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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五卅惨案后孙传芳为什么要铤而走险攻打奉军?

1925年春天,奉军第二十师师长邢士廉接替张允明担任上海防务。不久,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多人在上海公共租界主要街道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的暴行,声援工人的罢工斗争。租界当局出动大批英国武装巡警,逮捕了一百多名学生。这时,近万名群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然开枪,打死十多人,打伤数十人,逮捕四十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上海人民举行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这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仇恨,英日帝国主义调动大批军队对上海的工人进行了更加残酷的镇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沪案”。这场由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工人、学生而引起的反帝风暴,迅速席卷全国。

6月13日,奉军以“沪案”发生、外人干涉为借口,派兵进入上海市区,并任命邢士廉为上海戒严司令。姜登选部相继开到上海,同时丁喜春师随驻南京,奉军的两个旅也向上海方向进发。进驻上海的奉军和帝国主义相配合,强行封闭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等组织,充当帝国主义的打手。奉军的卖国媚外的丑行,激起上海人民的无比愤慨。

浙江督办孙传芳深知奉军“图苏乃图浙之先声”,为了稳住杨宇霆,特派人对杨提出结盟之请。不料,杨宇霆竟傲慢无理地回答:“他干他的浙江,我干我的江苏,结盟何为?”孙传芳不免为他自己的处境担忧,迫使他铤而走险。

奉军到江南后,军纪败坏,敲诈勒索,贩毒走私,奸淫妇女。奉军所到之处,怨声载道,民怨沸腾。不久,在南京、上海爆发了反对奉军暴行的大游行。但杨宇霆不顾人民的呼声,不严加管束自己的部队,仍然我行我素。1925年下半年,反对奉系军阀的声浪终于在全国形成了。

受到奉系军阀威胁的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暗中联合,利用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奉呼声,积极策划反奉。浙江督办孙传芳紧邻江苏和安徽,所受奉军压力最大,因此反奉也最用力。

孙传芳积极准备反奉战争的消息,有人密报给张作霖。张作霖不以为然地说:“他妈的!三五年内我不打人,绝没有人敢打我!”

但是,孙传芳已经制订了一个“联冯结岳”的战略计划。1925年4月,他密派幕僚杨文恺到张家口去会见冯玉祥。杨文恺将孙传芳事先准备好的同冯玉祥结拜为兄弟的一份兰谱,递交给冯玉祥,表示要同他结为金兰之好。以冯玉祥年44岁为兄,孙传芳年41岁为弟,结为异姓兄弟,形成孙冯联盟。冯玉祥答应如孙对奉军发动攻势,他一定做出预备作战的姿态,以牵制奉军。杨文恺完成使命之后,偕同冯玉祥的代表段其澍返回杭州复命,孙传芳非常高兴。

5月,杨文恺和段其澍同往开封,会见了河南督办岳维峻。岳应允如孙攻打奉军,他的国民军第二军就以攻打山东相策应。

这样,孙传芳就完成了对奉“浙孙击其头,豫岳拦其腰,西北攻其尾”的军事部署。他又和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广泛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10月7日,他邀请皖、赣、苏、闽、浙五省代表到杭州开会,商议共同讨奉计划。五省代表推举孙传芳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周荫人为副司令。会议的主旨是“拥段反奉”。会后,孙传芳封锁消息,令各部向位于苏浙边境的太湖秘密集结。

10月10日这一天是双十节,孙传芳以“太湖秋操”为名,命令全军发动,由太湖出击,分兵进击上海和南京。他以浙闽苏赣皖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将所部编为五路大军。这五路大军由五个师组成,听候孙传芳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同一时间向各自目标发起总攻。其第四师由松江进攻上海,意在驱逐邢士廉旅。杨宇霆闻讯,自忖邢部一个旅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孙部五个师的进攻,不如保存实力为好。就立即命令邢士廉旅撤离上海,免遭全歼。

16日,孙军毫发未损地进入上海。孙传芳、夏超、周荫人联名发表通电,声讨张作霖:“数月以来,奉军喋血贩烟,腾笑中外,杀人越货,苦我人民,秽德腥闻,众所共见。”在摆出奉军的种种劣行后,接着斥道:“时至今日,传芳纵可忍,而士兵不能忍。士兵能忍而人民不能忍,并宣布惟张作霖一人是讨。”把打击面缩小到张作霖一个人身上。

向南京进击的孙军一路顺风。19日,孙军抵达镇江,胁迫南京。20日,孙军迅速进抵南京下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