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为这群中国籍士兵立碑：外国人都没忘记，我们怎能不知道？
作者：郭阳
一次非同寻常的祭扫
清明节期间，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组织旅俄华侨华人、留学生、俄罗斯友人及使馆外交官祭扫领区内多处中国烈士纪念碑。各界代表在同胞墓前肃立默哀，敬献鲜花寄托哀思，表达敬意。
身为中国留俄学生的一员，笔者有幸参加了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州莫罗佐夫斯克区祭扫中国烈士纪念碑的活动。
莫罗佐夫斯克(俄语Морозовск，48°21'10"n 41°49'38"e)，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州东北部小城，距离州首府，南俄地区中心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市约250公里，人口26290人（没错，这是维基百科上记载的城市人口数量，俄罗斯的“城市”人口和中国同等级别的城市是没法比的）。
1918年6月，苏俄内战期间，红军第33库班师292杰尔宾特团中国营在此地停留时突遭白军哥萨克骑兵袭击。为掩护铁路工人和红军官兵家属，中国营官兵奋不顾身，依托铁路会让站以劣势兵力和装备对抗白军骑兵的反复冲击。在付出巨大伤亡之后，终于击退白军，保住了铁路会让站。后来当地民众将牺牲的中国士兵遗体统一收殓，安葬于铁路会让站附近。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前夕，当地政府和居民一起将烈士遗骸迁葬于城市中心广场，并建起了纪念碑。
纪念碑呈方尖型，顶端缀有一颗红星，正面用中俄双语镌刻着：敬礼 这里安葬的是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于1919年7月在莫洛佐夫斯卡娅车站地区牺牲的第292杰尔宾特国际团中国红军游击队队员。
▲1957年11月，纪念碑落成时的情景（图片来自当地博物馆）。
▲纪念碑今貌
▲南俄地区中国留学生代表在纪念碑前肃立（左数第四为笔者）
▲向纪念碑献花
▲纪念碑正面
▲斑驳的基座上镌刻着中俄双语碑文
▲中国战士纪念碑的旁边就是卫国战争烈士纪念墙，这也是富有苏俄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
▲墙上刻满了卫国战争期间牺牲的本地籍贯的苏军官兵姓名
▲“苏联英雄”纪念碑。上面刻着本地籍贯的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苏军官兵姓名。一批鲜为人知的纪念设施
为纪念中国国际主义志愿军战士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在原苏联境内建有多处中国烈士纪念设施。除了笔者前面介绍的罗斯托夫州莫罗佐夫斯克区中国国际志愿者纪念碑，目前在俄罗斯境内的经考证还有以下几处：
莫斯科红场列宁墓右后侧中国烈士纪念牌。为纪念1917年在俄国十月革命中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牺牲的中国烈士而立。纪念牌呈长方形，大理石制成，上面用俄文刻着：张—1917 王—1917。因牺牲的中国烈士姓名不详，故冠以张、王两大中国姓氏以示纪念。
▲莫斯科红场列宁墓右后侧中国烈士纪念牌
俄联邦彼尔姆边疆区特罗伊察镇中国志愿者纪念碑。为纪念1918年12月在彼尔姆边疆区特罗伊察镇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第225团（红鹰团）中国战士，苏联政府于1953年在特罗伊察战役遗址——瑟尔瓦河畔建立了综合纪念设施。后由于土地私有化和该村基础设施改造，纪念碑于2000年被拆除。在边疆区政府支持和当地居民努力下，2012年中国志愿者纪念碑被重新修复。纪念碑位于该镇瑟尔瓦河畔，碑高约2米，碑文用俄文刻着“1918年12月25至27日在特罗伊察镇瑟尔瓦河畔被白匪枪杀的中国志愿者纪念碑，250名中国志愿者和4名当地居民永垂不朽”。
此外，据了解，在彼尔姆边疆区还有一处烈士纪念碑，位于彼尔姆边疆区叶洛沃村，纪念1918年在此处牺牲的中国、拉脱维亚、匈牙利战士。
▲彼尔姆边疆区特罗伊察镇中国志愿者纪念碑
▲彼尔姆边疆区特罗伊察镇中国志愿者纪念碑碑文
▲彼尔姆边疆区叶洛沃镇中国烈士纪念碑
俄联邦北奥赛梯共和国首府弗拉季高加索市中心中国国际主义战士纪念碑。为纪念在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18年弗拉季高加索8月事件）在弗拉季高加索牺牲的450余名中国国际主义战士，于1960年建立了该纪念碑。碑高20多米，由方形底座和细长石柱组成，前后两面碑文分别用俄文和奥塞梯文写就，汉语译为“献给国内战争时期在北奥塞梯为捍卫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中国同志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大众谨立”。纪念碑位于波扎尔斯基和伊里斯通两条大街交叉地带的“革命广场”上，民众称该广场为“中国广场”。
▲弗拉季高加索市中国国际主义战士纪念碑
俄联邦沃罗涅日州新霍皮奥尔斯克市中国志愿者纪念碑。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新霍皮奥尔斯克的红军近卫军第二莫斯科军团与白匪军顽强作战。为纪念此战役中牺牲的红军战士和18位中国志愿者，苏俄政府于1921年在该市中心建立了革命公墓，亦称“兄弟墓”。后来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和布局结构调整，“兄弟墓”被拆除。1970年，在原“兄弟墓”位置重新建立了俄国内战争烈士纪念设施，保留至今。中国志愿者纪念碑是纪念设施的一部分，碑呈长方形，高约1.5米，长约3.5米。上面用俄文刻着“18位中国志愿战士和区革命战士赤日马科夫、波波夫、利特维诺夫、尼古拉耶恩科、卡尔波夫、阿尼休科、安东诺夫、沙普宁、雅布洛奇金、贝利涅夫永垂不朽”。
▲沃罗涅日州新霍皮奥尔斯克市中国志愿者纪念碑
▲沃罗涅日州新霍皮奥尔斯克市中国志愿者纪念碑碑文
俄联邦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下图拉市市郊维亚火车站旁中国烈士纪念碑。在夺取十月革命胜利和捍卫革命成果的斗争中，中国人民的许多优秀儿女同俄国无产阶级并肩战斗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最著名的中国烈士是1884年4月28日出生于辽宁铁岭的任辅臣。1918年11月，任辅臣率中国团为保卫战略要地维亚火车站和下图拉市工厂同白军展开激战，因双方人员、武器相差悬殊，包括任辅臣在内约300名中国团官兵英勇牺牲。1919年在维亚火车站旁立了中国烈士纪念碑，1988年重修。纪念碑目前状况完好。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下图拉市中国烈士纪念碑一段尘封的历史记忆
据史料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四、五十万中国人被招募或被拐骗赴俄劳作，他们受尽了战火的摧残和沙皇资本家的折磨，不断掀起反奴役和反压迫斗争。仅在1916年就有6起较大的华工反抗斗争事件。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同是劳苦大众的华工很快加入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当中。他们接受革命的思想，加入到红军队伍当中，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做出了贡献。
▲苏俄红军中的中国官兵
根据现有资料，十月革命和俄国内革命战争年代，在苏俄红军队伍中有许多由中国人组成并由中国人指挥的团、营建制的队伍。
1918年初，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组建的中国营是苏俄红军队伍中第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支队。此后，在彼得罗扎沃茨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弗拉季高加索、彼尔姆、沃罗涅日等城市，相继组建了类似的中国支队或分队。1919年夏，苏俄红军队伍中总共有8支由中国国际主义志愿者组成的队伍。
▲苏俄红军中的中国官兵
红军第29步兵师“红鹰”中国团、第25步兵师（著名的夏伯阳师）第222国际主义志愿军团、第33步兵师第292杰尔宾特步兵团中国营等，为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转战俄罗斯南北，参加多场战役，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十月革命领导人列宁最早的警卫中就有70多名中国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警卫人员中也都有中国人。他们曾高度评价中国国际主义志愿军战士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应该说，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由于国家积贫积弱，海外华人屡屡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种族歧视，华工受辱的记录更是不绝于史。然而，在将近100年前的俄国十月革命中，中国劳工不但直接参加了夺取冬宫（推翻临时政府）的战斗和莫斯科的十月武装起义，还在随后的苏俄内战中，组成一支支“中国军团”。他们跃马扬鞭，挥戈杀敌，立下赫赫战功，让白军闻风丧胆，同时也受到苏维埃政府和领导人的嘉奖。他们当中也涌现出了一些英雄人物，其英勇事迹和传奇故事至今仍然在中俄两国人民中间流传。
带领“红鹰团”浴血乌拉尔的任辅臣
任辅臣是中国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是最早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并投身于革命的共产党人，是中国近代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杰出的华工领袖、苏俄红军中国团团长、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为俄国的十月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任辅臣（1884—1918），字佐卿，1884年4月生，辽宁省铁岭县河夹心村（今属铁岭县镇西堡镇）人，祖籍山东泰安。1896年考入铁岭城南门内的银冈书院学习。1898年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开始修筑东清铁路支线（哈尔滨经铁岭至大连线），在铁岭招收雇员。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15岁的任辅臣被沙俄当局招收为东清铁路银州雇员，做录事（即书记员）工作，并且学会了俄语。1901年任辅臣抱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报考了奉天警员教练所，1902年毕业后分配回铁岭当警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任辅臣因会俄语，被俄军强行拉去当通事（翻译），结识了瓦夏等几位具有革命思想的俄国青年军官，知道俄国有一个“社会民主工党”（即布尔什维克党前身），是为被压迫阶级办事的党，从此开始接触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并曾同中国同盟会会员有过联系。
1905年下半年，任辅臣离开铁岭，去新民警察署任副警长。1907年，任辅臣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只身去哈尔滨沙俄东清铁路当局俄国军官学堂任汉语教官。受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影响，他在1908年秘密地加入了当时中国人称为“穷党”的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1909年夏，沙俄东清铁路当局觉察到任辅臣的革命活动，暗中买通了中国土匪，对其进行暗杀行动。任辅臣胸部中弹，右手掌被射穿，侥幸未死，在布尔什维克巴库委员会的指派下，到齐齐哈尔黑龙江省警察总署任巡逻队长，任务是掩护被沙俄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地区的政治犯，潜渡黑龙江越境到中国避难。1912年，任辅臣到绥芬河的东宁县任水上警察局局长，1913年任哈尔滨税捐局局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政府宣布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年末，俄国富亚公司在哈尔滨招募2000多华工到俄国去劳动。任辅臣以中国外交署官员、华工总办的公开身份到俄国乌拉尔地区的彼尔姆省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率领华工从事开矿、采伐木材等艰苦劳动。任辅臣在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华工中建立革命组织，把革命传单译成中文散发到华工中去，宣传革命道理，提高华工的思想觉悟，并为改变华工的悲惨境况而积极奔走，和俄国有关当局力争改善华工们的生活、生产条件，因而得到华工们的高度信任和爱戴。一年后，其妻张含光带着3个未成年的孩子也去了俄国。1916年，任辅臣通过组织罢工活动，使华工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一些改善，加强了华工间的团结。同时，任辅臣根据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指示，开始在华工中秘密建立革命组织。
▲苏俄内战期间的白军的宣传画。当年英勇善战的中国官兵曾给予白军沉重的打击。白军对此又恨又怕，于是有了不少针对红军里中国官兵的妖魔化宣传（图中的“红色怪人”就是时任红军总司令的托洛茨基）。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5日），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任辅臣认为：“苏维埃俄国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任辅臣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组织全矿区2000余名华工参加了苏俄红军，组建了一个“中国团”，被编入苏俄红军第三军第二十九步兵师，番号为二二五团，任辅臣任团长。中国团由3个营组成，“中国团”的成立影响很大，受到苏维埃俄国政府的热烈欢迎和重视，并派乌斯钦科到中国团担任政委。
▲“中国团”部分官兵合影。第二排右数第三（着浅色衣服者）为团长任辅臣。
1917年底，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东部战区形势十分严峻，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下的高尔察克白军活动频繁。为了保卫阿尔拉巴耶夫斯克矿区，“中国团”在任辅臣的指挥下首次与白军在阿拉巴耶夫斯克附近一个村镇上展开交战。“中国团”趁夜出袭，攻其不备，一举全歼了该地的白军。从1918年春季到秋季，“中国团”转战在杜拉河、卡马河一带，与俄国白军进行大小战斗上百次，成为东部战区最使白军闻风丧胆的一支英雄部队。
1918年9月21日凌晨，“中国团”向气焰嚣张的高尔察克白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拂晓，“中国团”的骑兵率先挥着马刀从东北方向冲进白军占据的拉亚镇，步兵也紧随而至，把装备优良、数倍于“中国团”的白军打得落花流水。这次战役，战绩辉煌，打死打伤白军数百人，俘300多人。由于“中国团”英勇顽强，战绩卓著，于1918年10月27日被苏维埃中央命名为“红鹰团”（полк Красных орлов），在中国团后方办事处所在地库什瓦城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
▲“红鹰团”骑兵分队。右数第三（骑白马者）为团长任辅臣
授旗后，中国“红鹰团”转战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带，接连又打了几个硬仗。1918年11月下旬，任辅臣率领中国团与白军在维亚地区对峙，任辅臣被任命为该战场的临时总指挥。11月29日，他们在维亚与白军激战一整天，入夜后部队住宿在军用列车上。附近一个对中国“红鹰团”充满仇恨的富农分子阿霍特尼科夫，连夜去向白军告密。白军趁夜从普拉吉那突袭维亚，富农分子阿霍特尼科夫引导白军通过一片沼泽地，从中国团没有预料的地方包抄上来，中国“红鹰团”被白军高尔察克部包围在军用列车上。白军乘黑夜发起进攻，用机关枪对列车进行扫射。战士们在任辅臣的指挥下，沉着应战。由于寡不敌众，而且战斗地形对“红鹰团”十分不利，中国团伤亡惨重。任辅臣在左臂负重伤的情况下，安排几名战士带着团旗悄悄突围撤退，随后一直战斗到打光最后一颗子弹，被白军用刺刀刺杀在列车车厢的通过台上，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4岁。
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对任辅臣烈士给予高度的评价。1918年12月28日《公社社员报》转载了苏维埃政府为任辅臣的牺牲发出的俄文讣告，讣告说：“在维亚战役结束时，中国团团长任辅臣同志壮烈牺牲了。任辅臣同志在中国侨民中享有很高威信，他把在中国人中间的影响和威信全部献给了苏维埃俄国。由他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团部队是我们战线上最坚强的最可信赖的部队。做为世界革命的忠诚战士，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伟大的事业。他的精力，并没有白费，革命战士们将永远记着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献出生命的中国人民的儿子———任辅臣同志”。
任辅臣牺牲后，列宁在莫斯科接见了任辅臣烈士的夫人张含光和他的二女一子，对任辅臣烈士也给予很高的评价。1921年，遵照其遗孀张含光的意愿，联共（布）中央安排专人将张含光女士及其子女送回中国。
▲任辅臣塑像（辽宁铁岭）
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谈到任辅臣时说：任辅臣同志早在十月革命时期就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他是我们的先烈，他的革命业绩是我们国家的光荣。1989年11月2日，前苏联驻华大使代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北京举行仪式，向中国国际主义英雄任辅臣追授红旗勋章，任辅臣的儿子任栋梁参加追授仪式。
基洛夫赠枪的“中国营”营长包清山
在北高加索，包清山的“中国营”同样战功卓著。
包清山（包其三），俄文名字叫科斯嘉（大名为康斯坦丁，科斯嘉是其小名爱称），1887年出生于辽宁沈阳。传说他很小就被一个叫米哈伊尔·瓦赤那则的沙俄将军带到俄国，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的一所教会中学读过书。还有人说他在一艘远洋轮船上当过水手，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他的英语比俄语还好……总之，关于他早年的说法甚多。
1917年十月革命前，他在彼得格勒一家工厂做工，十月革命一爆发，他就和一批中国工人参加了革命。
1918年7月5日，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成立就受到强敌的威胁：邓尼金的“志愿军”和叛乱的顿河哥萨克军，向这里疯狂扑来。
当地许多衣衫褴褛、面有饥色的华工纷纷加入红军，中国国际支队成立了，最初只有80多人，北高加索地区领导人基洛夫（就是后来在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任上被暗杀，由此引发了苏联“大清洗”运动的那位）也常常到中国支队营地来做客。每天都有附近的华工前来参加红军，支队人数达到800多人，于是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中国营。这时，包清山被上级派来任中国营营长，刘希任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刘发来任第二连连长。基洛夫亲自把军旗交到包清山手中，鼓励他们说：“你们是为俄国革命胜利而战，为受压迫中国的自由而战。”随后将一支毛瑟手枪赠给包清山。
▲唯一一张能证明是包清山本人的照片。其随身佩戴的毛瑟手枪据说是基洛夫所赠。
这时包清山只有20多岁，个子不高，却刚毅、坚定，动作敏捷。他待人和蔼可亲，尊重战士，从来不摆架子，也不在同志中制造隔阂。他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也能有的放矢地提出各种忠告，但必要时也会严厉地批评犯错误的战士。因此，他在战士们中间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把他当做兄长看待。
1918年夏，哥萨克白匪军攻入佛拉季高加索市区，佛拉季高加索保卫战开始了。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在包清山的领导下，中国战士步步为营，浴血奋战。
一次，由15名中国营战士守卫的城防司令大楼被团团包围，中国战士在大楼里坚持了几天几夜，也没有一个人投降。革命胜利后，这座大楼保存完好，当地人称之为“中国楼”。
还有一次，守卫利涅依教堂一个钟楼的中国战士被白匪军包围。在粮水断绝的情况下，他们坚持10昼夜没有合眼。击退了进犯的敌人，忍受饥渴，节省子弹，但绝不屈服。到了第11天，白军叛乱被平息了，这些筋疲力尽的战士才被抬出钟楼。
佛拉季高加索保卫战刚结束，包清山又率领中国营奔赴90公里外的苏俄第二大石油城市格罗兹尼，参加了著名的“格罗兹尼百日大战”。
1919年初，中国营在包清山的率领下，从基兹利亚尔（今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北部的一座城市）向北方500公里外的阿斯特拉罕城转移。
从基兹利亚尔到阿斯特拉罕转移要经过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卡尔梅克草原。时值严冬，寒风刺骨，草原天气变幻莫测，到处是污泥冰雪，湿漉漉的，连篝火也点不着，气温降到零下25摄氏度左右。粮食吃光了，战士们靠吃死马肉度日。破旧的军大衣挡不住严寒，手冻僵了，枪也拿不住。红军每前进一步都要耗费巨大的体力。
这次转移历时一个多月，途中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全营500人，到达目的地时只剩下150人。在即将到达阿斯特拉罕城时，包清山走在全营的最前面，他让旗手打开军旗，军旗招展，群情振奋。每个中国战士都背着两三支掉队战友的步枪，机枪也没有丢掉，衣衫破旧但不失威武。
▲参加苏联红军骑兵部队的中国人
1920年夏，中国营和兄弟部队收复了高加索地区。格罗兹尼的苏维埃政权也恢复了，必须立即组织恢复当地的石油生产和运输。可是这里的5口油井从1917年末被敌人破坏后就开始燃烧，到1920年已经燃烧了两年半。在经过详细调查和探讨后，包清山和中国营战士想方设法扑灭了石油大火。随后他又带领中国营战士和石油工人们一起恢复了当地的石油生产。
1922年1月，中国营奉命开赴顿河地区首府罗斯托夫，主要任务是维持社会治安，保卫城市。当时这里的反革命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各种刑事罪犯横行无忌，他们叫嚣：“晚上八点钟以前是你们的，八点以后是我们的！”这些狂妄的标语在市区内人行道上、围墙上和楼房的墙壁上随处可见。中国战士在街上日夜巡逻，发现坏分子就当场捕获，许多不法分子感到“无拘无束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开始隐藏起来或离开罗斯托夫。城市秩序日趋平静。
1922年中，包清山被任命为撒马尔罕市穆斯林骑兵营营长。早在1919年前后，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地区，部分上层地主富农发动叛乱，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巴斯马赤匪军。他们对苏维埃政权恨之入骨，极端凶残，到处烧杀淫掠，给当地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包清山率领骑兵营，在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持战斗，直至彻底消灭了这股悍匪。
▲十月革命和苏俄内战时期著名的“国际志愿者”——包清山自然在列（第二排中间）
1923年5月初，包清山接到新的任命，离开了撒马尔罕市，前往塔什干市（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之后去了莫斯科。这位英雄热情地告别了战友。
从此以后，报刊和档案文献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关于他的任何记载了，这位转战苏俄国内各条战线并建立了伟大功勋的传奇式英雄突然消失了。
关于这一历史疑案，有不少说法。有人说他在1924年回中国，后来参加了中国红军并在战斗中牺牲，但没有确凿的史料支撑这个观点。
2005年，由俄国的民主派社会团体「记忆」（memory）与俄国总统档案馆联合整理和发表了一批解密档案，据说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员签署的枪决名单”，其中竟然发现了“Пау-Ти-Сан（包其三）”的名字。据称，“战后，包其三在基辅联合指挥员学校担任翻译。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日被捕，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以“从事反革命恐怖活动”罪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别乌）枪决。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八日平反……”这一说法也被维基百科俄语版“包清山”词条所直接采用。至于被捕、审判和枪决等问题上的诸多细节，相关文章语焉不详（有意思的是，相关文章声称档案来自俄联邦安全局档案中心，但笔者在俄联邦安全局官网“内卫部队”版块下却发现，关于包清山的文章最后写到他的结局时，还是将他列为失踪人员，“不知所终”）。
▲俄文网站上搜索到的所谓“包其三于1926年被枪决”的材料
如果大家认为以上的说法够颠覆，够震撼，那就错了。也是在2005年，一本名为《家殇-奉俄外交与哈尔滨杨卓事件之谜》的书出版。作者为杨卓的嫡孙杨刚。根据书中记述，1927年初，张作霖以“通俄”罪名突然处决了中东铁路公司少将监事员杨卓。杨死前一直担任张作霖俄事顾问，是当时东三省著名的“俄国通”，杨氏被杀震动当时，史称“杨卓事件”。 杨卓青少年在俄罗斯度过，其俄裔夫人为他生下一儿一女，儿子生在中国，女儿生在俄罗斯。当时杨氏仓促赴死来不及向家人交代后事，杨氏被杀后官方回避做具体解释，遂成历史悬案……
1961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苏联《中国战士同志》一书，书中以诸多史料再现了1918年包清山领导中国营转战高加索的往事。杨刚偶然间看到这本书，被书中描写的，与杨卓将军早年生平类似的包清山的生平事迹所吸引。书中所载的包清山的照片和画像更是让他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2004年，在经过多年的档案资料的查找搜集工作之后，杨刚在《中国档案报》发文，以史料为依据将1927年初被张作霖处决的杨卓与1918年率中国营转战高加索的包青山连在一起，认为杨、包是同一个人。
▲左边为包清山，右边为杨卓
2005年，《沈阳日报》发文，中国刑警学院赵成文教授将杨、包二人的历史照片做了刑事相貌学意义上的鉴定，最终判定杨、包为一个人；并为其后人出具了鉴定证书。
2005年中，杨卓后代与包青山在拉脱维亚的后代取得了联系，包青山外孙女在网上打出了她们从小就知道的名字“yangcho”。两家人通过在网上的交流以亲人相认。
▲包清山塑像（圣彼得堡海军博物馆）
至此，关于包清山最后归宿的问题，算是有了一个相对确凿和完整的说法（关于这个问题，鉴于篇幅原因不再赘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反正当笔者苦苦在俄文网站搜索关于“包其三”的文字记载而无所收获的时候，突然间查看到了这本书，大半夜的从极度的困倦中瞬间吓精神了……）。
列宁卫队中的华工战士李富清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华工得到列宁的极大信任，70多名华工曾在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担任保卫列宁的卫士。李富清，一位来自辽宁沈阳的华工，便是70多名华工卫士中的一员，他还担任过列宁卫队的小组长。
▲俄文网站上的李富清（画像下的俄文写着：李富清，基辅地区伊万诺夫游击队队员，斯莫尔尼宫和克里姆林宫卫队指挥长）
李富清祖籍山东，父亲是个木匠，在老家无法养家糊口，就带着瞎眼睛的母亲，与妻子背井离乡闯关东。他们吃尽奔波之苦，终于到达沈阳，在贫民窟搭了个窝棚，就此安家了。父亲打零工，母亲捡煤渣。1898年，李富清出生了。为了替父亲分担养家的负担，1915年，李富清到抚顺煤矿打工，想赚些钱补贴家用。
1916年4月，煤矿工人中忽然流传着俄国人在沈阳招工的消息，有很多工人已经报名，并且领到了200卢布。200卢布对当时的穷人而言，是个大数字。李富清也报了名。第一批报名的华工有3000多人。火车拉着这3000多苦力，一直往西开。停停走走，走走停停，火车在铁路上走了20多天，转得苦力们晕头转向，谁也不知道离家有多远，谁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火车最后停下了，带队兼翻译说：“到了!下车吧!先给工厂伐木、修路。”奇怪，哪里有什么工厂，眼前只见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四五天后，从西边来了很多俄国军队，他们一到，就逼中国人挖战壕。
原来，所谓招工是一个骗局。一战正席卷欧洲，俄国与奥、德打得很激烈，沙皇为了搜罗炮灰，就与东北军阀勾结，设计了招工的陷阱。不久，炮声越来越近。中国苦力吴二虎动员工人罢工，并与其他4名代表和俄国军官谈判，要求回国。5名代表被俄国人抓了起来。两天后，德军包围了这一地区，华工和沙俄军队成了俘虏，吴二虎他们5人才回到大伙中间。
1917年春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德国人把华工和俄国战俘全部释放了。他们回到俄国，就没有谁来管他们了。这时的俄国，由于战争的破坏，正处于极端贫困、混乱之中。正当李富清他们在乌克兰流浪、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之时，突然出现了星星之火。有个叫伊凡诺夫的布尔什维克把他们组织起来攻打白俄，他说：“同志们，我们要活命，就要组织起来，去打白俄军。白俄的仓库里有面粉、衣服。要不，我们就只有饿死。”
李富清参加了伊凡诺夫的游击队。这支300多人的游击队有180多名华工，转战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攻打城镇，打开仓库，装备自己，救济百姓。不久，队长伊凡诺夫牺牲了，但由于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队伍没有涣散。相反，大批饥民、失业工人（包括华工）纷纷加入，到了1917年秋，队伍已经有600多人，华工推举吴二虎任支队长。 1918年夏，这支游击队被改编为红军。
▲苏联红军中的中国官兵
1918年冬，李富清和其他200多名战士（其中有70多个中国战士），被荣幸地调到彼得格勒担任列宁的卫兵。
李富清是列宁卫队的小组长，每次4人，他就是带班的。他们站岗的地方就在列宁办公室的台阶下，列宁进出都要经过他们身边，有时列宁还会停下来和他们谈话。但李富清当时才20岁，又是文盲，到俄国后，不怎么懂俄语，因此他对时事也不太懂。虽然与列宁很接近，但他不知道列宁究竟是个怎样伟大的人物，只知道列宁是个非常亲切、和蔼、慈祥的首长。
▲列宁与李富清
有一次，列宁从办公室出来休息，碰到李富清与几个中国战士，就和他们亲切地聊了起来。列宁问：“生活习惯吗？吃得饱吗？住得怎么样？”李富清他们表示对现状很满意。列宁说：“你们的俄语说得不错，不过还应该学习识俄文字，这样就要好一些。”列宁又问中国话怎么说，于是，几个中国战士就告诉列宁一些简单的中国话：你好、吃饭、喝茶等等。列宁一边学着说，一边从口袋里拿出纸笔，迅速地记下来。从这以后，列宁见了几个中国战士，就用中国话说：“你好，你好。”
▲黑龙江省黑河市旅俄华侨纪念馆内列宁和李富清的蜡像
李富清在彼得格勒住了一个多月，就跟列宁去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到了克里姆林宫，李富清见列宁的机会就少了。
1919年夏，白匪军邓尼金部在南方战线猖狂进攻，红军接二连三地失败，到了10月，白匪军占领了整个乌克兰，向莫斯科逼近。苏俄处在严峻的形势之中。这时，列宁发出了“大家都去和邓尼金斗争”的口号。列宁的卫兵也调到南方，于是李富清就随卫队开到了前线，被分配到骑兵一军六师三十三团担任侦察班副班长。临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前，列宁召集了全体卫队讲话，鼓励他们英勇杀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把白匪军消灭干净。列宁说：“你们到了前线，千万不要以为给我当过卫士就骄傲起来，那是非常错误的。”
从1919年10月起，此以后的5年，李富清就再也没有看到列宁了。李富清和列宁分别后，在红军骑兵一军六师三十三团与敌人浴血奋战，先后负伤4次。1923年五一节后，他又被调到莫斯科军校学习。直到1924年1月，列宁逝世，李富清当时正在莫斯科军事学校学习，他是学生代表，被派去给列宁守灵，才见到了列宁的遗体。
1926年，李富清从军校毕业后，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把他分配到顿巴斯矿区当翻译，因为这里有3000多华工。1927年，他在这里和一位苏联姑娘结了婚，生下两个男孩。
1932年，日军侵占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李富清十分挂念老家的亲人，决定回国探亲。但伪满洲国封锁了边境，他在赤塔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只好随退入苏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转入新疆，准备绕道回东北。
1933年，正是新疆军阀内讧之时。李富清到了新疆之后，军阀既不准他出星星峡回内地，又不准他返回苏联，他就流落在伊犁、塔城一带，后在迪化（乌鲁木齐）开了一家小饭馆混日子，等待有朝一日回老家和亲人团圆。谁知这一等就是19年，与东北的家和苏联的家都失去了联系，他成了一个孤独的人。
1949年，新疆解放后，李富清以51岁的年龄、厨师的身份参加了解放军，被分配在新疆军区工程处一个休养所当炊事班长。到1957年，他已经是59岁了。这一年，他在苏俄的经历和事迹被人发现了，《新疆日报》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都曾采访过他。
1957年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之际，苏联邀请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访苏，他被选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同老舍、梅兰芳等知名人士一道赴苏联访问。他先后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回国后，他做了多场生动的“访苏见闻”报告。访苏时，他曾委托苏联战友代他寻找失散的两个儿子，可惜没有下文。
▲李富清塑像（新疆呼图壁）
回国后不久，李富清被调到新疆建工医院工作。1972年，李富清因病逝世。
结语
随着时间流逝，近百年前的往事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旅俄华侨华人在十月革命和苏俄内战期间，怀着真诚的信仰，为了心中的理想和明天，在异国他乡英勇奋战，殊死搏斗，相当一部分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或者被白军俘虏后英勇就义，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永远留在了那片遥远的土地上。等到内战结束，活下来的人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选择留在了苏联（许多在苏俄内战当中活下来的中国人，到最后还是没有躲过30年代苏联的政治运动。有俄罗斯网友指出，在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政治运动当中，一些旅苏华人被当做“日本间谍”从而遭到甄别、逮捕、审讯甚至处决），最终活着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华夏故土的人微乎其微。关于他们的事迹，除了当年苏俄报刊有过片言只语宣传外，中国国内由于当时混乱的政治状况，赴外劳工社会地位卑微，几乎没有留下记录。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国和前苏联关系的好转，过往的历史才又被提及。年代久远，资料难觅，除了极少数人能基本弄清其身世、事迹外，多数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们的事迹不能在祖国的历史长卷中留有记录，他们的名字不能让祖国的后代永世铭记，着实令人掩卷长叹。
总之，上世纪初期，这些旅俄华人在得不到平等对待，饱受欺凌和侮辱的境况下，凭着殊死作战的果敢精神，以自己的奋斗和牺牲推动了革命的进程，赢得苏俄领导人、红军官兵战友和劳动人民的尊重和赞誉。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那批特殊的旅俄华人，苏联红军中的中国官兵。“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绩与世长存”！山有木兮国有殇，魂兮归来，以瞻家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