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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原创:东京大审判中,溥仪为什么没有指证日本甲级战犯罪行?

本文由百家说史特邀作者叶之秋原创首发

1946年的8月16日,溥仪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在战败投降前夕,日本方面从上而下大量销毁侵略罪证。作为日军长期占据的东北、天津、台北一带的罪证销毁更加干净彻底。于是,从物证上指证日本战犯难度颇大。军事法庭的检察官们只能寻求人证。

但是,寻求人证的难度也很大。因为只有亲眼见证或者亲身参与日本种种罪行的人证,他们的证言才有效。可是,只有极少数日本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站了出来。但是,这种人实在罕见。多数日本人在接受盘问时,都不会做“出卖”日本的事情。

于是,检察官们想到了伪满洲国的政要们。

作为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对日本的种种罪行应当是非常了解,并且,溥仪是中国人。虽然战败后,溥仪被关押在苏联,但是,苏联官方对溥仪还是非常客气,可以说是衣食无忧。若溥仪能够站出来指控日本那些战犯,对最后将日本战犯定罪,必然大有帮助。

溥仪接到邀请,在苏联军方的押送下来到东京。

当检察官按照惯例询问证人的姓名、出生地、个人经历等等的时候,溥仪还未等检察官说完,就开始抢答:我出生在北京,姓名是溥仪,满族的姓氏是爱新觉罗……很明显,溥仪非常紧张。

等到溥仪说完,检察官问了一个无关指证的问题:1909年您即位后,双亲还健在吗?

溥仪愣了一下,低头翻看记录,然后说:1909年我登基的时候……

溥仪正说着,一位律师站起来抗议说:我们想了解,证人怎么能够照本宣科地宣读那些笔记呢?

事实就是,溥仪从接到通告起,就精心准备了大量笔记,以应对检察官的盘问。

检察官询问:当年你为什么会去东北。

溥仪回答:鉴于当时中国军队没有抗击日本人的步步紧逼,我去满洲或许有机会锻炼出我们自己的军政人员,满洲从而有机会和中国人民并肩一起等待抗日良机。这是我的理想,为此,我不惜跳入虎口。

溥仪这番话很明显和事实不符。满洲国的成立,日本和溥仪各有所求。日本希望进一步控制东北,分裂中国;溥仪则希望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复国梦想。但是,溥仪也明白,如果实话实说,搞不好会把自己也推到战犯席上。

溥仪强调,自己曾经掏腰包组建了一支两百人的卫队,希望有朝一日和中国军队并肩抗日,他还说自己最爱的祥贵人谭玉玲,就是被日本人毒害。说话时,他一脸义愤状。

至于他做出的种种“日满亲善”的发言,溥仪不是说被总理大臣郑孝胥蒙蔽,就是说被日本人武力威逼。总之,他只是一傀儡,无可奈何,自然不负罪责。

检察官盘问了很多天,但溥仪总是一套不着边际的说辞,没有指证任何一位战犯的实际罪行。

检察官询问:1924年你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你的生活很艰辛,那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民国政府违背当初承诺?

检察官的询问也是一个坑。只要溥仪说自己很生气,那就是对民国有怨气,那就会证明溥仪出走东北并非日本人胁迫,而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

溥仪很精明,他回答:当初我搬出紫禁城是自愿的,不如此,我无法接触到外面的人民。

溥仪还为说:冯玉祥并不能代表民国政府,我到天津后,民国政府也派了专人到天津安慰我。

检察官还询问了一些问题,比如对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看法,溥仪都巧妙回答,在言辞上尽力为民国政府说好话,以此表示自己对民国并无怨言,自然可以证明,他溥仪并非主动投靠日本。

溥仪前后作证八天,没有对指证日本战犯说出一句有效力的证言。原因只有一个,溥仪害怕自己会受到牵连。他明明知道日本战犯的大量罪行,但为了开脱自己,掩盖了大量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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