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重八到李自成：细说农民起义所含的意义

对于中国的农民战争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曾这样的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所仅见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强大的中国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中国的农民处在严密的控制之下，他们享有很少的权利，却要负担一大部分的义务，比如繁重的徭役和赋税，但是因为与官僚的集权的中央政府势力悬殊，加上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农民们不到活不下去的时候是不会起来造反的。所以前朝的农民起义往往被后世的人加以借鉴，但是历史总是这样，农民起义还是不断的发生，直到近代社会来临，中国的统治者仍然要面对这样的现实，事实告诉我们：没有很好的解决农民问题，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停止的。就从元末和明末的农民起义来好好分析这一点——一个以农民起义起家的王朝怎样覆灭在农民起义手中。

元朝末期，由于宫廷斗争，军队战斗力下降等因素，元朝政府的统治能力急剧下降，加之基层统治越来越腐败，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关于这样的景象，可以在这首小令中可见一斑：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3《醉太平小令》）

小令中“奸佞专权”就是说朝廷里的主导政策的大员已经为小人所掌握，朝廷已经从大方向上不行了，而作者认为“开河变钞”是这一切祸事的根源，“开河”无疑是指元朝重新开凿了大运河，“变钞”就是指元朝发行的纸币，而为什么这是根源呢？作者接着说“人吃人，钞买钞”，其中之意就是，开凿运河给农民带来了繁重的徭役负担，家中没有劳力田地自然荒芜，就没有粮食可吃，而乱发纸币导致纸币的购买力严重的下降，多以纸币又买不到粮食，又买不起粮食，所以只能是“钞买钞”了。加上基层官吏和贼都不分，法律的正义性的不到体现，其结果就是“惹红军万千”了。当然这里的“红军”只是一个指代，用韩林儿、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指代全国各地的反元势力。

说到红巾军，又不得不提到农民起义的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间的秘密宗教的问题。从陈胜吴广大泽乡的鱼腹藏书到近代义和团运动无不包涵着秘密宗教的成份，农民们总是要接着神灵来壮胆，或是说起义的组织者们总是要接着神灵来招揽会众，赢得大家的信任，从而稳稳的站住领导者的位子。同样的在元末大起义中，红巾军就是典型的利用秘密宗教来组织起义的例子。红巾军起义最初在14 世纪30 年代出现于江西和湖南，在十多年内遍及半个中国。它和19 世纪同样广泛的太平天国运动不一样；太平天国运动产生于贵州一个地方，产生了一个统一的领导集团，然后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发展到了南方中国大部分地区。但是红巾军教义的发起人却是暗中在几个省活动，特别是在那些受饥馑和时疫流行的地方展开活动。

他们的宗教教义自发地形成了拥有广大徒众的许多地方教派。这些教派经常秘密集会，举行宗教活动，特别是他们一些可疑的行为，被中央和基层政府视为异端和危害社会的行为。这就迫使他们采用搞密谋的、地下的组织的形式。有各种政治目的的领袖们都等待着有这样的机会能一展拳脚。他们现在能够接管这些形式，并把它们变成达到他们目的的媒介。由此可知，红巾军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头领导的运动，它们在每一个地方都发展了强烈的地方色彩。后来红巾军逐渐发展成了南方和北方两只主力，南方以湖北南部为中心，北方以安徽、淮河流域为中心，与元政府分庭抗礼，到后来由于政治利益的冲突，内部也开始自相交战，最后由北系支派的朱元璋打败了所有的南方红巾义军派系，统一了南方。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的是，虽然秘密宗教在起义后期的作用已经不大，但是在起义准备过程中甚至在起义前期招兵买马的时候还是给领导这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农民起义通常是结构松散纪律性不强的，而可能在一群散兵游勇建立威信的唯一可能就是秘密宗教，当起义军建立起严密的机构组织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就摆脱了农民义军的角色了。

农民起义的另一项重要的口号就是“均田”思想。土地兼并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必须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不仅因为土地的兼并影响到国家的税收，还容易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社会的动荡，轻则形成流民潮，重则诱发农民起义。明末政治腐败，农民破产，压迫剥削日益加重，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崇祯元年七月，起义在陕西爆发，从崇祯元年至三年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暴乱大有燎原之势。明朝政府剿抚并用，一度取得成果，但是又来由于各种原因，已经取得成果付之东流。相反，经过13年的游击流动的作战，农民军逐渐集中，至崇祯十三年底，汇合为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为首的几支主力军。

在多次反复起伏的战争实践中，渐趋成熟。特别是李自成，吸取知识分子意见，开始实施“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的战略。政治上实施“免粮”、“安民”、“平买平卖”政策并大力开展瓦解敌人的宣传工作，形成“民皆附贼而不附兵”的局面，军事上实施运动流动作战，开始向盲军战略要点进行机动进攻。十四年初，攻占洛阳。李自成在崇祯十四至十六年间，三攻开封，五歼官军主力，攻破襄阳，并在汝州之战中全歼孙传庭主力：破潼关，入西安，尽占秦、陇全境及晋西山区，并收编大部三边官军。此时，张献忠亦已攻下汉阳、武昌。战略形势发生质变，农民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十七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即向北京进军。二月入山西，仅在宁武一战，即破太原等地。三月，大同、宣府、居席降，迫至京师城下。十七日，官军三大营先降，十八日，守城太监开门献城，十九日，破皇城，朱由检自缢，明王朝的统治终于被农民起义推翻。

李自成的“均田免粮”的口号为他赢得了民心，人力财力渐渐地聚集到他这一方来，在军事上很快取得优势，为打败明朝官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所以均田思想在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中被不断的提出来，而每一次都得到极大的拥护，我觉得与中国的制度发展史是脱离不了关系的，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供养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系统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在具体基层的官僚体系的构建中不免要依靠当地的有实力的大户，依靠这种大家族提供的经济或是人才的支援才能形成有工作能力，得到认可的基层政府。而在这之后，基层政府当然要为大家族的付出提供回报，所以就有了基层官僚和地区大户之间的勾结。而最直接的给予大户的回报就是田产，要么就是直接赠与，要么就是默许其兼并农民的土地，当然这只是土地兼并的一种原因（情况）。没有了土地的农民就等于失去了生活的依靠，他们或是沦为佃农，或是沦为流民，而这样的情况是不便于国家对人口进行管理的，所以就很容易造成恶劣的后果。

建立在农民起义基础之上的明王朝又终结在农民起义的手中，这难道是历史的玩笑？深刻的分析一下这些农民起义，能发现很多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情况。比如说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佛教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所以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相信中国历史也是处在一个大轮回之中，秦短汉长，隋段唐长，元短明清长，加上短命的民国，人们很愿意相信有一个轮回开始了。

直线式的历史发展模式只是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得到了认可，普通的人群还是相信轮回说的，这就是所谓像“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样的口号的基础，农民们很愿意相信一段时间后总是要轮到自己来统治天下的。而在西方，强人心中想的永远只是“罗马皇帝”的称号。

如此规模宏大的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还告诉了中国的执政者，农民问题一定是执政的首要问题，解决不好这个，中国的国运就永远就跑不出历史的怪圈，不管是民主政权还是专制政权都逃不了覆灭的危害。农民的确是最容被统治的一群人，但是他们也是力量最强大的一群人，中国有9亿农民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多，假如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么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就会展示他们的力量。有人说现在不是冷兵器时代了，农民没有和政府抗衡的能力了，我要说的是武器根本不是这个问题上的关键东西，农民军也从来没有实力跟官军对抗，重要的是在农民起义之后，跟随而起的各种反政府势力的作用。事实上，农民起义往往只是一个导火索，除非能以迅速的手段将其弄灭，否则接下来的将是一场大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