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建军史：红军编制中为什么没有第三方面军

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最早创建的红四军是朱德、毛泽东于1928年5月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这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5月25日，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支“红四军”，也是第一支打出“红军”旗帜的部队。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1930年6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四军与红三军、红十二军在福建汀州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旋改称红一军团。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合编组成红一方面军。

红军雕像

第二支成立的红四军，是由贺龙等人在湘鄂西于1928年6月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贺龙，参谋长黄鳌。1929年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贺龙仍任军长。1930年7月4日，红四军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合编组成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仍由贺龙兼任军长。1936年7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红军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第三支红四军，是1931年在鄂豫皖边区建立的。1931年1月，由许继慎为军长的红一军与蔡申熙等领导的红十五军合编，改称红四军。军长旷继勋（后由徐向前接任），政委余笃三（后由曾中生、陈昌浩先后接任）。红四军在徐向前等领导下，对发展和巩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31年11月7日，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合编成红四方面军。

上述情况表明，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曾有过3支红四军。这3支红四军，在红军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来发展成的红军三大方面军，实际上就是分别在这3支红四军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红军勇渡乌江：冒充老蒋智发假电报调虎离山

“红色密码”之父曾希圣

长征期间，敌我双方都在大规模的行军途中，无线电通讯成为双方传递军情的主要联系方式。蒋介石或许没想到，自己部队电台发出的电文其实大多数都被红军截获破译，在长征途中，曾希圣带领军委二局(负责情报侦查工作)人员全天候监听敌军的电波信号，破译了国民党800多种不同电文密码版本，被红军领导人称是认识“天书”的人。日前，曾希圣的女儿曾小红、《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的研究成员陆德生，向记者讲述了曾希圣不为人知的情报工作历程。

长征时期的曾希圣（中间）

白手起家，通宵达旦硬啃“天书”

曾希圣于1904年出生于湖南兴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先参加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学习，1930年担任上海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负责情报工作，曾获取了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计划等重要情报。

曾小红向记者介绍道：“1932年红军在攻打赣州时失利，当时侦查的情报了解到赣州这一块的国民党军人员比较少，大概是三千多人，是可以打的。但没想到赣州北面国民党蒋介石嫡系5个师的精锐部队突然调动，迅速南下包抄了攻城的红军，红军在那次作战中伤亡很大。”

此战过后，我军意识到，战场上军情瞬息万变，若能截获敌军的无线密电就能随时了解对方的动态，但国民党的电报内容都经过加密处理，报务员抄收的敌军电文虽然堆集了一大捆，也只能一筹莫展。一次，曾希圣认识的一位邮电局报务员告诉他：“其实无线电的密码也有规律可循，是可以破译的。”曾希圣听后眼前一亮，他向上级请示成立了电文破译小组。

解放战争时期曾希圣一家

破译小组成立后，曾希圣和曹祥仁、邹毕兆等几位人员开始了针对国民党电台的破译工作。他让收发员把来自不同方向的电波分别一一编号归类，最后搜集了整整两大箱加密过的电文，曾希圣他们几人就钻进房里没日没夜地研究起来。加密过的电文并无明显规律可循，一开始什么也看不懂，破译工作进展十分缓慢。

1932年8月，红军击败国民党在江西宜黄县的部队，曾希圣带人在敌师部的电台机房中搜查到一批遗留下来的加密电文，通过它大大提高了破译的效率。

曾小红回忆说：“父亲和曹祥仁等人带回这批电文后仔细研究，最终找到一份已经翻译出了三十多个字的电文，他们把这30多个字作为线索，通过它们之间的规律、连贯的字词猜测大概意思，多次反复推敲后，最后硬是将这封‘天书’般的加密电文猜译出来，由此打开了破译国民党密电的一个缺口。”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钻研，曾希圣同几位同志将国民党军的“展密”(一种密码代号)密码本贯通，敌军的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到红军指挥部，随着破译小组的作用日益凸显，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军委二局，由曾希圣担任局长，曾希圣和另两个同志组成破译小组，专门负责破译敌人的电台密码。

晚年曾希圣与女儿曾小红

到1933年7月，二局已成功破译敌军密码100多本，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在红军建军6周年的纪念日上，曾希圣被授予二等红星勋章。

长征赶路，常常从马上摔下来

电报内容屡次被破令蒋介石提高了警惕，国民党电台的密码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变换，军委二局的破译人员需要不断地破解新密码。曾希圣把二局的工作职能进一步细化，他带领一部分人专门搞破译工作，另一部分人专门负责接收敌军来自四面八方的电文，并让局里的每一台电台负责敌军对应的一个师或两个师，提高了破译敌方密码的效率。

长征资料图

“由于经常通宵达旦地破译电文，父亲和二局的同志在行军中常常因过度疲劳被绊倒，或从马上摔下来，但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破译了大量有价值的密电。”曾小红说道。

1933年红军在登仙桥附近一举迁灭了国民党两个师的“围剿”部队，令国民党军队士气大受打击，国民党名将李默庵闻后心情低落，就用自己师部的电台秘密给在上海的夫人发了一首诗：“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这封电报被当时的二局截获，准确无误地破译出来，周恩来看后记住了这首诗。

1936年周恩来到西安处理西安事变时，见到了他的黄埔学生李默庵，周恩来想起他写的那首诗不错，随口就念了出来。李默庵听后大吃一惊：“那是我密电给夫人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为了不间断获悉国民党部队的动向，曾希圣把人员分成两支队伍，一支随着大部队先走，另一支留在原地架起信号设备，搜集电报信号。到了约定的时间后，行在前方的队伍停下来架设电台开始搜集电报，此时后一批人才停止工作赶上来，长征路上这两支队伍就这样一边随大队行进，一边负责破译工作。

假冒蒋介石密电，为红军顺利渡乌江争取了时间

陆德生向记者介绍，1935年红军指挥部根据曾希圣二局破获的情报，采取了避实击虚灵活战术，带领红军在国民党40万人的围堵缝隙中穿插移动，在四渡赤水中争取了主动，走出了危局。

长征资料图

1935年3月，红军主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南下抵达金沙县安底附近，准备南渡乌江。这时曾希圣和报务员从蒋介石调动军队的电文了解到，国民党的周浑元、吴奇伟2个纵队6个师部队正由安底西北一带往东南方向逼近红军主力，一天后很可能会与红军主力遭遇，同时在乌江南岸20余公里处，还有国民党军3个师的部队。红军主力要保证安全渡江至少要三天时间，双方部队若交锋，必然会是一场恶战。

当晚红军指挥部灯火通明，领导人员开了很长的会议研究对策。曾小红告诉记者：“后来父亲在会议上提议，二局的破译人员对蒋介石电文的语言规律、用词都比较熟悉，能不能利用掌握的国民党军的口令和电文格式，假冒蒋介石密电，命令这两支部队改变行进路线，令他们晚些抵达安底一带，争取时间让红军渡过乌江。”

这一提议得到上级的赞同，大家认为，只要电报内容不太过直白，国民党军应该不会察觉。根据指示，曾希圣让军委二局报务员以蒋介石的语气，向这两支部队发出了“继续前进”电令。假电报发出后，一直朝着东、南两个方向前行的国民党周浑元、吴奇伟部接获密电后深信不疑，部队果然没有改变方向，“奉命”继续向泮水、新场、三重堰方向前进，使得国民党部队的包围圈扩大，与红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长征资料图

三天后，红军顺利渡过乌江，队伍长驱南下甩掉了国民党20多万的堵截大军，避免了一场血战。“后来这起假电报的事一直没有人提起，国民党内部可能也没有察觉。”曾小红道。

在艰苦的长征路上，曾希圣和曹祥仁等同志共破译国民党军各类口令860多种，红军领导人曾评价曾希圣领导的军委二局道：“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曾小红回忆父亲：脾气急，但很严谨

长征期间军情瞬息万变，但破译工作又非常繁琐耗时，曾希圣的压力非常大。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行军遇到的环境特别艰苦，有一段时间整天都吃水煮竹子，没有盐，父亲看到就反胃，得了严重的胃溃疡，身体条件很差。曾小红告诉记者：“父亲一急起来脾气就不好。他对工作要求很严格，一是一，二是二，容不得半点马虎，特别反感别人用‘可能、好像’之类的词跟他说事。但生活中的他却十分随和，有空时就跟我们几个小孩一起玩游戏，我很少见过父亲骂人。”

曾希圣直到去世都未曾向家人透露自己长征期间的情报工作经历，曾小红后来从父亲的老战友口中才逐渐知道父亲在长征期间的一些经历。“父亲一直对自己在长征期间的工作经历守口如瓶，他从没跟我说过任何一点有关长征的事情。小时候我就听母亲说父亲走过长征，曾好奇地问父亲长征期间打过什么仗、是不是要吃野草、树皮，但父亲总是闭口不谈。”曾小红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