯明、曾鸿文、黄高阳等率领武工队进入罗湖、元朗、沙田等地区。游击队分别从惠阳方面和宝安方面分三批插入新界：一路由沙头角进入南涌、鹿头、乌蛟腾、七木桥、横山脚等村，以后渗透到上水、粉岭的坪洋、鹤薮等地和八仙岭山区；一路过大鹏湾上吉澳岛，稍事歇脚，然后再坐船到西贡，上北潭涌、榕树坳，又活跃在沙田观音山、吊草岩一带，并落牛池湾，伸入九龙市中心区，一路到元朗八乡、十八乡，以后东连大埔，西出荃湾，互相呼应。

游击队进入港九地区后，首先收集了英军溃逃时丢下的武器弹药，共有轻重机枪三十多挺，步枪数百支，以及大批弹药、作战物资。接着在元朗地区处决了一批民愤极大的汉奸，消灭和赶走了盘踞在大帽山的两股土匪，控制了大帽山。与此同时，在西贡地区打击和迁走了两股土匪，消灭了李观姐股匪六十余人。

1942年3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港九大队，大队以下分区建立中队。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奉令成立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在港九地区活动的游击队仍称港九大队，并派出熟悉港九情况的原香港淘化罐头厂工人蔡国樑任大队长，原香港青年知识分子陈达明任政委，黄高阳任政治处主任。由于所处环境特殊，改称为港九独立大队，直属东江纵队司令部。

挺进港九的短枪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把当地土匪大部分消灭或驱逐，在各地获得了立足点。并通过发动群众，建立了抗日自卫队、常备队、护村队等，形成了群众自己的武装组织。1943年春夏以后，各个地区以短枪队为基础，先后组建了西贡中队、沙头角中队、元朗中队、大屿山中队、海上纵队。此外为了加强市区的游击战，还成立了市区队。

港九地域狭小，回旋余地不大，而又是敌人军警林立的地区，港九大队进行的游击战，主要采取隐蔽斗争形式，着重发挥短枪队机动灵活的特点，运用奇袭、伏袭等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因此，各地区中队均编有短枪队，大队也有一个直属的短枪队。他们采取高度灵活的斗争策略，在沙田地区展开活动，以观音山、吊草岩一带为依托，频频出击，经历了数十次战斗。观音山、吊草岩一带是在日军包围中的小块三角地，共有十多个村庄，稍有麻痹就会遭到敌人的袭击。为了安全，短枪队白天化装活动，派出自卫队到各个路口放哨，还在周围建立了十多个营地，经常变换驻地。日军在许多村庄安插了汉奸、密探，搜集游击队的情况，短枪队把肃清当地的汉奸走狗作为头项任务。他们先后肃清了沙田围村、沙田头村的汉奸密侦，拔掉了敌人的爪牙，堵塞了日军的耳目。

香港的第一座烈士纪念碑，是在船湾郊野公园范围之内。从沙角道可通至该纪念碑的所在地，地名为乌蛟腾村。该处位于八仙岭附近。这个纪念碑建于1951年10月，原名“抗日纪念碑”，获港英政府同意兴建。1985年9月重修。重修时由曾生题字，写上“抗日英烈纪念碑”7字。重修后，通往纪念碑入口处增建一指示牌坊，沿途铺有石路。纪念碑更刻上碑文介绍乌蛟腾抗日事迹，李世藩、李宪新、李天生、李志宏、李伟文、李官盛、王志英、王官保等烈士，也被刻上名字。

1942年9月25日(中秋节翌日)早晨，日军出动数百兵力，包围了乌蛟腾村。全村人被赶到空地集中，然后挨家挨户去搜查，但既搜不到游击队，也搜不到枪支。日寇十分恼火，就对区役所指定为村长的李世藩进行审问。面对敌人的利诱和严刑，李世藩坚贞不屈，没供出半点情况，惨被日军火烧及拷打灌水逼害，四十多岁的李世藩，最终在押解途中牺牲。

另一位村长李源培，则因被烤时伤重昏迷，令日军产生错觉才幸免于难。日军把李源培拉到河边，拷打灌水，用军马践踩腹部，在李源培背上烧熟烟丝，烧得他皮开肉烂，昏了过去又用水泼醒，醒了又再烧，如此轮番折磨，李源培已是奄奄一息，日寇仍然一无所获。天也快黑了，他们只得悻悻然收兵回去。

两名村长的英勇事迹，激起村民同仇敌忾，乌蛟腾村至1945年抗日胜利仍未被日军占领。香港重光后，村民缅怀历次在抗日中牺牲的兄弟，马来西亚一位华侨更捐款建议建纪念碑，悼念烈士抗日的事迹。这个纪念碑终于于1951年10月在一处叫做“三担箩”的地方落成，死里逃生的李源培更是其中一个主持揭幕的嘉宾。烈士纪念碑高约丈余，白色素底，碑顶有一颗红星，碑石上除七位烈士的芳名外，还刻有“各位烈士芳名永垂不朽”的字句。在苍翠的松柏围绕下，显得分外庄严。

根据纪念碑刻文记：“1942年9月25日，日本侵略者拂晓包围乌蛟腾村，强逼群众交出自卫武器和供出游击队员，村长李世藩、李源培挺身而出，不怕灌水，不怕火烧，不怕军马践踏，坚贞不屈，李世藩壮烈牺牲。”入口牌坊上书一副楹联：“纪昔贤满腔热血，念先烈弥世功劳”。建碑之际，当年曾获游击队拯救的港府官员和英军军官参加了开幕仪式。

第二座抗日纪念碑已于1988年落成，地点是西贡北约北潭坳分路往赤径路右上侧山坡一处官地，这座纪念碑是经过多次申请和要求，港英政府才允许拨地建筑。碑身用石材建成，外层用中国云石。石碑上刻有一篇碑记，记述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当年在西贡的英烈事迹。

西贡区当年抗日牺牲人士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以慰英灵。

淞沪大撤退的抗日阻击战：拖住敌人七昼夜

“那一场仗，打得真是艰苦啊！”在王永强母亲的记忆里，嘉善抗日阻击战打了七天七夜，无比壮烈，尤其是128师等将士们表现出来的骁勇和顽强，让当地老百姓刻骨铭心。

淞沪会战

嘉善这一仗，创下了抗日战争淞沪大撤退的“阻击战之最”

用土枪和白刃，拖住敌人七天七夜

“我老娘今年95岁，鹤发童颜、思路清晰，每每说起从前的故事，老人家总有唠不完的叨叨，特别对‘昭和年世’日本鬼子侵华犯下的种种兽行，更是义愤填膺。”嘉善县文化馆副研究馆员王永强曾发表过一篇名为《小镇轶事》的连载文章，在引言中这样说。

“昭和年世”，是抗战时期沦陷区被迫使用的日本天皇年号，而嘉善是当时浙江省的第一个沦陷区。

1937年8月9日，日军在上海蓄意滋事挑衅；13日，淞沪会战爆发。由于嘉善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位置，从8月至11月，遭到了敌机多次强烈轰炸。11月5日清晨，日军多个师团在金山卫一线强行登陆，嘉善告急。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第三战区命令第10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调集预备11师41团、109师、128师、暂编13旅1团、62师368团等部队官兵15570余人，从11月8日到14日，在枫泾至嘉善县城一线阻击日军进犯。这一仗，创下了淞沪大撤退的阻击战之最。

“那一场仗，打得真是艰苦啊！”在王永强母亲的记忆里，嘉善抗日阻击战打了七天七夜，无比壮烈，尤其是128师等将士们表现出来的骁勇和顽强，让当地老百姓刻骨铭心。

一颗颗炮弹落下来

老百姓仓皇逃命

128师的将士们大多来自湖南省凤凰县，而师长顾家齐这个名字在嘉善当地家喻户晓。

“仗打得有多惨烈！那时候的凤凰城里几乎家家挂白幡、户户戴孝帕。”嘉善县博物馆馆长顾国强带记者来到抗日嘉善阻击战纪念碑。这个碑由嘉善县人民政府立于1997年11月8日，镌石纪事，以告慰英魂。

如今，纪念碑两旁的松柏已高耸而立，一片葱郁。碑上镌刻的7个头戴军帽、神态迥异的战士头像：或怒目圆睁，或皱眉咬唇，或神情坚毅，似乎在和我们讲述着当年的故事……

王永强的母亲记得，日军第一次来轰炸是在一个天气晴好的上午，那时她还不到17岁，“我姆妈(当地方言)到东墙门去晒衣服，忽然听到头顶上有‘呼呼呼’的响声，抬头一看，有一架飞机贴着近地面飞过去，她还叫了一声：‘飞机怎么飞得这么低！’”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不一会儿，远处就传来了闷闷的轰隆声，日军的飞机往嘉善城里投下炸弹，一颗颗炮弹落下来，整个地面都在摇动，满城燃起冲天大火。

一时间，大家人心惶惶，一对对逃难的人背起大包小包、拖儿携女四处奔散。“大家都说要想活命，就得逃过苏嘉铁路。”王永强母亲一家千辛万苦坐船逃到了桐乡乌镇乡下一个叫燕窝浜的小村庄。

血肉之躯对抗飞机大炮

双方武力对比悬殊

伴随空中轰炸的，还有日军的地面攻势。

嘉善地处沪杭线中心。为了截断沪杭铁路和苏嘉铁路，封堵上海守军的退路，阻击中国军队支援上海守军，并进犯南京，日军陆续从金山卫一线强行登陆，分三路推进，其中日军第18师团急趋嘉善，日军第114师团直指嘉兴，妄图控制这个战略要地。

想要争取时间，确保后方转移和淞沪战场上部队的撤退，必须在嘉善阻击进犯的敌人。当时驻守宁波的国军128师接到上级命令，立刻日夜兼程奔扑前线。

当时的任务是：阻击日军，坚守嘉善4天，以粉碎日军阴谋。

顾国强翻开《嘉善文史资料(第一辑)》，上面记载着：我方军队在驻守嘉善门户——枫泾镇外围阵地时，经过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而失守，嘉善处于正面受敌。接下来几天，日军的增援部队越来越多，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方阵地疯狂扑来。

据资料显示，当时，在防守才两个昼夜时，128师官兵的伤亡人数就已达到了600余人。而原因就是，双方的武器装备力量对比实在是太悬殊了！

128师师部副官唐国钧等人曾在记录这次战斗的文章中提到：“我军战士们大多用的是‘土械枪’(土枪)和‘风造枪’，其陈旧程度，用顾家齐师长的话来形容，真是‘比道台衙门口的石狮子年龄还要老一点’。”

据该文回忆，此后，128师将部队转移到距原阵地前方五六百公尺处，趁日军进攻前的间隙时间，抓紧构筑新的掩蔽工事，利用掩体保存实力。

改变战略战术，打夜战、近战、白刃战

怎样减少牺牲？顾家齐下达指示：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充分发挥我方夜战、近战、白刃战的优势，才能克敌制胜。

在防守阵地的第三天拂晓，日军出动十多架飞机进行反复疯狂扫射，地面部队则以多行横队的形式，向128师的阵地涌来。

战士们坚守在掩体处，等到日军进入伏击圈内后，迅速直扑日军。128师的三湘战士们几乎个个是苗族青壮年，精悍善战，对白刃拼搏更是行家，他们以近战拼刺刀的办法，杀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由于地面近战双方距离过小，日军的飞机就不敢贸然投弹。这样一来，敌机只能在战场上空“嗡嗡”盘旋，虚张声势。

这样的战斗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从白天相持到晚上，而我方一次次把敌人压了回去。日军吃过好几次与我方近战的苦头，一交火就逐渐显得胆怯想溜，但128师的战士们却紧咬住不放，步步紧逼，尽量把距离拉近。

坚守到第4天，师部决定进一步改变作战阵容，在离原阵地一定距离的后方和两侧，又构筑起新的掩蔽工体，并在当地老百姓的支援下，在原阵地上虚设了一些稻草人以迷惑敌人。敌人果然中计，在后来的其中一次战斗中我方因此占据上风。

经过多天激战，日军未能突破我方防线，坚守四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但因未接到司令部的撤退命令，128师依然继续坚守阵地。

“但敌人的大队兵力来了，他们绕过正面阵地，从后方包抄过来。来势凶猛、火力之密，都超过前几次。”顾国强说，128师腹背受敌，“当时顾家齐果断命令，退守嘉善火车站第二线，同时767团移至西侧，扼守嘉善西城门外的67号铁路桥，守住我方后路，并准备在那儿和敌军打一场恶战。”

67号铁路桥阻击战，战士鲜血染红河流

那一年，嘉善县凤桐乡庄联丰村村民胡爱法20岁，在日军打进来时他和家人本早已出门逃难。后来因为放心不下，他和舅舅在一天夜里又摇船回来了。

“港口已经封了出不去，67号铁路桥周围守满了中国军人，村里横港一带驻兵的房子里堆满了子弹和手榴弹。当时我们把船掉头从后面小港走，突然飞来了日本3架飞机，向守在铁路桥旁的中国军队扫射，还扔了炸弹。”

胡爱法看到的这一幕就是67号铁路桥阻击战，打得异常猛烈。“敌机飞得很低，连竹园里的竹梢也被飞机气流折断。铁路桥旁的士兵们马上散开隐蔽，用步枪、机枪回击敌人。他们有些俯倒在稻田里，有些把身体紧贴在铁路路基两边，但伤亡仍然很惨重。”

“紧贴铁路路基旁的战士一排排地死在路旁，但他们很勇敢，有些士兵虽然已经身亡，手里却还紧紧握着枪，他们脚的周围，子弹壳多得可以用簸箕来装。”

让同村村民章茂坤印象深刻的是村里的乌桥浜河，被鲜血染成了红色。“白天日军的飞机只是投炸弹、扫机枪，我们的战士就蹲在壕沟里打，到晚上就冲出来与敌军冲杀。战士们非常英勇，田野里到处是尸体，有我们的，也有敌人的，当时的场景真是惊天动地！”

终于，128师经过浴血鏖战，通过了67号铁路桥，奉令星夜撤回杭州临平休整。

“嘉善抗日阻击战一役，128师伤亡官兵近2500人，许多班排以上军官伤亡，还有人至今生死不明。”顾国强说，“虽然牺牲重大，但粉碎了日军阴谋，为后方部署及部队转移赢得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