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提供了可能
日军在华北所制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使华北的局势处于危机关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重大。首先，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华北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其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的野心。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事变后，日本准备把战争扩展到更大的范围。1936年8月，广田内阁确定了“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海洋发展”的侵略方针。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1] 。
其次，华北事变使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成为国共两党由对峙到联合的重要契机。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在此影响下发生的西安事变，反映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说明抗日救国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事变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的序幕，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三，华北事变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事变发生后，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于1936年9月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将“反蒋抗日”的总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
第四，华北事变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急剧分化，在对日政策上发生分歧，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英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最后，华北事变加深了美英与日本的矛盾。华北事变后，日本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控制了华北。他们扶植汉奸、买办拼凑了许多经济机构，使华北经济日益殖民地化。日本在华北经济势力的扩张，损害了美英帝国主义在华北的经济利益。于是英美就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亲美英派来抵制日本。
强盗日本侵华八年从华北掠夺了多少资源？
日本法西斯对中国华北的重要工业资源，可以说是举国上下，集军、政、经、文等各方力量进行掠夺。通过血腥的殖民统治和庞大严密的掠夺机构，把华北的巨量物资和财富变成其发动、扩大、维持侵略战争的经济动力，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掠夺煤炭12000万吨，铁矿石450万碑，铝钒土3000万吨，钨、锰、金矿21.2367万吨，棉花2000余万吨。
但实际掠夺和造成的损失，远远超出此统计数据。以大同煤矿为例，日军即掠煤炭1400余万吨;为上述数字的1/8，在山西晋城一个县，日军仅生铁就掠运走50000吨;晋东南地区1941年以前日军抢劫羊毛295万吨。粮食掠夺量更为惊人。
山西祁县抗战期间全县人口仅10余万，被掠夺粮食竟达7500万公斤……另外，日军疯狂抓丁，不顾条件野蛮生产，对中国的人力资源掠夺和对民夫屠杀更加残酷。据1937年7月至1942年统计，被日军抓去当“劳工”的青壮年就有529万人。
抗日战争期间大同矿区死亡6000余人。山西灵石富家滩煤矿，日军掠夺煤103万吨，而生产这些煤炭的矿工死亡竟超过10000人。也就是说，日军每劫掠100吨煤，就有一个中国人赔进了宝贵的生命。
在日军侵占河南焦作的7年多时间内强盗般地掠夺煤炭500余万吨，屠杀矿工和其它群众数万人，烧毁房屋上万间。日山寺、妙乐寺等古迹也被日军破坏殆尽。
在北平，日军以“军管理”的方式，霸占了华商电灯公司、石景山炼铁厂、长辛店机车修理厂、清源制泥厂等企业。北平至华北各地以及其它地区的全部铁路设施，也均被日军夺为己有。其中包括11个铁路厂，200余台机车，4600余辆客货车。
日军还在金融方面进行掠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由日本侵略者操纵1937年2月12日成立)，总行设在北平、它大量发行无储备的不兑现的“联银卷”，依靠武力强迫华北人民使用。引起物价飞涨。初期发行这种伪卷，票面共有1元、5元、10元三种，后来由于发行额的加大，印刷速度跟不上，伪中联就增印50元、100元票面的大钞。1945年3月发行500元票面的大钞。同年5月又增发1000元票面的大钞。到日本投降时，竟出现了5000元票面的大钞。
据伪中联总裁汪时璨供认，在其任职的时间里，共发行伪钞1238亿元。当时，在华北被日军殖民统治的人民只有1亿，平均每人占1238元。由此造成物价飞涨的速度极快。在北平以玉米面计，1938年每市斤0.10元左右，1942年12月涨至每市斤1.05元，1944年8月中旬每斤涨到5元，日本投降前夕每斤竟狂涨到1000元至1400元。
日伪在发行联银券的同时，极力排斥打击中国政府发行的法币。1939年3月日伪颁布《扰乱金融暂行处罚法》，明令禁止法币在其占领区流通，强迫人们用手中的法币以低值兑换联银券。然后日方又到国统区以法币套购外汇，购买物资，补充军用，进一步加剧了国统区的通货膨涨。
日军变本加厉地对北平市民进行掠夺与压迫。首先，加捐加税，加重北平市民的负担。1942年9月，日伪华北政府将原征收的税赋提高数倍，并加大所得税的额度。其次，日伪政府还巧立名目开展了一系列的所谓“献金”、“献机”、“献袋”等运动。
所谓“献金”，就是搜刮民间铜器供给日军制造武器。北平居民的家用铜制器皿、门环等，都被掠去。故宫的铜质文物亦被强行运走1000多公斤。至1944年，日军以“献纳”名义从北平掠夺的铜达数十万斤。“献机”就是伪北平市公署强迫市民缴纳“献机基金”，购买飞机献给日军。仅市公署负责砍伐北平市的全部成材树木，“献给”日军，计有20000余株树被其掠走，包括很多有保留价值的古树。“献袋”，即由伪市公署征集“大东亚战争慰间袋”，“献给’旧军。
在天津，自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方抢占良田92.17万亩，约占当时天津县、清河县两县耕地面积的1/2。并成立了以军事头目为主的天津米谷统制会，实行残暴贪婪的“米谷统制”，从天津掠夺了大批粮食。
日本侵略者还以“军事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赁”、“购买”等手段，大肆掠夺的中国民族工业。日方又以“物资统制”的名义，严禁自由经营和贩运钢铁、粮食、棉纱、棉布、皮毛、烟草、火柴、建材、染料、汽油等40余种物资。
天津沦陷初期，日军以该地作为掠夺华北战略资源的中心，并由天津向整个华北幅射，使华北成为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日本政府通过野蛮、凶残的掠夺，获取了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物资。仅在1937年至1938年间，日本占领者就从天津掠走价值约40亿英磅的物资。特别是日军封锁天津的水陆交通，控制天津港，接管海关以后，天津就成为日军战略物资的加工和集散地，天津的工业完全纳人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轨道。日军还成立华北盐业公司，并指使汉奸成立兴芦公店，先后开辟盐田25.3万余亩，将原盐大批输人日本国内，每年达几十万吨。为了进一步掠夺华北的物产和资源，日本从1939年开始扩建塘沽新港。到1945年，新港基本建成3000吨级的杂货泊位4个和5000吨级的煤炭泊位1个。日本从天津港口运出了大量的煤、铁、盐、棉等重要战略资源并掠走了成千上万的劳工。
日本侵略者不仅从其占领区掠夺资源，而且还通过“围攻”、“清剿”等军事方式妄图消灭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军民，并大肆掠夺根据地的物资。
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中，晋西北区24个县被日军抢掠粮食3057500石、牲畜1049940头(只);北岳区(冀晋区)31个县被日军抢掠粮食10.01亿公斤、牲畜713008头(只)、被服3987530件;在太行区，日军抢走粮食12056100石、牲畜279774头(只)、衣服3020514件;在太岳区，日军抢走粮食22.1亿斤，食盐702亿斤，牲畜4780000头，被服946500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