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日军投降仪式的历史瞬间

作者：傅宁军

在60年前，1945年9月，中国战区在南京举行了受降大典。当时举办大典的大礼堂是一座西洋式的高大建筑，至今保存完好，似乎仍萦绕着胜利者的欢呼声和鼓乐声，也倾听着中日双方代表的心跳声。

《大公报》特派员采写的一篇新闻稿是当日电传各大报章、直至传遍全世界的：“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到九时二十分，是我们历史上最光荣最肃穆的二十分钟。在这二十分钟内，日将冈村宁次到我陆军总司令部签订了中国战区及皖南百万日军的降书，何总司令应钦把这个八年苦战我千百万军民血肉生命换得的荣誉结果用广播传送给全世界……”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铭记的时刻，奏响了抗日战争的最后乐章。那些走进历史的人物在那一瞬间的神情，袒露着他们的人生轨迹和灵魂脉络，可以触摸中日之战的远因与近果，向人们诠释着许多被岁月湮没的谜团。

一、定格在“三九良辰”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内迁后方的国民政府尚在陪都重庆，为什么中国战区受降典礼没有选择重庆，而是选择在南京?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南京是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时定的首都，也是抗战前的首都，抗战胜利后仍定为首都，不久重庆政府将还都南京；二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制造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人被杀的惨剧震惊中外，南京是遭受日军蹂躏最惨重的城市，时隔8年在这里举行受降典礼，更具有象征意义。

1945年9月9日，南京满城欢腾的日子。全城披上节日的盛装，到处喜气洋洋，人们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一些主要街道均用松柏枝叶扎起彩色牌楼，牌楼上悬挂着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两旗中间是红色的“v”标记，牌楼上嵌着“胜利和平”4个金色大字。黄埔路的中央军校大门上书写“和平永奠”、“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等字样。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广场四周旗杆林立，联合国52个国家的国旗迎风飘扬，每个旗杆下面站着一名武装士兵和一名宪兵，他们头戴钢盔，脚穿皮鞋，身着哔叽制服，手戴白手套，紧握冲锋枪。后来，这52面联合国国旗，分别赠送各国驻华使馆保存，留作纪念。

其实，中国受降主官的何应钦身为中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前一天中午才乘坐“美龄号”专机，在9架战斗机的护卫下飞抵南京机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从何而来?原来，中日双方在云南芷江洽降后，国民党新六军即被空运南京，进驻原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而当时，南京还在侵华日军指挥机构掌控之下。何应钦参加受降大典，也是8年后重回旧地。

也就在8日下午，何应钦在南京召集军政要员开会，听取冷欣等人汇报受降盛典准备，汤恩伯汇报上海受降准备进度，江苏省省长王懋功、南京特别市市长马超俊分别汇报江苏、南京情况，顾祝同汇报第三战区部队推进，廖耀湘汇报南京治安和日、伪军的情况，其他人分别汇报日本海军、空军以及汪伪组织和日本人经营的工商业及财政金融机构等情况。听完汇报后，何应钦作了简短讲话。

随后，何应钦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他说：“记得 1937年11月26日，我们离开首都的那天，我们都有一个沉痛的决心和坚强的自信，我们一定要奋斗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重新回到首都。”

何应钦的讲话透着胜利的自豪：“全国军民一致的努力，盟邦的协助，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获得光荣的胜利，重新回到首都，内心自然是无限地兴奋和愉快。同时想到这8年来为抗战而牺牲的将士和同胞，沦陷区同胞8年来所遭遇的痛苦，又不胜其感念。今天回到首都，首先代表蒋委员长对沦陷区同胞和死难军民的家属表示恳切的慰问。我们的胜利不是侥幸，不是偶然，今日的目标，惟在如何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成为一个真正富强康乐之国，来共同担负起安定东亚、维护世界永久和平的任务，这是今后全国同胞应共同努力的。”

会上，有记者问：“中国战区受降地区，时间是否已确定?”何应钦说：“中国战区受降签字的时间已定于9月9日9时，签字地点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礼堂。签字程序，参加人员名单己定。”记者问：“日本投降代表是多少人?谁代表日军陆、海、空军签字?”何说：“日本投降签字代表共计7人，冈村宁次将军代表侵华日军陆、海、空军签字。”记者问：“需要多长时间解除日军武装?”何说：“中国战区大约需要3个月时间。”

9日定为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主会场的大礼堂，一洗蒙羞的窘态，恢复了庄严的气派。大礼堂的正面，是一幅用松柏枝扎的匾，上书金色大字“和平永奠”，还插有一面中国国旗。礼堂正门上，悬挂着中、美、英、苏4国国旗。各个人口处都有士兵和宪兵守卫，戒备森严，气氛庄重。礼堂中央挂着孙中山像，遗像两旁是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下面点缀了红色“v”符号与“和平”两字。遗像对面墙上挂着中、美、英、苏4国元首的肖像。日本投降代表签字的地方，悬挂着4盏巨型银光灯，耀眼夺目。投降席对面为受降席，四周肃然挺立武装士兵。签字台两旁是参观盛典的中外来宾和新闻记者。楼上是中外官员的观礼席，共计200余人，加上室内外仪仗队及担任警卫的士兵，有1000人左右。

为什么正式受降时间选在：9月9日，上午9时?蒋介石亲自定的时辰颇有讲究，1至10的各个数字中，中国人向来最崇尚9，以为天地之数，始于1而终于9，逢9即为大吉大利。蒋介石相信风水，因而将受降签字仪式举行之时定在3个“9”字相遇的时候，寓意“三九良辰”。古城的狂欢和广场的盛况，都不如“三九良辰”更聚焦着国人的视线。最寂静的时候，也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候。

二、中日双方的主角

双手托举起曾经指挥官兵屠杀中国人的军刀，面向受降的中国将领鞠躬，该是日军将领在受降仪式上的典型动作。军人交出武装，自然是最大的失败，也是投降的标志。在各地举行的日军投降仪式的照片，都有交出军刀的情节。尤其是北平太和殿前的甬道旁，日军指挥官排着队，挨个走上前，低着头把军刀放在桌上。

然而，在南京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却没有交出军刀。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把军刀带来。

历史档案记载，受降签字仪式举行之前，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中字第17号备忘录”致冈村宁次：“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规定：1．日军缴械时，不举行收缴武器之仪式。2．日军代表于正式投降时，不得佩带军刀。3．凡日军所有军刀，均应与其他武器一律收缴，一俟正式投降，日军即不得再行佩带军刀。以上规定，在中国战区一律适用。”

日本军官随身所佩军刀，从来是不离身的。中国战区决定在日军投降签字时，解除他们的军刀，并将冈村宁次、小林浅三郎、今井武夫的军刀，分别献给何应钦、萧毅肃、冷欣。冈村宁次接到备忘录，违犯无条件投降规定，一再要求中方提示签字时出示证明文件应载明的事项，事先了解投降书内容。日军投降书内容及日军投降签字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颁发“第1号命令”抄件，经请示何应钦同意，由冷欣派员于9月8日晚秘密送冈村宁次阅，约定：1．不许抄录。2．不准据修改意见。3．不得于签字前宣扬。阅后随即取回。

还有一种说法：何应钦主持受降仪式前，曾派他的参谋王武到冈村宁次住处，秘密地告诉冈村，参加投降仪式时可以佩带指挥刀，但必须在礼堂内将指挥刀呈缴何应钦，否则就不得带刀。带与不带，可由冈村自己选择。冈村当然不愿成为呈缴指挥刀的败将，而宁肯当“不带刀的将军”。

中方受降主官何应钦，对日方日本投降主官冈村宁次为何如此宽大?原因是他们曾是日本军校的校友，而且私交颇深。九一八事变后，何应钦忠实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代表蒋介石与日军妥协，曾参与“何梅协定”的签署，成为人所共知的“亲日派”。有人说。蒋介石让何应钦主持受降，是有意识地替他在国人面前洗刷过去的污点。

何应钦能有主持受降的殊荣，实在是运气所致。何应钦是贵州兴义人，字敬之，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长、北伐军东路总指挥、南京政府第一路军总指挥要职；1930年起任军政部长至1944年；抗日时期历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军委参谋总长、国防委员会常委。蒋介石之所以选中何应钦代表他主持受降，首先因为代表日军投降的冈村宁次是大将，并非日本军方最高首长。身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的蒋介石若主持受降，有失尊严，而何应钦兼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职务军阶与冈村宁次相等。

在研究受降会场布置时，何应钦竟提出过“圆桌方案”，投降者和受降者围在一个圆桌周围，叫盟军将领大为惊叹：这像什么话!后来，改为日方投降桌对中方受降桌。何应钦对冈村的百般照顾，固然是老朋友，是一贯的亲日立场，更主要是蒋介石“以德报怨”的有言在先，他能体会到蒋介石的用心。果然，冈村日后逃过军事审判，为蒋介石反共而出谋划策。

何应钦受此重任，是历史如此矛盾地选择了他，但他代表的不是他个人，毕竟是一个浴血奋战的民族。至于他对面的冈村宁次，低下了不可一世的头，他不是向他的老校友弯腰，而是向中国人投降!这个侵略者，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据当时参加者说，日军代表行鞠躬礼，他们的神情很复杂，一方面出于世界反法西斯正义力量的压力，拱手递降书；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还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一种不服输、不认罪的心态还流露在脸上。

冈村宁次没有拱手把他的军刀上交，这是目睹受降大典的中国人最大的遗憾。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那把军刀，本该是在这个神圣的仪式上收缴的啊!

三、画家眼中的受降细节

太多历史细节的碎片，在岁月长河中难以找寻了。南京军区油画家陈坚创作巨幅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对于当时细节进行了认真考证。

受降会场上有联合国52个国家的国旗，是按字母排列的，他求证这些国旗，并且是1945年时的国旗样式。

从许多黑白的老照片上，陈坚有他的独特发现，日军将官的领章钉法与中方将官不同，将星不在领章正中，而是从边沿钉起，即使一颗星也在一侧；日本军官的袖口都有军衔标志；日军参谋到参谋长佩有绶带，主官却没有，不管多大的职务。日本陆军皮靴有模糊的“马刺”，包括高级将领，这是为什么?陈坚翻阅大量资料，研究日军皮靴的沿革，在其收藏的《爱新觉罗·溥仪画传》画册中得到佐证：日本虽属轴心国，但军队的机械化程度并不高，陆军高级将领在战场上普遍骑马行军，因此皮靴镶有“马刺”。

军人在室内脱帽，中日双方均如此。陈坚发现，冈村宁次签字盖章后，旁边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拿起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时，照片上左侧军服绉褶不对劲，好像鼓出来一块东西。经仔细研究，原来小林浅三郎腋下夹着他的军帽，而他坐着时，军帽是拿在手里的。不少日本军官坐在桌前的照片上也是不见军帽。因此他再画时，中方将领的军帽在桌上，日方将领的军帽只有一顶，是冈村宁次的，他要签字盖章，其他日将的军帽都应该在手上，这才符合历史的真实。

在史料记载和纪实文学中，投降席和受降席是个很简单的概念，而在陈坚的眼中，它们的形状和颜色，都不可能随意想像，要给后人一个真实的记录。他对照当时的几张照片，得出结论，投降席和受降席的大小是不同的。日军将领面前的投降席，是3张长条桌拼成的，桌面宽度很窄；中国将领面前的受降席，则比投降席大一倍，是两张办公桌拼成的。日军将领坐的是帆布垫的高背木椅；中国将领坐的是带扶手的太师椅，扶手雕有回纹型曲线花纹。

听说南京博物院陈列有投降席和受降席的复制品，包括桌子和椅子，陈坚专门去看。老照片上的投降席和受降席包有“三色布”，深浅不一，南京博物院复制时做成了蓝色、白色、蓝色。陈坚认为不对，黑白照片上的“三色布”有三种色差，不可能有两种同样颜色。他参照会场立柱等处的色彩搭配，断定“三色布”应遵照中华民国的国旗色：蓝色、白色、红色，这3种颜色是当年受降仪式会场布置所用的基本色。

后来，陈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那里复制的受降席和投降席的桌布颜色也有同样错误，便提出了异议。但当时一位馆中人员却提出了一个疑问：“国民党怎么会有红色?”令人啼笑皆非。

曾亲历受降仪式的南京政协委员、80多岁高龄的王楚英老人，曾是史迪威将军的英文翻译官、新六军军官，时为受降仪式的工作人员。老人专门去看陈坚的画，肯定了画作，只提出在会场的新六军士兵的美式装备，背囊上有一条卷起的军毯。陈坚找来自己的军毯，反复折叠，终于逼真地添画上去。老人的意见加强了中国军人的威武形象，陈坚非常感激。

历史虽然翻过了那一页，中国人在抗战8年后迎来胜利的激动时刻并没有远去，中国以3500万人鲜血与生命的沉重代价换来那一天的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永远不该忘记。胜利的光荣属于一个不屈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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