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那些拜访过海参崴的中国革命者
海参崴
文 | [俄]聂丽·米兹 德米特里·安洽
摘自《中国人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篇章(1870~193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本文已获出版社授权。
在1920~1930年代,中国数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曾访问过符拉迪沃斯托克。
1927年8月,孙中山的遗孀,也是他的忠实朋友和战友宋庆龄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途径符拉迪沃斯托克。
中国民主革命者、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领袖、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孙中山的名字,早在沙皇时代就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人所熟知。
《遥远边区报》1912年3月刊登了一篇题为“孙中山博士回忆录”的文章,其中援引了他的回忆录的某些片断。
“青年时代,我在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行医。我对政治不感兴趣,甚至避而远之。但是,有一次,一个年轻的中国商人来看我,告诉我,日本人将进攻北京。
我对日本人之前的侵略事件没有任何概念,当我听到,日本人不日将成为北京的主人,我越来越感到惊诧。
当天晚上,我就加入了少年中国联盟。”
从这时起,孙中山的爱国革命活动就开始了。1895年广东起义失败后,他不得不离开中国,长期侨居日本,然后去了英国和其他国家,经历了被捕和释放。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报纸转载了孙中山自传中的章节,当时他正被迫躲避中国当局的追捕。
“在我乘坐的前往日本的船离开码头的几天前,一个陌生男子走进了我乘坐的船舱,直勾勾地看着我,说:‘孙,可怜可怜我吧,我是个乞丐,我有老婆和几个孩子。’
我回答说:‘好,我们彼此都明白。你是想出卖我,换一千块大洋吗?’
‘还要多,孙博士,我想挣整整五千大洋。为你的头,我要多少钱,慈禧太后就给我多少钱。但是你考虑一下吧。她抓住你,割下你的头,把它扔了喂狗。而如果你自愿把自己的头给我,不是更好吗?这样你也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幸运。我们家将永久感谢你的恩德。’
‘你说得对,我的头确实值点钱。但是,清朝大臣不会把五千大洋给你一分,你的孩子们依然是乞丐。你听着,我的身体和灵魂属于中国人民和每一个中国人。我跟他们是一个整体。你出卖了我,就等于把你自己的小我出卖给慈禧太后。如果你同意我说的话,那么就当局去告发我吧,我不会逃走。’
陌生人扑通一下在我面前跪下了,央求我原谅。次日,我得知,由于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上吊自杀了。”
关于孙中山的资讯稍后也出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其他报纸上,其中包括关于他所创立的中国国民党以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民主义政治方针的信息。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变成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党”。关于该党的反人民政策,关于该党的左翼从中分化出来,也是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报纸报道的内容。
孙中山逝世一年后,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了纪念他的会议:“3月12日下午4点,在中国剧院(朝鲜大街王义凌的家)举办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逝世一周年追思会。自由进入。”
1927年8月,在国民党“武汉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的陪同下,“国民党左派最卓越的代表”宋庆龄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人们热烈欢迎她的到来。
“宋庆龄1893年出生于上海,14岁起,就在美国上学。从青年时代起,作为其父母的朋友的孙中山,就成了她的政治偶像,他几十年来无所畏惧,冒着生命危险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成为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的奠基人。
1913年从美国回来后,宋庆龄成了孙中山博士(孙中山并未获博士学位,但的确当过医生,此处多为外语中医生与博士拼写相同而至误译并沿用下来)的秘书,并成为其忠实伴侣。那是一个艰难的时刻: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外国列强支持的军阀头子所篡夺。
接下来的十年里,她与孙中山形影不离,孙中山在理论方面的基础是列宁对当代世界所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她帮助做了大量工作,在日本、上海和广州过着紧张而危险的生活,与自己的丈夫一道,为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公布了他的遗嘱,这份遗嘱很快传遍了全世界。随后不久,她就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演讲,谴责放弃了孙中山的原则的国民党右派。
丈夫去世之后,宋庆龄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坚定地捍卫孙中山留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方针。密切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她孜孜不倦地斗争,反对国民党右派。”
难怪她访问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时间尽管不长,但是当地的党和苏维埃领导人仍把此视为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
《红旗报》发表了对宋庆龄的长篇采访报道。
“中国人民对我的政治观点非常熟悉,根据我在武汉发表的声明,支持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全世界劳动人民也知道我的政治观点,在这篇声明中,我阐述了自己要退出武汉政府的原因。在这篇声明中,我强烈反对对工农运动的叛变政策,国民党的官方领袖现在正在奉行这一政策。在当下南京与武汉之间签订协议、中国的民族反革命势力出现某种合流之时,这个声明对中国革命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我所发表的声明在革命事件进程中,成了近期的政纲和革命行动的纲领,所有的真正的革命力量、所有那些认清了国民党右派的叛变政策和知道了中国资产阶级真正面目的力量已经围绕着这个纲领联合起来。”
针对记者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前景的问题,宋庆龄回答说:
“在我上面提到的声明中,国民党左派完全支持这个声明,我坚决地赞成保留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盟,赞同与苏联密切合作,这是孙中山遗嘱顺利实施的基本条件。
现在,当领导目前国民党右派的中国民族自由资产阶级暴露了其真正的叛徒嘴脸,当这种叛变已经成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显而易见的事实时,中国革命出现了转折。
新的斗争阶段开始了,其象征就是李挺和贺龙将军的起义,他们的行动得到了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的支持。”
1927年9月28日,宋庆龄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她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刊登在党的报刊上,其中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报刊。
“孙中山不幸早逝,没能够完成他的一个愿望,这就是来莫斯科亲自与这里的强大革命伙伴会面。孙中山去世前,请我代他访问莫斯科。所以,我来了,以他的名义和中国革命力量的名义,向苏维埃俄罗斯保证,我们将恢复过去我们两国人民应有的合作,并表达我们的希望,就是希望这种合作未来将继续下去。”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名字在苏联滨海地区广为人知,受到人们的尊重。
边疆区第一批国营农场中的一家被命名为孙中山不是偶然的。1930年7月,《红旗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在广袤的乌苏里江沿岸平原上,靠近尼古拉斯克(现在叫乌苏里斯克),坐落着一家名为孙中山的米哈伊洛夫国营农场。进入哈巴罗夫斯克,向左看到的是杜比宁会车点,人们可以轻易地看到会车点的中心花园。这个花园位于会车点建成不久的笔直如箭的宽阔马路尽头,俄罗斯人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路。
国营农场以中国首位革命领袖的名字命名并非无因。这是现存所有社会主义庄园中最靠近东部的一个。这个农场的西边就是幅员辽阔的中国。主要是:从明年起,这个苏联农场将生产属于中国的专门产品——大豆。在苏联境外,大豆还是手工个体劳作的成果,而在这里,其生产则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
实质上,整个孙中山国营农场——在规划上看,这是在新的条件下、在大型机械化生产条件下研究大豆作物的巨大实验室。
国营农场的半数拖拉机手是光荣的远东特别部队以前的战士,这支军队甚至得到了资产阶级阵营的尊敬。”
前不久,俄罗斯国家油画协会滨海边疆区分会发出倡议,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中国杰出的儿女宋庆龄立一个纪念碑。纪念碑的方案委托符拉迪沃斯托克著名的雕塑家格奥尔基.沙拉格拉佐夫来设计。
孙中山与宋庆龄
还有一名中国卓越的革命活动家——广东军队的大元帅胡汉民,1926年曾两次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
第一次是在1926年初,他前往莫斯科,“用实践去检验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检验以下状况所决定的观点的正确性: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应该投身于民族革命的解放事业,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主义中解放出来”。
第二次是在1926年3月底,于返回中国的途中。3月25日下午4时,广东革命军的大元帅、广东政府成员胡汉民从莫斯科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苏联政府和社会组织、海军以及中国少先队的代表列队欢迎。
胡汉民在广东军革命军事委员部成员的陪同下走出车厢。向欢迎的队伍致意之后,他与他们一起检阅仪仗队,并向他们发表了如下致辞:
“看见你们——红军和海军的代表,我感到很高兴。我刚刚从莫斯科过来,在那里,我详细了解了红军战士的生活、学习和日常工作。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中国也有类似的守纪律、忠诚于自己阶级的军队。那时,广东的劳动人民将很快从不知羞耻的武装干预中解放出来。
你们的军队是在国内战争中培养出来的,拥有光荣的过去。我一点也不怀疑,红军将高举革命的旗帜。“
响彻云霄的“乌拉”声盖过了火车站的喧闹。胡汉民走向少先队员,他们用中文集体喊着口号、唱着国际歌来欢迎他。
胡汉民离开火车站稍作安顿,晚上6点,他出席了城市苏维埃会议。”
第二天,胡汉民到达第一太平洋步兵师的部分部队驻扎地,“在那里检阅了炮兵,然后回答了红军战士的几个问题,品尝了士兵的红菜汤和粥,与指战员进行了交流。”
1926年3月27日,胡汉民参观了中国剧院,当时中国人正在那里开集会。胡汉民做了报告。会上通过了决议: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扼杀者。打倒他们雇佣的刽子手——段祺瑞、张作霖和吴佩孚。我们要求广东政府立即进行积极的斗争,反对中国的军阀。
4月5日,胡汉民被邀请到卡尔.李卜克内西第一少先队和远东国立大学做客。
记者参加了这些会见,由于记者的报道,访问的细节为人所知。
“中午12点,胡汉民催促自己的女儿‘要快点去看青年革命者’。
这是第一小河区。列队的少先队员挡住了我们的汽车。两个少先队员向客人敬礼之后,给司机指路,同时,他们一点也不怯于汉语和俄语的区别,与微笑的胡汉民和他的秘书进行谈话,气氛热烈。俱乐部旁,少先队员排成两排。
一个少先队员向胡汉民敬礼,并向他宣读了少先队的决议,决定吸收他为荣誉少先队员,并给他系上红领巾。
胡汉民用中文致意,讲了大约一个小时。
演讲之后,他们参观了少先队的三个俱乐部。其中一个俱乐部以孙中山命名。但是孩子们没有孙中山的肖像。胡汉民下命令让给俱乐部邮寄肖像。
告别的时候到了。胡汉民表示,回到广东后,他作为荣誉少先队员,认为自己的职责是组建广东的少先队。
过了半小时,胡汉民来到大学。
在汉学家教研室,他与远东国立大学的东方系系主任和其他教授进行了会面。然后客人们来到俱乐部,那里已经座无虚席,鲁达科夫教授用汉语致欢迎词。
胡汉民发表了答词。他被推举为远东国立大学的名誉大学生。巨大的图书馆和井井有条的管理引起了胡汉民同志的特别关注。
离开大学,胡汉民前往参加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除了工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逗留期间,胡汉民还参观了《红旗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城市的许多企业和设施。
1930年代,符拉迪沃斯托克不仅接待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家和军事领导人,而且也接待了中国著名的革命诗人、文学家和政论作家、数份杂志的主编——萧三。
萧三1937年
萧三的创作笔名是萧埃弥,他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农民家庭。
萧三曾与毛泽东一起在东山学校学习,他们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
他早年就开始写作,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大学生报纸上发表文章。
与毛泽东的交往和共同学习把他带到了中国革命者的队伍中。学习结束后,萧三当了三年小学教师,积极参与了1919年的反日五四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
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对萧三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开始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0年,为了挣钱和继续学业,萧三去了法国,在那里度过了艰苦的两年。他还去了比利时和德国。192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去了莫斯科,在那里被东方劳动人民共产主义大学录取。
1923年,萧三加入了联共(布),1924年夏回到中国,进行党和共青团的地下工作。1925~1927年他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北方委员部书记和共青团中央委员,还是中共上海委员部委员。
这个时期,他为党和共青团的刊物撰写了许多文章,以诗歌的形式写了革命传单等。
1928年,萧三回到苏联,用中文编辑《国际文学》杂志。萧三写作了许多诗,描写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国红军的英勇行动,以及为中国革命而斗争的无名战士的勇敢精神,反对弗朗哥分子的西班牙人民的英雄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萧三是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倡议者之一,他是《国际歌》中文版的翻译者、许多歌曲和诗歌的作者,他的作品使用民间语言,简单明快,有的以古老的形式写就,但更常用的是全新的形式。
他在自己诗歌集的前言中强调,“我在许多文章中用最通俗的语言写作,我还用古老的民间形式表达新内容,当然,这是为了使文学成为大众性的。”
中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萧三在文化和博物馆事业、国际文化交流等领域担任高级职务,他是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成员,参加了捍卫和平运动。
1937年2月16日,《红旗报》报道了萧三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消息。
萧三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昨天,中国著名的革命诗人萧三从哈巴罗夫斯克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与本报记者的谈话中,萧三通报说:
应帮助中国文字拉丁字母化的新字母远东委员会的邀请,我到了哈巴罗夫斯克。
这项工作在远东已经进行了五年。数万名中国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已经根据新的中国字母学习。为了消除中国劳动人民中的文盲,大部分地方只使用新字母。
从中国不同省份和城市得到了许多对中国文字拉丁字母化的赞同性回应。已经用新字母出版了20多份杂志,出版了许多政治和科学性以及文学艺术小册子,其中包括我的一系列作品。在中国,有两家书店只卖拉丁字母的出版物。
前不久,中国700名文化社会活动家——教授、作家——向全体中国人民发出呼吁,要求对中国文字进行拉丁字母化。其他方面,国民党4名中央委员已经在呼吁书上签名。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此前不久已经故去的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中国的高尔基)和孙科(孙中山之子)也在呼吁书上签名。
我最近一次来远东是在1934年,当时参加了远东边疆区作家会议。现在我来到这里,为了结识中国的新作家,对他们的创作工作给予帮助。
我打算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逗留两周。在中国剧院于苏联巡回演出之前,我想了解它的编导情况。
我肯定要去滨海边疆区各区,特别是苏昌、阿尔焦姆和什科托沃区。
在中国的集体农庄,我了解了争取大豆和其他农作物高产的先进工作者,我向庄员们讲述了中国的文学,我将创作新的集体农庄歌曲。
在苏昌有许多矿工——中国的劳动人民,他们在那里已经工作了许多年。按照我的创作计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让我特别感兴趣。
我希望,近期能够与《红旗报》的读者分享我对滨海边疆区中国劳动人民文学兴趣增长的印象。
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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