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扶摇直上起兵叛乱 唐玄宗该负什么责任?
乱世出人才,造英雄。而在安逸平稳的治世和盛世,那些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因受到资历、背景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要想脱颖而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西汉时期的“战神”李广就是个例子。
李广善射,在担任侍卫官期间,经常随汉文帝外出射猎,因其射箭百发百中,每次都能让汉文帝满载而归。汉文帝曾对他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史记·李将军列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可惜你生在今天,只能陪著我打打猎,要是你生在高祖那种战乱时代,封个万户候没问题。”
像李广这种有能力的人,生在“文景之治”这种边疆稳定、四海升平的“治世”年代,英雄因为没有用武之地,要想“进步”是很难的。而与李广相比,生逢“开元盛世”,没有背景、没有资历、没有什么大能耐的安禄山,却能够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无名小卒扶摇直上,官运亨通,一跃成为手握三镇重兵、身兼数职的“超级节度使”,这就不能不让人称奇了。
安禄山究竟是怎么在和平年代发迹的呢?在笔者看来,历代官场中最黑暗、最肮脏的投机钻营手段,几乎都被安禄山尝试了个遍,而且屡试不爽。
迎合上司,虚报功绩。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是安禄山的第一任上司。安禄山在他的手下担任“捉生将”,主要工作就是俘虏契丹百姓,来充当契丹叛军。张守珪这种为了向朝廷邀功请赏,而弄虚作假、虚报战功的伎俩,被从小就狡黠奸诈、善揣人情的安禄山看到眼里,记在心中。安禄山知道,要想得到上司的赏识,出人头地,只有迎合上司,为上司卖力,以讨得上司的欢心。上司不是要“政绩”嘛,这好办,咱来干。安禄山凭着骁勇“善战”、熟谙山川地形的自身优势,又加上运气好,所以每次带人外出总能抓回几十个契丹人来。因为屡立“战功”,张守珪在受到朝廷嘉奖的同时,安禄山也很自然水涨船高的得到了提拔和重用。
语不惊人死不休。仅仅能干是不行的,还要会说、会编,而且说要说到点子上,编要编得像真事。安禄山思维敏捷,口齿伶俐,尤其是在皇帝面前更是能说会道。有一次,唐玄宗见安禄山腹垂过膝,问他肚子里有什么东西,他诙谐地回答说:“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颗对圣上的忠心!”这种拍马屁似的巧妙回答,让唐玄宗心里很受用,对安禄山也更加器重和宠信。天宝二年(743年),安禄山在入朝见君时,为了讨得唐玄宗的欢心,他编了一通瞎话,谎奏去年秋天营州境内出现了害虫,蚕食禾苗,眼看着一年的收成将要泡汤。而他则焚香祝天,衷心祈祷:“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祇,愿使虫散。”(《资治通鉴》)结果感动神灵,忽然来了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间把虫吃得精光。安禄山“讲政治”真有一套,他摸透了最高统治者的心理——最喜欢臣下“无限忠诚”,所以不惜编造谎言,骗取信任。安禄山讲得绘声绘色,就像真事一样,唐玄宗便信以为真,并被他忠君爱民的诚心所感动,一系列的封赏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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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能使鬼推磨。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御史中丞张利贞奉皇命到河北视察地方官员的工作情况。安禄山抓住这个机会,不仅对张利贞实施了高接远送、接风送礼等“百计谀媚”,同时还拿出许多金钱贿赂他手下办事的人,以结私恩。张利贞入朝后,便极力为他美言,安禄山因此被授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对高官如此,对过往的使者,安禄山也不轻易放过,暗中都加以贿赂打点。使者们回朝后都齐声称赞他,使安禄山在朝中的“人气”直线攀升。因为人缘好,群众呼声高,天宝元年(742年),安禄山又被授予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天宝三年(744年),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三年后,安禄山又兼任御史大夫。天宝十年(751年),又兼任河东节度使。至此,全国十处节度使,安禄山一个人就占了三处,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寻求靠山,认“干爹”、“干娘”。朝中有人好做官,为了寻求政治靠山,为了找到一棵“大树”,甚至是一棵“参天大树”,安禄山还在基层效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为了得到上司张守珪的更加信任和进一步提拔,安禄山在把张守珪伺候舒服了的基础上,趁热打铁,干脆乖巧的认张守珪为干爹。这样一来,能干会干,而且成了一家人的安禄山不断得到提升,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就以“军功”卓著,加封为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随着官做得越来越大,安禄山在有了入宫朝见机会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求一棵更大的树来为自己挡风遮雨。有一次安禄山入见时,先拜杨贵妃,后拜唐玄宗。唐玄宗感到奇怪问缘由,安禄山回答说:“胡人先母而后父。”(《资治通鉴》)异常宠爱杨贵妃的唐玄宗听到这样的回答,不但没生气,反而非常高兴。于是,安禄山又趁机认杨贵妃为干娘。有了杨贵妃这棵参天大树“罩”着,安禄山可以随意出入禁宫,一时间成为朝中最耀眼的人物。
从无名小卒到权倾朝野,从一方节度使到三方节度使,在唐朝各级官员严格按照任职年限、资历升迁的体制下,安禄山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边疆军帅在和平年代仕途飞跃的一个神话。投机钻营,的确是安禄山飞黄腾达的重要因素,但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陶醉于开创“开元盛世”局面的唐玄宗政治上的腐朽昏聩,为安禄山的发迹提供了一个捷径;官场上的黑暗腐败,无疑又为安禄山的发迹营造了一个温床。
在和平年代,那些靠迎合、贿赂、花言巧语、寻求靠山等肮脏手段发迹的官员,向来是靠不住的,是要出问题的。像安禄山这种表面忠诚、内心奸黠而且手握重兵的高官,则是要出大问题、大乱子的。“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安禄山的举兵反叛,不仅造成了生灵涂炭和玄宗丢位,最重要的是动摇了大唐帝国大厦一百三十八年的根基,使唐朝因此由盛转衰。不知道当年玄宗皇帝在仓皇西逃的路上,顾没顾上自己反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