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风云录：日侵略故宫背后的文物保卫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社会上的许多有识之士就感觉到了来自日本人的威胁，开始有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之议。

1932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正式电告南京中央政府，要求把文物南迁以避来日北平的兵火之乱。

国民政府高度重视易培基的申请，紧急召开了会议。

会议上，赞成文物南迁的和反对文物南迁的人数基本是各占一半。

故宫

相对而言，反对派的意见显得比较大义凛然。

他们说，东三省沦陷，华北人心动荡，北平为华北乃至全中国的政治文化名城，如果就这么将故宫博物院的一大批文物从北平运出，岂不是向老百姓宣告国民政府即将放弃华北不管了吗？这么做，势必引起民心更加不安，更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不利于全民御敌。而且，人民、领土不比文物更加重要？现在，国难当头，国土难保了，人民的生命难保，我们怎么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些古董、这些死物身上呢？

赞成派却认为，国土沦陷尚有收复之期，而文物被毁则永不复存，如果我们现在不善加保护，那将会成为千古罪人，无法对后代的子子孙孙交代。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就是个惨痛的前车之鉴，古文物如果遭到焚毁或者被劫掠，中华民族的文化损失将不可估量、不可挽回。

会议上，两派人员各持一端，争得不可开交。

抗战资料图

而当争论的焦点传到社会，更是一石击起千层浪。

北平各阶层包括普通老百姓中的大多数人听说政府准备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转移出北平，一下子慌了神，纷纷上街游行，高呼口号，反对“南迁”。

这也容易理解。

他们是担心自己被政府抛弃，希望政府能取消文物南迁之议，横下心来，以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的斗志和日本人斗争到底。

鲁迅先生就是站在这些人的一边的。他极力反对文物南迁，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来对国民政府迁移文物之举进行讽刺，诗云：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显然，鲁迅的观点显得过于偏激、愤懑，以至于不讲情理了。

北平街上游行队伍的声势浩大，到处是 “坚决反对政府放弃北平古都！”“文物南迁就是逃跑”的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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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叫卖报纸的报童又高举着报纸在人缝中来回高呼：“古物仓皇辞故国，胡博士反对南迁。”

胡博士就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

胡适也不赞成文物迁移。他的理由有三：第一，因在国际人士监视之下，未必有人敢于破坏文化古物；第二，因故宫古物数量极巨，迁移并非易事，万一发生意外则责任谁负；第三，因余深知，在南京上海均无适当地方存储，非万不得已时，绝不应轻易迁移。

胡适不像鲁迅那么偏执、激进，他就事论事，从实际情况出发，从方方面面考虑，还是很关心文物的安全，以文物为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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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的原因是担心文物出了故宫就会有丢失、损坏的危险，而且，也想不到其他可以安放这些文物的地方。

但，显而易见，胡适把文物的安全寄托在“国际人士监视”之上，未免显得书生之见了。

试想，日本人是赤裸裸的侵略，是强盗行径，还会讲什么道义？又还会顾及什么“国际人士监视”？

本来，故宫博物院的马衡是附和易培基之议、极力主张南迁的。但是他的儿子马彦祥却大不以为然，公开跟老子唱起对台戏来，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要抵抗吗？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

赤壁大战前夕，孙权为了表示自己与曹操作战的决心，曾拔剑劈下案桌一角，说：“不破曹贼，当如此案！”

看马彦祥的意思，是想用故宫博物院里的文物充当孙权剑下那案桌一类的道具以表与敌死战的决心了。

不管怎样，反对文物南迁的声音是一浪高过一浪，完全盖住了赞成南迁的声音了。

有人甚至恫吓和威胁说，如果政府真的要转运文物，则他们就要在车站、铁路上安装炸弹，让人员、车辆和文物一起去见阎王！

这一武力威胁说竟然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一时间，该说喧嚣尘上。

那些支持文物南迁的工作人员也开始不断地接到恐吓、威胁电话。

1932年8月21日，北平政务委员会召集专家，讨论保存故宫古物的办法。

会议通过了关于保存故宫古物的三项决议，其中第一项让人哭笑不得，竟然是：“各委员签字，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500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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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文物，这算哪门子保护啊？

易培基欲哭无泪，赶紧给张学良发出电报，敦促他出面阻劝此议。

10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也举行了会议讨论保护故宫文物的办法，终因数量众多的民间团体的反对及社会舆论的作用，拍卖文物的论调才被压了下去。

1933年，日军进入山海关，局势日益险恶。

国民政府经过反复权衡其中利弊，最后也拍了板，同意了文物南迁，批令：“交行政院同军事委员会核办。”

国民政府这一关是通过了，但故宫博物院内部的意见也并不统一。

赞成南迁和反对南迁的人数也是各占一半，双方势均力敌，不相上下。

不过，和社会上民众的想法稍有不同，故宫博物院里面的工作者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的目的都是出于对文物更好的保护。

时为“院长助理”的吴瀛认为应该观望一下，说：“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内外的敌人，都等待着！我们最好不做此事！”

吴瀛，字景洲，江苏常州人，自小天资聪颖，13岁就考入浙江大学，后因其父吴稚英到武汉洋务派领袖幕府任职，转学进入了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方言学堂”英文专业学习，成为中国最早的学院派少年大学生，和易培基同班。吴瀛在班里年纪最小，易培基在班里则是年纪最大的兄长，比吴瀛整整大了十一岁，处处照顾吴瀛，两人就此结下了深厚的同窗之谊，按吴瀛自己的话说是“亲而不信”的生死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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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培基听了，极其生气地说：“你这话全是为私！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考虑这些问题，推卸责任！”

吴瀛之外，反对派中还有一个闹得很猛的人，即曾做过湖南民政厅长代理省长，一度做过古物陈列所所长的周肇祥。

周肇祥认为故宫文物在兵临城下之际运出北平，势必会动摇人心，引起社会不安；呼吁政府应以保卫国土为重，以安定民心为重，停止古物南迁，不应对敌处处采取妥协退让态度。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绝不能轻易他迁，以免散失。

周肇祥的反对，并不只在嘴皮上说说，他还付之了行动，在中南海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自任主席，通电反对故宫古物南迁。

他还在太和门聚众演讲，呼吁民众反对故宫文物南迁。

周肇祥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适当的时候，他会以适当的武力来阻止南迁，强调说自己誓与国宝共存亡。

随后，许多故宫职员都收到了来自“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恐吓信，信中宣称要在铁路沿线埋炸弹，以阻止文物南迁。

吴瀛的口头上反对，易培基可以与之开展辩论，将吴瀛的反对观点斥倒；而对于周肇祥这种行为上反对，易培基就多少显得有些顾忌了。

经过前思后想，易培基把这一情况致电反映给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云：“于学忠(平津卫戍总司令)转来各团体反对古物南迁函电，举座大哗。似此情形，倘地方政府不积极负保护之责，物品一出宫门，即恐发生意外。至个人危险，早置之度外。手枪、炸弹、恐吓信件，日必数起。”恳请宋院长以严令拿办，并责成政府负责办理或可消除障碍。

接到易培基的汇报，宋子文没有等闲视之，命人将周肇祥进行善意的秘密逮捕，并指示，必须等文物专列平安出京十天后才将周肇祥释放。

而且，国民政府还对文物南迁公开表态：故宫文物是国家数千年的文化结晶，毁一件就少一件。人民留在北平可以协助政府抵御日寇，文物留在北平只有被掠夺和毁灭的可能。国亡还有复国之日，而文化一亡，将永无补救。

这样，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故宫博物院内部终于统一了转移文物的意见，并决定从1月31日开始，将已经装箱的文物分批南迁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