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首歌，他回归了革命队伍，建国后，不幸成遇刺级别最高首长

广东嘉应（今梅州市）人朱云卿是井冈山时期是毛泽东极为器重的青年将领，曾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部部长(总参谋长)，为我军第一位总参谋长，却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不幸遇刺，是我军遇刺高级指战员之一。

朱云卿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受党的委派，曾于1926年任中共北江特委委员，负责北江农军学校工作，并于1927年4月率领农军千余人于韶关成立广东北江农民自卫军北方总指挥部， 该年9月，参加了秋收起义，在三湾改编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参谋长。

1928年春季，红军1团在宁冈新城打了个大胜仗，干净利落地端掉了敌人一个整营，抓了一大批俘虏。

开国上将陈士榘当时为红四军教导队区队长兼教官，负责看管、教育和转化俘虏。

红四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所有的俘虏都受到了良好的对待，有伤的会得到及时的治疗，身上的财物也都由他们自己保管。

一天，陈士榘听到楼上的俘虏中有人在唱歌：“……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陈士榘没有什么音乐细胞，但有两首歌常常让他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一首是《义勇军进行曲》，另一首是《国际歌》。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艰苦的抗战岁月，给了那个时代的许多人力量和希望。《国际歌》则在鼓舞无产者不惜牺牲一切砸碎旧世界。

陈士榘非常欣赏列宁对于《国际歌》的评价：“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从楼上飘下来的就是《国际歌》！

按道理说，国民党兵营里是不能唱《国际歌》的，只有红军的部队里才有人唱《国际歌》。

现在，俘虏中居然有人会唱《国际歌》，这太不合常理了。

陈士榘于是上楼去，高声问道：“刚才这歌是谁唱的？请站起来！”

一个清瘦的青年俘虏起身答道：“是我唱的，长官，如果不允许俘虏唱，我就不唱了！”

陈士榘说：“不，可以唱，你唱得很好。你叫什么名字？唱的歌是从哪儿学来的？”

那个青年赶忙回答说：“我叫谭甫仁，广东省仁化县人，1926年我在仁化参加了农民协会，后来到了北江农军学校学习了3个月，《国际歌》就是我们农军学校的校长朱云卿亲自教会的。”

原来，这个名叫谭甫仁的年轻人是朱云卿在江北农军学校的学生，曾随江北农军北上南昌，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0军贺龙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不过，在起义军南下时，他与主力部队失散，在寻找部队时误入江西国民党军第27师，被编在该师第79团1营当兵，又在新城战斗中被俘。

陈士榘详细了解到谭甫仁的经历，感慨地说：“你受委屈了，你想不想见朱云卿校长？”

“想啊！”谭甫仁说，“是他亲手把我领进共产党的门。只有他才能证明我的革命经历，证明我入了党。只是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随后，陈士榘便命人去通知朱云卿。

当朱云卿出现在面前，谭甫仁两眼汪汪，哽咽不已，叫道：“朱校长！我……”

这样一种见面方式也让朱云卿心中为之一酸，连说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里就是你的家。”

谭甫仁因此重新回归了革命队伍。

当天晚饭时，陈士榘碰到了毛泽东，将谭甫仁回归革命队伍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一颗红色的苗子哩，现在该让他归队了，要把他要留在革命队伍里！”

陈士榘后来回忆：谭甫仁回到革命队伍后，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士兵委员会干事，红十二军连政治委员，687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红十五军团第78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谭甫仁打仗曾经引发了一首被亿万人传诵、并将流芳百世的诗词，那就是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那是1928年8月30日早上，国民党湘赣敌军4个团向井冈山扑来，妄图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举扼杀在摇篮中。当时部队弹药紧张，每人只有3至5发子弹，所以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几发子弹，所以决定把敌人引入近距离再发射。由于敌人装备比我们好得多，如果攻上来会导致我们重大伤亡。团长朱云卿观察敌人已经很近，甚至他们士兵的表情都已经看见，他命令“打”，简陋装备的鸟铳、步枪一齐开火，由于距离近、敌人密集，真是做到了枪枪有人倒下，红军积攒了一些大石头也派上了用场，大家从高处掷下，大石头飞速滚动向下，敌人被砸得惨叫声四起，纷纷从羊肠小道两旁滚下山去，不是摔死就是伤痕累累。敌人知道红军枪弹有限，在下午4点卷土重来，谭甫仁看看自己的枪膛，只剩下可怜的一发子弹了，只见谭甫仁大声喊道：“团长，前不久我们修的那门大炮呢？”此时只剩下最后一发炮弹了，大家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几十斤重的家伙身上，谭甫仁憋住气命令：“放！”只听见炮弹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不偏不倚地落入密密麻麻的敌群，随着一声巨响，敌人血肉横飞，惨叫不断。敌人以为红四军主力回到井冈山，敌军害怕吃亏，赶忙逃回茶陵。毛泽东得知，兴奋写下：“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而制造炮声的正是谭甫仁。

抗战期间，谭甫仁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野七纵副政委。1950年4月升任第44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解放万山群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可惜的是，1970年12月17日凌晨5时，时任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谭甫仁被军区保卫部刚提拔不久的副科长王自正枪杀于昆明军区大院的居所内。

这是共和国建国后的最大凶杀案，谭甫仁则为遇刺级别最高首长。

凶手王自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入的伍，从中原到大西南的进军途中，多次立功受奖，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和平建设时期，王自正以自己的才干赢得了组织的信任，先后任昆明军区后勤部枪械保管员、军区首长卫队长、军区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

之所以要行凶杀人，那是因为昆明军区政治部收到从王自正老家河南省内黄县发来了一份公函，函中说，王自正原名叫王志政，富农出身，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查出，其曾在1946年参与了还乡团枪杀村武委会主任的反革命行动，后来逃往外地，改名换姓，混入了我军内部。

昆明军区政治部因此根据举报对王自正实行隔离审查，并将其关押在军区大院内的原战俘管理所。

王自正对军区的处理心怀不满，他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我不能这样死；我要死，也要杀几个人。”“能报复的，只有这一条。”他在笔记本中列下了好几个要杀害的人的名字，包括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等人。权衡之后，他又写道：“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由此可见，王自正杀害谭甫仁属于阶级报复。

就这样，身经百战、戎马一生的谭甫仁将军就无端成了杀人狂魔枪下的一缕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