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广州联防打劳改犯事件
文革时期诸多怪相中，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8月初，广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劳改犯”的热潮，至今给那一代人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对这股潮流，当事人和受害人至今还都噤若寒蝉……
“劳改犯打死活该”，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
2011年，北京一家杂志刊登一篇小文，第一次透露了“文革”时期广州打“劳改犯”这件事，文章写道：“进入1967年夏季，广州街头忽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粤北‘劳改犯’大暴动，将会很快前来洗劫广州城。”传开之后，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原因是，1967年，武斗风炽烈，神州大地炮火连天，枪声大作，无数热血青年倒在街头，广州的红卫兵小报说，“……近来，妖雾弥漫，广州城笼罩着一片内战的恐怖气氛……专政机关失灵了，公安系统瘫痪了！小偷惯窃，地痞流氓等乘机出来活动，抢劫行凶，层出不穷，人民汽车收车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两三点就关紧门，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见行人；现在水路交通中断，运输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市面十分紧张。”所以一听到粤北劳改犯要洗劫广州的消息，一向低调的广州人，心情绷到十二万分紧张。
这时广州公检法机关也一片大乱，仅是8月6日，机关受到41次冲击，8月8日，郊区茶头一个农场的“劳改犯”五百多人走掉四百多，最权威的是《广州地方志》记载，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个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所送来的两车共83名偷渡人员，之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
清末时，广州市区的街巷是有栅栏的，点一盏火水灯，打更人彻夜唱更，老百姓都安乐在自家歇息。如今大敌当前，想起清末防贼的阵仗，也应该动手建造街巷栅栏。有人记述，有些街道联防开始为对付一些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以及小偷的抢劫，还有基于互相帮助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听到讯号，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造成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受惊、逃走，还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作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起或痛打。自听到劳改犯要来的消息，各街道之间都纷纷设上栅栏，多由砖瓦砌成或木料制成，有的靠街坊间集款购买，有的则直接从一些建筑地盘中取用。就像内战时，城中为应付巷战的设施一样。入黑时分，栅栏就会加锁，禁止出入。
一个居民回忆，“一德路商铺林立，由于害怕被洗劫，在顶层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连通联防，成了当时广州的怪异一景。我家当时住在珠光东路，东边的德政路入口处和西边文德路的入口处也都筑起栅栏，白天自由通行，黄昏便关起闸门，由居委会组织一些认为出身贫苦、政治可靠的人值班防守，对出入的人进行盘问。夜间还派有游动哨，在街巷里巡视，一有动静，便敲响脸盆或铝锅互相呼应。
有好几个晚上，听到从远处传来紧张的呼喊声：‘大沙头码头有劳动犯上岸啦！’敲打锅盆声和呼喊声连成一片，震荡着广州的夜空，平添几分凄凉和恐怖。”此时，“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无声出”，“劳改犯打死活该”等论调大行其道。形成一个“劳改犯就该人人喊打”的氛围。但不是劳改犯呢，照打！谁也没想到，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之中。
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就是广州居民
有心人从1995年开始调查，发现大量线索，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杀害的人，文章这样记述死者家属的控诉——
我哥哥汤永耀，“文革”前是广州七中的毕业生（1962年），本来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绩一直很好，还特别喜欢唐诗宋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当时不可能被录取上大学。那年代想得多，精神就渐渐不正常了。那天（可能是8月11日）挨晚，吃完晚饭后，我哥———外貌和普通人没有明显区别，又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谁也没料到，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到处都搞“街道联防”，街街巷巷安了闸，见生人过就打锣，追杀。正常人口齿伶俐都难分辩，何况我哥又有病，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亲回来说，见到我哥在东山口一路车总站，被吊死在电线杆上。啊！我母亲大哭。不是由我们收尸的，是政府处理，没有骨灰。很久以后，我已经下乡插队了，好像派出所有来人给过一百几十块钱。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打死一个人是不用负责的，死人之多难以计数。北京杀害第一个50多岁的老师卞仲耘后，附近的大兴县对所谓“牛鬼蛇神”是”横扫”的。自8月27日至9月1日仅6天，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些不忍卒读的数字，在广州打劳改犯的运动中继续蔓延。
广州培英中学高中老师余柏茂，回忆起另一个事实，“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从惠福路家里出来，走海珠中路到西门口，乘19路公共汽车返白鹤洞学校。这一天是发工资日子，同行的还有我校高三一位同学。上车之前，发现这段路有一个吊尸，上车后，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过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到白鹤洞，仅是从车上一侧（人多挡住，看不见另一侧），就数出十件尸体。我当时真是一件件数的，因为我想推算一下全广州可能打死多少人。”
原来只知道该事件的主要现场都在市中心，但中山七、八路这些原属市区边缘的冷僻地段，以及过珠江大桥以后的远郊，竟然都有不少尸体，着实令人吃惊。《广州年鉴》“数十人死亡”之结论看来太草率了。余老师家住市中心的惠福西路甜水巷。记得那年八月一、二日就已经开始值班，建栅搞居民联防，后来才知道，他回校后一个晚上，甜水巷本身也有一个被打死的“劳改犯”。
到底有没有劳改犯逃脱这回事，谁也没有得到结论。但是，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是平民百姓，而且就是广州居民。
当年市人委的一个普通干部，在讲述12日白天发生的事之前，又讲了夜间的见闻：“……我们市人委宿舍当时也组织起来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两点到四点的班，听说附近打死了人，住四楼的下台干部，原来管公安的副市长孙乐宜，过来叫我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劳动布裤子，光上身。孙把尸体翻过来，看见这人双手是被铐上的，他很有经验，只说了一句：‘手铐都生锈了。’他不敢明说，但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人不可能是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后来四点钟我交班以后，听说又打死一个，是戴脚镣的。整晚一共打死三个。”
在变态的思维中，有的人甚至认为杀人是一件快意的事情，动辄要人家的性命。“打劳改犯期间，一天早上我接到任务要过河南找一个人。经过中央公园旁边，吉祥路和连新路交接处，见一堆人中间围住一个相貌怪怪的畸形人———怎么怪法？这么多年，也记不清了，也许是大脑壳、罗圈腿之类发育不正常的人吧，反正看上去不顺眼，给人感觉不像‘好人’。听周围的人说，此人昨晚手抓一支发动汽车用的铁杆在街上手舞足蹈晃来晃去，旁若无人，结果被居民当坏人扭送到街道居委来了。居委讯问之后，通过电话找到他一个姐姐，她虽然承认有这弟弟，但同时也表示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不愿领人。唉，那时的人真是很绝情！居委的人还好，留他在居委会过了一夜。下午回来又经过这里，畸形人已经被人吊死在连新路口的大榕树上了。”
那些年头，人们对“阶级敌人”充满“阶级仇恨”。“劳改犯”属于“阶级敌人”，逮住便往死里打，毫不手软。据说广州城内德政路被杀的人多。从文明路南折入德政路，遇到一位正在小饭店门口板凳上自斟自饮功夫茶的老板娘。老板娘指着四五十步远的十字路口说：“在那里吊死三四个。因为自己出身不好，不敢走近去看，不知是什么人。”老板娘还说，往下走一点的万福路口，有一家人，住楼上的，地主家庭出身，那时期，乡下来有人来找，居委带乡下人上门，这家人可能是害怕，不敢相认，结果，农民被当劳改犯打死了。这种事也不新鲜，有一天深夜，文德路和万福路交口处，忽然打锣打鼓声，敲盆敲桶声，吹哨喊叫声乱成一片。
第二天一早，人们看到有三个人倒在棚架下，旁边都是碎砖乱石。两个年纪大一些的已经死了，但年轻的一个似乎还有点气息，却不断有居民继续用石头砸他。据所知，文德路和德政路一共至少打死了八人。死的人这么多，为什么？老板娘回答：德政路一带住的多是没文化的下层市民、咕哩佬（搬运工）、三轮车夫、扫街淘粪的清洁工、小商小贩……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之地。她还说，当时居民联防的人，有学生和无业青年。当时居委是起了组织作用的。
讲起当年打劳改犯的事情，许多街坊打开回忆的大门，“那年我15岁，住一德路，对面就是爱群大厦、长堤。我亲眼见打死一个比我还小的少年，在江边榕树下，一个后生仔用锯片捅进他的身体，血哗哗涌出来……”（刘先生，现居广州）
“我也是住一德路，当时有好几个人被绑在江边榕树上打，竹升都打断几根。那些人满面是血，其中一个已经死了，三十多岁，像个农民。说是打‘劳改犯’，谁知道？围观的人都不敢出声。”（肖先生，现居广州）
“我侄儿说的，确有其事，当时长堤一带的大榕树吊了不少死尸。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亲眼见到一个女人被活生生吊死，说她偷东西。”（肖先生，现居美国）
“我亲眼见大白天吊死一个人。就是“吊劳改犯”那时，我骑车经过长堤，在靠近“省总”大楼那一段，一群人正在吊一个肥佬。肥佬不停哀求不要吊死他，结果还是吊死了。”（谭先生，现居美国）
“10·11日广州街头打死很多人。在长堤路沿江路，每一株树都捆着一个死尸，有些树上有两个死尸，有些吊死，有些是跪着捆在树上，我数了一下，长堤路至少有二十多个尸体。那两天正是下雨，这些尸体在水中泡着，浮肿起来，实在可怕。”（见《汤生龙日记》）
此事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已成一宗“悬案”
由于种种传闻没办法澄清，以致今天还有人对当年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广州一些群众一下子变得如此没人性？这个女士说，“我丈夫当时在广州市第二搬运公司工作。一天早上上班时，见到居委会的房子前面有几个街坊议论纷纷。原来里面关了一个昨夜捉到的‘劳改犯’。我丈夫上前，看到上了锁的铁闸门里有一个脸色铁青的人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缚，衣不蔽体，蓬头垢面，对着外面围观的人叩头如捣蒜，满脸都是唾沫，操着北方口音嘴里不断喃喃着，看样子是饿坏了或是吓坏了。我丈夫从他语不成句断断续续所讲的话中，揣摩出大概的意思是哀求放他一条活命的生路，他是南下来广东打工的农民，原带有生产队开的证明，被追打的人搜走撕毁了。丈夫下午收工回家时，见到此人已被吊死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多时了。因为他当时是搬运工人，去的地方多，见到被打杀的‘劳改犯’也更多。从来不跟我讲，一方面是心里害怕；另一方面也担心我会害怕。”
这种景象给广州群众以强烈的心理冲击，他们虽然也拥护搞联防，但不清楚如此之残酷，如此般野蛮。好好的一个人，有人叫一句，这是劳改犯，立刻就会有一帮人上前用木棍、水喉铁管甚至用枪去消灭他。有个广州的复员兵回忆说，“我亲眼看到有好几个地方吊着被打死的所谓‘劳改犯’：一处是在东山百货大楼对面的街角公园的树上；一处是在教育路南方电影院门口的树上；再一处就是在文德路与中山路的交界处，有两具尸体在地上摆着。听说原来也是吊起来的，后来绳子断了，马路正在铺下水管道，两具尸体被人搬到挖起来的泥堆上，时值盛夏，尸体曝晒发胀，形状十分恐怖。还听说在长堤一带，有“劳改犯”被打死即时扔进珠江的。我1951年参军，之后不久便从事医务工作并参加抗美援朝，也多次见过死人。但是这样的死人场面仍然使我感到恶心和恐惧。”
广州“文革”研究专家叶先生多次访问过当时“红警司”政委黄意坚，他说事发后曾组织公安刑警和中学生的力量，分两拨点数各地的尸体，得出一百八十多和一百九十多这两个接近之数，应该比较有参考价值。
如今此事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成为“文革”悬案。老广州阿佗认为，第一，这是广州“文革”中重要的死亡事件，站在尊重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不能回避；第二，死者多是无辜冤死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站在人道的立场，更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让死者安息；第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走向富裕和强大的同时，如果对自己过去犯下的某些错误和罪恶不知反省，甚至刻意隐瞒，那所有的进步都不会有任何意义，那表面的提升，实质上只是更可怕的沉沦。
本文选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