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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陈纳德回忆:抗战前蒋介石竟不知自家空军底细

陈纳德在中国抗战时期贡献甚巨。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指挥官之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然而,踏上陌生的土地不久,这位“来华助阵”的美国人发现,将与自己并肩作战的是一支徒有其表的空军,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则被蒙在鼓里。

战祸逼近,意大利人欺上瞒下

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意大利人已完全控制了中国空军,并垄断了大部分中国航空市场。

意大利人的对华援助实在是笔“好生意”,其间的各种开销全部来自当年的“庚子赔款”,可谓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购买意大利飞机,中国反倒还要拿出几百万美元,这对颇有些捉襟见肘的意大利航空工业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墨索里尼是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他在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没有放弃未来的盟友日本。

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尽管意大利人搞了不少花架子,中国空军的实力并未得到实际增强。有件事情很说明问题——意大利人开办了一家军事航校,实行“宽进宽出”的政策。也就是说,不管能力如何,学员只要耗完必须的学时就可以毕业。

据说,蒋介石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很满意”。众所周知,中国飞行员主要来自上流社会,美国航校出于各种原因将不合格人选扫地出门时,经常会受到多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也会被搅得寝食不安。较之美国人的严肃认真,意大利式的殷勤显然更符合中国人的胃口。他们的办学方式迎合了中国人一团和气的固有心态,却毁了中国空军。

意大利人在南昌援建的飞机组装厂也纯粹是骗局,他们提供的飞机很多是陈旧过时的,有的根本就是废品,这些破烂竟然被航空委员会堂而皇之地登记在册。也就是说,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中国建立的其实只是一支徒有其表的“纸上空军”。

最可气的是,某些人还利用航空捐款牟利。他们筹款时往往会许诺说,使用从当地获得的款项购买的飞机将会以当地的名字命名。拿到钱之后,他们还真派架飞机过来转上一圈,搞个焰火庆典,机身上醒目地喷涂着地名。但实际上,这些人对很多地方做出了同样的承诺,用来进行展示的飞机却只有一架,只不过每次机身上喷涂的名字不同而已。至于筹集来的款项,则早已不知去向,最后,中国空军只是在所谓官方统计表上又“购买”了一架新飞机。

直言不讳是我赢得信任的法宝

全中国的战争狂热愈演愈烈之时,蒋介石来到鄱阳湖西岸的夏季别墅避暑。当时的蒋内心很纠结,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实话说,中国军队的情况非常不乐观——

中日战争爆发时的中国海军拥有全世界军衔最高的海军将领,在国际海军会议上比任何人都优先。讽刺的是,蒋介石那少得可怜的炮艇除了被强大的日本舰队歼灭,无法期待任何事情。陆军情况略好,在德国顾问支持下,一支8万人左右的新式部队初具规模,时刻听从国民政府调遣。但我不得不指出,这支队伍虽然足以让心怀异志的地方军阀闻风丧胆,面对装备精良的百万日军仍然显得底气不足。至于成立不到5年的空军,知晓内情者更是不抱什么希望。

在南昌待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工作需要,我和中方的空军负责人毛邦初一起前往庐山晋见蒋介石和宋美龄。

寒暄过后,蒋介石便开始用严厉的语气质问毛邦初,要求后者对中国空军目前的状况做出解释。善解人意的宋美龄靠过来,为我翻译他们的对话。

“空军到底有多少飞机可以参战?”蒋提高了嗓门。

“91架,委座。”

蒋的脸色突然变得通红,快步走下别墅的台阶,把大批随从远远甩在身后。

“委员长已经发狠话说要把他枪毙了。”宋美龄悄悄告诉我,“航空委员会的账面上显示,总共有500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

这之后8年里,我再没见过蒋介石如此失态。最后,他终于压抑住怒火,来到我面前用中文问道:“你的调查有什么结论?”

“毛将军的数据是准确的。”

“继续,”宋美龄鼓励我,“把所有真相都说出来。”

我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全部说了出来,宋美龄耐心地在旁翻译。来回踱步的蒋介石渐渐放慢了脚步,过了大概20分钟,他才离开门廊,回到了屋里。

经过这番谈话,毛邦初保住了自己的脑袋,宋美龄获得了监督、掌管航空委员会的权力,我则落了个直言不讳的好名声。此次在庐山的会面,为我日后和蒋介石相处奠定了基调。他开始信赖我,我也赢得了他的信任,只要我做的事情有利于战争的最后胜利,他都会毫无保留地支持。“有利于战争的胜利”——这便是他和我相处的底线。

长城抗战的敌我损失:中国军队伤亡6万歼敌6千

早在1931年制定《虎卷》计划时,“满洲青年联盟”所勾画的伪满洲国版图,就包括一个塞外小省热河,和沿长城延伸的一条“非武装走廊”。“满洲新秩序”建立后,石原、板垣、土肥原等人立即着手这一新的征服。

1933年2月23日,日军2万余人分三路进犯热河。10天时间,热河全境沦陷。3月3日,日军6师团一部128骑,占领热河省会承德。该部在承德大肆劫掠。这个师团意志顽强、作风凶狠,4年多以后,正是他们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首凶。

“保卫长城”的声音,在这一年3月一下子成为华北大地最苍劲悲怆的声音。风雨飘零中,战争在长城的300里隘口间铺开,每个关隘都有恶战。几十万人马往来冲杀,只有苍天、黄土、长城、夕阳才静默无声。

在这样的恢弘时空里,“满洲青年联盟”和蓝衣社终于在长城两侧,用炮火、大刀、思想和身体进行碰撞。两大青年军人集团、两大秘密组织成为这个战争的主角。

“贺衷寒时代”就在这样危急的背景下开幕了。

2月底,“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在十余条军列边,铁石般地挺立着一个将军的身影。他的手一直举在帽檐边,表情严峻,目光森冷。在他的身边,铁流一般地,望不到尽头的持械军人涌进站台,涌过他的身边,涌上火车。

这一天是霉雨天气。雨水不断地沿将军的帽檐、肩章上淌下,他的军装早就湿透了,但仍然一动不动。火车站喧天的锣鼓,无数市民、学生、记者的注视,似乎一点都不能惊动他。仿佛他的心已经在遥远的华北了。

2师、25师官兵的长龙已经到尾巴上了,关麟征、黄杰走过来了。此时,他的身体微微地、不被人觉察地颤抖了一下,随后,他的目光由森冷转向热烈,几名卫士为他铺展开了一幅白布。

他咬破手指,用鲜血在白布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笔画。随后,是关麟征、黄杰,随后是百余名出身农家、视野多少有些狭隘的士兵。他们纷纷咬破手指,你一字、我一句,以拙劣字体续成了一阕《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不知道是哪个学堂的学生率先唱了起来。随即,将军沙哑的嗓音加入了,无数人加入了,歌声撞击着南京广漠的天空。将军的眼睛里先是蒙上了一层水汽,接着这水汽凝固、扩大,化作了满眼的泪。

这眼泪感染着站台,这是南京罕见的眼泪。将军没有去拭抹它。

2师、25师官兵后面,是一队一队更加威严、潮水一般静默涌过的宪兵。罕见的钢盔、仪仗,衬托着将军的泪花。此时,人群激动喧闹了起来:“宪兵三团!大英雄!”“宪四团的兄弟,好好地打鬼子!……”

两个姑娘冲破卫兵的警戒线,给蒋孝先、吉简章这两个宪兵团长,佩带上了姑娘连夜编织的绒线花。

一个当过私塾教师的老先生,颤巍巍的身躯也灵活地穿过卫兵的警戒线,把有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字样的锦旗,披到了将军的身上。随后,聚集着数万民众的车站沸腾了,男女老少都试图冲破卫兵的警戒线。卫兵的脸上热泪纵横,但仍然不肯放行,苦苦地劝说着人群。

这个将军,就是贺衷寒。

这一天,在南京火车站的几万民众,还很少有人知道,贺衷寒,以及他所送行的关麟征、黄杰、蒋孝先、吉简章四人,都是让市井开始惊恐的蓝衣社首脑。但即使知道,一个多月后再次出现在南京火车站的一幅令人肝胆俱裂的图景,也足以使亿兆苍生,依旧把那远征的2万余人,那个在火车站用泪眼送行的将军,当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依旧是十余条军列,军列边依旧站立着贺衷寒。然而这一天的贺衷寒,却没有戴军帽,他的头上刺眼地扎着一条雪白的布带。他眼中泪水所蕴涵的悲恸,似乎折射着五千年和四万万的痛楚。

在贺衷寒泪水的衬托下,花圈和白幛,挽联和松柏,静默无息地和一直延伸到火车站广场的几万人,等待着一个个黑色匣子的捧出。飘扬的青天白日旗,高远的南京天空,迎接着近2万个幽灵。然而捧回的不过是一千多个象征性的骨灰盒。大多数人的躯体,已经融进长城与黄土了。

就在这一个多月里,在长城,蓝衣社控制的2万余名出征军人,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人马。

《关麟征传略》简洁地描述了古北口作战的情形:“……关麟征奉命率25师北上至古北口抗日。是役,他亲率149团猛烈反击日军,双方短兵相接,战斗惨烈,关麟征被炸五处受伤,浑身是血,身边官兵全部战死……”

3月12日下午3时,古北口失守。关麟征师伤亡过半。其副手、“军人会”成员张耀明接替负伤的关麟征,再次集结部队,在口内南天门一带阻击。此后20余日,“……起初是关麟征25师在第一线,被打残了。黄杰第2师顶上去,换下第25师。第2师被打残了,刘戡的第83师又顶上去,换下第2师……”

至3月底,3万军人几乎不成建制。同时歼敌5千余人。《时世月报》第二卷第二期在战后曾刊登中日双方战果,称整个长城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共伤亡、失踪6万5千余人,其中关麟征等所属的“徐廷瑶军伤亡65%”,达2万余人。

日本方面,共伤亡6千余人,大部为关麟征等人所歼灭。

近2万人死去了,阵亡的700名军官,绝大多数是蓝衣社军人会成员。一个个往昔音貌尚存、生龙活虎的人,先是身体上穿透了密集的枪眼,随后又化作了一把土、一股烟,再也看不到了。

它也化做了贺衷寒在站台上的声音:

“弟兄们,我们回家了!……我们都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