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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晚年张学良称如果谁活着“九一八”就不会发生?

本文摘自:《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作者:王海晨,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郭松龄,比张学良长8岁。22岁考入奉天陆军小学堂,毕业后被派到奉天中路巡防营朱庆澜部任哨长,次年随朱入蜀。在川期间,曾入四川陆军讲武堂学习。1911年升任管带,旋即加入同盟会。同年回奉天。民国初年,考入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时,朱庆澜由黑龙江调任广东省长,郭应邀赴广州,被任为驻粤滇军讲武堂教官。曾面见孙中山,向孙中山提出:“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之障碍,故其自身亦须革命。” (注:郭松龄简历见任松、武育文:《郭松龄》。)1918年,郭松龄返奉,先任督军署参谋,东北讲武堂重开,被聘为战术教官。郭松龄是个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军人,对张作霖不断对关内用兵,不以为然。郭松龄认为:“欲谋东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奉天军阀巢穴,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 (注: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自刊稿,第4—5页。)

在讲武堂,郭松龄见张学良聪明进取,是棵好苗子,遂常向他宣传“练精兵,御外侮”等爱国思想,并传授数学、物理等炮兵所需要的知识。郭性格沉稳寡言,不事应酬,待人谦和,谙于军事,常着士兵服装在练兵场上身先士卒,深受张学良称许。张学良虽然年轻,却知人善任,视郭为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两人迅速发展成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

张作霖升任蒙疆经略使后,为征蒙所需,奉军扩编为十个旅,张学良的卫队旅改编为奉天陆军混成第三旅,郭松龄因吉林剿匪有功,被提升为奉军混成第八旅旅长。三、八两旅组成联合司令部,合署办公。此后,两人经常睡一铺炕,在一间屋办公,张学良放手让郭松龄整训部队,凡行政管理、训练、人事任免都由郭松龄负责。张学良常对人说:“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他自己只是注意调整郭与张作霖之间关系。共同指挥,共同作战,直到郭松龄反奉。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与段祺瑞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这时的张作霖,除占有东三省、热河、绥远、察哈尔外,又控制了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直至上海等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国内势力最大的军阀。张作霖为进一步武力统一中国,准备“大封诸侯”。张学良建议任郭为安徽督办,张作霖已同意,郭得知后,提出要求说:“南方人心怀叵测,必须带二师重兵,方可足资震慑!”杨宇霆反对说:“如果我去,则不带一兵一卒,只凭政治手腕,不但苏皖二省可保无虞,并在半年之内,可使长江中下游各省来服我东北。”张作霖担心督办带重兵上任,必引起南方怀疑,恐激成速变,旋以段祺瑞政府名义任命杨宇霆、李景林、张宗昌和姜登选为江苏、直隶、山东和安徽督办。

1925年秋,受张作霖排挤的冯玉祥与孙传芳联合反奉。张作霖准备进攻冯玉祥国民军,郭松龄因受杨宇霆排挤而失去安徽督办一职,心怀不满,不愿去打冯玉祥。10月,郭去日本观秋操,正赶上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也在日本观操,郭向韩表示,张作霖“若是打国民军,我就打他”。郭松龄在奉系集团中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新派人物,他一方面反对军阀内战,主张改革政治,“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多次向张学良表示,不能再为少数人的利益,打仗争地盘,这一主张深得张学良赞许。另一方面,郭松龄第二次返奉后,就有夺取奉军、改造东北的雄心。他曾向刘鸣九表示要弃军从政,竞选参议员,然后竞选总统,期望做一个善于治国的领袖,名垂千古。(注:刘鸣九:《张学良和他的副手郭松龄》。)“五卅”惨案后,李大钊曾派人到奉天,策动郭松龄反奉(注:刘鸣九:《张学良和他的副手郭松龄》。)。郭松龄回国后,即与冯玉祥、李景林联络,结成反奉联盟。郭、冯还正式签订了密约。(注:据高兴亚所著《国民革命史稿》所载,密约写明:“甲(冯玉祥)乙(郭松龄)系同志结合,为达到左列革命目的,公订条约如下:一、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二、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与待遇。三、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四、开发边境,保存国土。冯玉祥签字日期为,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郭松龄签字时间为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见沈述:《郭松龄反奉始末》。)密约中议定冯玉祥据西北,直隶(今河北)归李景林,郭松龄管东三省及内蒙古,冯、李共同支持郭反奉。

当张学良携张作霖的命令和郭商议进攻国民军计划时,郭松龄愤然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情,都叫老杨(宇霆)这帮人搞坏了。安徽、江苏的失败,断送了奉军三个师的兵力,现在又要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打地盘,这个炮头我是不再充当了。”“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并提出“父让子继”,改革三省的主张。郭松龄反对军阀混战和主张革新东北,张学良是赞成的。但郭要“革”张作霖的“命”,张学良自然不能同意,劝郭回心转意,无功而去。

郭在滦州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说“松龄自受知遇,以至今日,一身所有,皆公之赐。……凡所希之功名,皆为公而求,所望之事业,皆为公而立”,同时表明“已约束部下,分途前进,以清君侧而驱群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 (注:《郭松龄在滦州致张学良信》,《晨报》1925年11月28日。)郭松龄到昌黎又写一封长信给张学良:“公(张学良)应对上将军张作霖尽忠尽孝,但是,若徒以服从为孝,而长其骄盈侈大之心,是陷亲于不义,委亲于至危,实非圣人无违之义。”“至忠之界说,现今国体共和,主权在民,故吾辈之忠,应忠于国家人民,……决非忠于一人。”最后还说:“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杰’,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 (注:《郭松龄在昌黎致张学良信》,《京报》1925年11月30日。另见《郭松龄反奉》,《辽宁文史资料》1986年第16辑。)

郭松龄反奉和因反奉被杀,对张学良来说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六个月后的1926年6月1日,张学良在给饶汉祥的书信中,这样评价郭松龄:弟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年冬,举事卤莽,自取灭亡,半生汗血劳动,捐于一旦。此事前不能察觉预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悼痛曷极!……迭次致书茂宸,均为先生所亲见,并无一语怨及茂宸。(注:《复饶汉祥函》,《满洲报》1926年6月1日。饶汉祥(1883—1927),湖北省广济县人。清末举人。日本政法大学毕业。曾任黎元洪总统府副秘书长。民国时期“广济五杰”之一,其余四人为居正、郭泰祺、刘文岛、张导民。郭松龄反奉时,饶为秘书处处长,以郭名义发表的反奉电文和致张学良函多由饶亲自起草。郭兵败后,饶寓居天津。1926年春,奉军攻占京津地区,饶怕遭奉军报复,所以致函张学良解释。饶擅长文学,其骈体电文,在民初公牍中风行一时。著有《珀玕文集》8卷、《珀玕诗集》16卷、《珀玕词集》1卷,另《黄陂文存》8卷,即其代黎元洪所拟文稿。)

对郭松龄反奉,张学良感到痛心,但认为郭松龄具有令人倾倒的人格魅力和进步思想。张学良对郭松龄的人格赞美和思想认同,形成了他与军阀抗争的批判精神。据何柱国等人的回忆,国民党第二次北伐时,张学良曾产生了欲将张作霖创立的奉军改为“北方革命军”,与北伐军合流的想法。尽管此事的真实度有待考证,不过,张学良的头脑中确实接受了诸多来自于郭松龄的新思想。他曾说:“郭茂宸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若由我处理,应让其出国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

直到西安事变时,张每遇到困难,常说:“如郭茂宸在,就不会这么困难了!”

“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在台北探视病中的齐士英,二人回忆起郭松龄,两人都认为:“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 (注:金亚东:《郭松龄与东北军官教育班》,辽宁省参事室、文史馆编:《文史资料》1982年号,第76页。另据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载:“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意大利诗人阿利盖利·但丁把人生分为四个时期(青春、成年、老年和衰老),第一个时期也叫生命的增长期。“对第一个时期没有人会有疑问,每个聪明人都同意,它持续到25岁;因为直到这时,我们的灵魂主要是给肉体以成长和美,这时人身上发生了许多大的变化,而理性的部分还没有完全分离;理性虽然正在建立,但在这个时期之前有某些东西如果没有成年人的指导是不能做的。”

诗人但丁的分法显然说的是思想人生,这完全适用于对张学良思想人生的阶段划分。

25岁之前,张学良的思想奠基完成。这25年,在他思想人生的长剧中算作序幕。序幕里,真正作为人生主人的张学良还没有出现,虽然在舞台之上,不断地看到他穿梭的身影,但主角不是他,只有为他而来的人才会发现他,找到他。

人们注意的是他人生序幕的宏大背景:帝国主义时代被蹂躏下的中国。在这一宏大背景中最显眼的部分,也是奠定了张学良思想人生根基的部分,是欧风美雨袭来时中华古老的文化气流与之对抗、搏击、厮打、交集时产生的火光和团团浓雾。在这期间,不知所措的张学良一直躲在父亲张作霖的背后,看他如何迎着火光在浓雾中穿行。序幕即将落幕时,郭松龄出场了,此时他已经从他父亲那里学到了一些本领,他感兴趣的只是他父亲身上所没有的那部分。当然,序幕中还有一些关键的人物,如他的母亲和私塾老师,但最为关键的还是他父亲和郭松龄。

任何人的人生都无法摆脱他所生活的时代,张学良更是如此,因为他一直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心,他人生的底色就是此时染就的。

人的理性的建立都无法摆脱他所崇拜人物的影响,张学良更是如此,因为他的一切都是他父亲给的,他在人生奋斗的途中一直模仿着、崇拜着他的父亲,直到晚年,在他口中也没有说出比他父亲更了不起的人物。

序幕不是正剧,奠基不是完成,但没有序幕,正剧无法开始,没有思想的奠基,人生之路就找不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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