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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抗战期间遍布中国的女情报人员多如牛毛类别复杂

抗战爆发后,我国境内的特务活动明显增加,尤其是各式各样的女情报人员迅速增多。他们利用自身优势,利用人们不打注重女人参与重大事情的习惯思维,从事着不为人知的情报活动。

在这些人活动的形式和特点看,并不千篇一律,从大的方面可划分为若干类型。既有为我方服务的,也有为敌方服务的;既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也有临时指派使用的;既有动机明确成为无可争议英雄的,又有目的杂乱事后不能自圆其说的。主动参加挺身而出者少,协助加入者为数甚多。

这些人的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尤其是为战后职务身份的甄别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第一种是直接参加军事任务的女情报人员。这类女间谍通常只是为了执行特殊的军事任务才使用,毕竟培养一个谍报人员的成本要比培养一个士兵高很得多。在重要的战争中,使用这样的间谍往往会收到奇效。例如当时轰动一时的“女英雄”黄百器就是此类。

第二种是情妇类的女情报人员。这种类型的间谍通常都对相貌有较高要求,而且她们肩负的都是“深入虎穴”的“重大任务”,风险性很高,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获得很高的声望和丰厚的回报。她们通过和许多高官的暧昧关系获得了很多价值颇高的情报。

第三种是事务员性身份的女情报人员。这种类型的间谍打入各级省、市、县政府机关,依靠自身职务获取情报,并发展下线。

第四种是社会低层的女情报人员。她们通常以特殊身份作为掩护,和各阶层人士接触,获取价值较低的信息,风险性也相对较小。这样的女谍出名较难,几乎都不为后人所知。

第五种是以家庭佣人等身份为掩护的女情报人员。这些人往往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据点,成为谍报的中转站。有一次,汪精卫等人在南京的一个宾馆开会,一名女谍就通过服务员之便在一台钢琴内放置窃听器,把会议内容全部记录下来,转给了国民党。

第六种是辅助类别的女情报人员。她们主要充当联络员,这些人虽然没有眼花缭乱的业绩,但是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七种是担任宣传工作的女情报人员。她们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各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