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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抗战史话:日军屠杀村民设陷阱被八路军围歼

从1938年起,八路军和新四军相继进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平原地带建立根据地。与山区作战相比,平原作战的难度显然大得多,面对依托公路快速出击的日伪军,我军该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许多人一开始心存疑虑,但毛泽东在1938年《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通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中国军民创造出一系列平原作战样式,尤其平原伏击战更是打得有声有色。

抗战资料图

巧用地貌出其不意

平原作战与山地作战的最大区别在于缺乏地理障碍作为依托,日军的机动力和火力优势能得到充分发挥,而我军的隐蔽变得比较困难,新四军名将彭雪枫提出:“从地形上说,虽然平原没有大山以躲藏之利,却有像山一样的作为隐蔽活动的森林、村庄、沟溪、芦苇、禾苗、青纱帐、起伏地。”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也在总结反“扫荡”作战经验时指出:“(冀南平原)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利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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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八路军第386旅利用日军受袭后必报复的规律,选择在冀南平原的香城固设伏。香城固实际是带状沙河故道,洼地四周长满红柳和野枣树,洼地以西靠近张家庄处是一道由西南伸向东北的大沙岗,长约1500米,高有几米。香城固东北1.5千米处是庄头村,与张家庄遥遥相对,构成天然的钳形防御阵地,把地势倾斜的洼地夹在当中。另外,此地距日军占据的威县仅有10余千米,八路军敢在敌人家门口布阵,这是敌人预想不到的。

2月8日至9日,八路军派出小部队袭击曲周、威县等地,2月10日上午,驻威县日军第10师团第40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分乘9辆汽车出城“扫荡”,八路军且战且走,于12时诱敌进入香城固地区。日军遭到八路军密集围攻,由于身处洼地最低处,加之车辆陷在泥沼软土里动弹不得,日军无法发挥火力和机动力的优势,结果200余人被击毙,8人被俘,八路军仅伤亡50人。

除了利用现有地貌,敌后武装还发动群众改造地形地貌。1939年1月20日,驻山东盐山的日军派出一个中队(200余人)前往旧县镇设置据点,八路军冀鲁边挺进纵队决心在韩集村打伏击。韩集位于盐山至旧县镇公路东侧,北距盐山15千米,南距旧县镇5千米,该村院深墙高,村外又有土围子,它的周围还有马杯家、韩沙洲等几个村庄和一片树林,易于隐蔽。担任主攻的八路军第7团赶到韩集后,连以上干部连夜察看地形,决定将公路南头拦腰挖断,在公路东西两侧和南头三面构筑工事,等日军一进伏击圈就收拢口袋,来个“关门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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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部队和当地群众连夜挖沟,修筑工事,利用寨墙和天然道沟构成一道道火力网,同时还在公路两旁挖了许多有深有浅的坑。21日上午,日军钻进伏击圈,八路军立即开火,头一天挖好的坑收到奇效,日军因为在公路上无处藏身,纷纷往坑里跳,有些坑里事先安放了地雷,敌人跳进去就上不来了,另一些坑虽然没有地雷,可是挖得很浅,敌人跳下去伏在坑沿还击,就把半个身子露在外头,正好暴露于我军枪口之下。战至傍晚,日军几乎被全歼。

精细策划精确打击

由于平原地区交通便利,日军遭袭时无论逃跑还是增援都比山地来得快捷,因此平原伏击更讲究精细策划和精确打击,张震上将总结抗战平原游击斗争时曾写道:“组织战役时,不但要注意敌我对比,地形条件,更需要注意计算时间(接敌时间、战斗时间、援敌到达时间)。”

1938年5月,新四军第4支队第9团进入安徽巢县银屏山区,从当地百姓处得知日军经常来“清乡”,蒋家河口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该河口位于巢县东南5千米,那里杂草丛生,芦苇茂密,新四军决定在此设伏待敌。战斗前夕,新四军侦察员化装到日军据点附近侦察,掌握敌人活动规律。5月11日下午,第9团抽调团侦察队和第2营第4连、第6连一个排,秘密潜入蒋家河口。12日8时许,日军乘两艘汽艇向蒋家河口驶来,当汽艇靠岸之际,新四军展开集火射击,仅仅20分钟内,艇上的20多名日军全被打死,而新四军无一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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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为了切断驻安庆和桐城日军的联系,新四军选定两地公路中段的铁铺岭进行伏击。铁铺岭说是“岭”,倒不如说是平原,地形缺乏起伏,能埋伏部队的空间有限,因此新四军只安排了两个排又三个班的兵力参战,而且明确规定:敌车队规模太大不打,单车也不打,专打十辆以内的小型车队,以求速战速决。新四军还专门安排了瞭望哨,规定信号:鸣一枪表示可打,挥动白手巾则表示不打并撤退。17日上午9时,日军200多辆汽车开过铁铺岭,伏击部队根据信号迅速隐蔽转移。当车队远去后,我军重新进入伏击阵地。11时许,日军3辆汽车驶来,新四军果断出击,仅用半小时即全歼敌人,并于12时撤出战场。几十分钟后,日军派出5辆装甲车来到战场,却一无所获,只能漫无目的地开枪泄愤。此战,新四军击毙日军29名,自身仅伤亡5人。

真真假假虚实结合

遭到多次打击后,日军也变得谨慎起来,对可能遭袭的时间和位置加以注意,有时甚至企图反咬我军一口。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抗日军民总能识破诡计,用更高超的策略消灭敌人。

1939年1月,驻山东东光的日军藤井联队派兵前往灯明寺修建据点,八路军连续出击三次,挫败日军企图。在第三次出击中,八路军夜袭日军占据的村寨,接近拂晓时准备撤退,日军却故意在寨子里焚烧民房,屠杀村民,试图引诱八路军回村,趁机背后偷袭。八路军索性来个将计就计,一部分人回村救火,另有一连人马埋伏在村外,等待时机攻敌背后。日军以为八路军中计,便兵分两路围住进村救火的八路军,可没想到自己背后却杀出一大队八路军,结果很快败下阵来。

1942年4月,日伪军侵占江苏海门县的悦来镇和三阳镇,日军急于向启东县推进,便强拉民夫赶修海启公路。由于弹药不足,新四军直接攻击日军据点比较困难,于是新四军第7团团长严昌荣制订了“引蛇出洞”的计策。自那以后,第7团始终与日军据点警备队形成对峙,双方驻地仅隔数千米,第7团每天出操上课,日军以为新四军缺乏攻坚能力,不把对方放在眼里,渐渐地开始熟视无睹。与此同时,第7团老是派出小分队去破坏日军修路工作,让日军十分头疼。

6月3日上午8时,三阳镇据点的160余名日伪军押着大批民夫去修路。新四军侦察员伪装成农民在田间“劳动”,日军立即前来抓人,“农民”向北奔跑,把日军引入伏击圈,数名日军被打倒。紧接着,听到枪声的修路民工一哄而散,日伪军也管不了这些,赶紧集中兵力沿路基周围进行搜索,却掉进新四军设置的“大口袋”。经过半小时战斗,日伪军被全歼,我军还缴获一门九二式步兵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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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群众全民抗战

中共抗日武装之所以能在平原站住脚跟,一大法宝就是群众路线。徐向前在1938年所著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文章中写道:“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正是依靠自发行动起来的人民,八路军、新四军才有了最坚实的基础和后盾,吕正操总结冀中游击战经验时说:“……冀中政权自村至专署皆依靠群众游击队来掩护支持,县有游击大队,区设中队,村有游击小组……游击队单独作战,经常打击敌据点伸出之少数部队,游击小组则打敌人的零星部队,给敌人的活动一个很大的限制,同时维护了抗日政权……冀中的自卫队,除站岗、放哨外,还担任通讯、担架、送给养、送弹药、破路、打狗,是男女都参加的。其次,除奸组织各地皆有,自卫队设有秘密岗哨及武装岗哨。再其次,生产有代耕、助耕,由群众团体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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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21日,新四军浦东支队的3个主力中队驻扎在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朱家店以南的几个村里,侦察员获悉周浦镇据点的日军要到六灶、新场“清乡”。接获情报后,支队长朱亚民决定打个伏击战,地点选在日军必经的朱家店。朱家店位于六灶之南、五灶港北岸,此地有河塘与棉花田,能有效限制日军机动。此次“清乡”的日军是47人的小队,在翻译陪同下,日军于10时许抵达六灶,吃完饭后赶往新场。虽然是在自己控制区腹地行军,日军仍不敢大意,派出3名尖兵在本队前方20多米探路。事先布置在路边田地里的群众发挥了欺敌作用,他们面对日军毫不慌乱,让日军放松了警惕。日军穿过朱家店镇,走过五灶港石桥后,全部进入我军伏击圈,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战斗里,我军歼灭日军34名。此战中,我军良好的群众工作不但体现在“演戏”的群众身上,连日军必经之地的伪区长、镇长都被新四军争取,他们不仅及时提供情报,还在中午设宴拖住日军,为我军设伏争取了时间。

而发生在1945年的三垛河伏击战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4月20日,盘踞宝应县的日伪军要调往周庄,新四军决定在途中将其歼灭。经过调查,新四军决定在三垛镇以东、北澄子河边新庄到野徐庄的狭长平原地带组织伏击。4月27日拂晓,新四军秘密开进阵地,伏击地周围的老百姓听说新四军来打鬼子,不仅热情地招待子弟兵,并保证不走漏风声,民兵们还布置了秘密警戒哨,帮助封锁消息。为了迷惑日伪军,沿河商店照常营业,河上船只通行无阻,表面上风平浪静。28日15时许,一无所知的日伪军浩浩荡荡地进入伏击圈,随后的战斗便毫无悬念了,1800多名日伪军被报销,伪军团长马佑铭当了俘虏。

就以往而言,平原并不适合开展游击战争,更不要说在平原组织较大规模的伏击战了。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却改写了这一历史,依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充分发动群众所形成的“人海”,八路军和新四军用一场场平原伏击战的胜利,让广大民众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