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西高穴：也曾“高陵”也曾“疑冢”
2009年的最后几天，安阳掘墓于西高穴，迫不及待作出重大宣布——发现曹操墓。中科院考古所虽称“初步认定”，但并非“最终结论”（2010年1月14日《文汇报》），仍然激起一片质疑之声。
曹操墓原本是明确的。曹操去世前两年就为自己准备了“归宿”：“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三国志》）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死于洛阳，即葬于此地（魏称高陵，亦称西陵）。几十年后，时任西晋著作郎的陆机，“游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不禁“忾然叹息，伤怀者久之”，写下了著名的《吊魏武帝文并序》。他在文中对曹操褒崇有加，并披露了曹操“遗令”的部分内容：“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遗令”的发现，进一步明确了曹操墓的具体方位。425年后，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高丽，路经邺城操墓，亲作《祭魏太祖武皇帝文》。这说明，洎乎唐代，操墓仍然是完好的。晚唐的李吉甫写道：“西门豹祠在县西十五里，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元和郡县志》）进一步标明了操墓的确切位置。至于操墓的倾颓，应当是五代之后的事情。
那么，这“高陵”是如何变成“疑冢”的呢？我以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干扰。笔者陋闻，“七十二疑冢”的最早说法见于王安石的《将次相州》诗，其中有：“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八九丘”者，七十二冢也，就是对操墓难以确认的描述和评议。王安石的诗句只是“疑冢说”的滥觞，“曹操疑冢”的说法大约到南宋初期才广为流传。
“疑冢说”起于宋代，与“正统论”的泛起不无关系。宋代的士大夫为了论证赵宋政权的合法性，曾就“正统论”进行过激烈论争，其中的代表人物，应推欧阳修，具体到三国史，他认为：“夫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也就是说，曹魏是正统。他的观点被司马光所认同，并体现在《资治通鉴》的编纂之中。然而，这一观点在南宋却引起争议，朱熹修《通鉴纲目》，目的之一就是纠正欧阳修、司马光“帝魏寇蜀”立场，从而挑起史学上又一次大论战。
有宋一代，边衅不断，先遭辽夏之侵，后被金元之祸。南宋朝廷蜷缩在东南一隅，势同三国时的东吴，占领北方大片土地的金政权，如同当年的曹魏。如此一来，在舆情上，不仅“帝魏寇蜀”逐渐为“帝蜀寇魏”所取代，而且陈寿笔下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竟然成了篡汉的奸雄，狡诈的奸臣，连带其“高陵”也就成了“疑冢”。“疑冢说”的代表人物当属范成大，他不仅写诗说：“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七十二冢》）在使金日记中也写道：“过漳河，入曹操讲武城。周遭十数里，城外有操疑冢七十二，散在数里。”（《揽辔录》）南宋时，不仅“疑冢诗”所在多有，“疑冢词”也俯拾即是，刘辰翁的《金缕曲》就有“寂寞西陵歌又舞，疑冢嵯峨新土”的句子。质疑尚属“学术”行为，咒骂则属“社会”行为了。俞应符其人就极尽刻毒之能事：“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漳河疑冢》）而这只能看作意识形态灌输出来的激进分子。
那么，这“疑冢”又是如何变成“高陵”的呢？西高穴的发掘，不仅迅速认定流传了几个世纪的“疑冢说”只是“民间传说”，而且迅速认定证据不全的西高穴为曹操高陵，而参与其中的不仅有考古专家，也有政府官员。西高穴墓刚挖开，就有学者预言，开发曹操墓，每年至少能带来4。2亿元的经济效益。安阳市长说，要将曹操高陵建成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为一体的三国文化考古、文物保护基地和旅游景区（见2010年1月1日新华网）。在“疑冢”迅即变为“高陵”的过程中，没有看到确凿的考古证据，没有看到严谨的科学论证，人们看到的是曹操的高知名度所潜在的经济利益的强大诱因。
“文革”时的“破四旧”，对于古代建筑、文物、典籍的拆、砸、烧，变成今天狂热的“立四旧”。只要能诳来游客，只要能骗来资金，只要能创造GDP（国内生产总值），只要能生产LFR（地方财政收入），一些地方就狂热地致力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由于当初“拆”得利索，“砸”得彻底，“烧”得干净，已经没有多少真正的传统文化可以“弘扬”，于是只能采取造、抢、挖的办法来达到目的。“造”者，造假景也，假像、假庙、假城，比比皆是。“抢”者，抢名人也，于是就有了争抢李白故地、诸葛茅庐、牛郎下凡村、英台化蝶处的事。“挖”者，挖古墓也。官阶越高越好，名头越大越好，真的是真的，假的也是真的。
考古总要通过田野调查挖掘，找到一些早期人类活动的遗物、遗迹，来研究和探求古人生活的状态与环境。在这里，需要的是求真的精神与科学的态度。舍此，或屈于意识形态的压力，或魅于经济利益的诱惑，“高陵”乎，“疑冢”乎，也就真假难辨了。
曹操墓原本是明确的。曹操去世前两年就为自己准备了“归宿”：“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三国志》）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死于洛阳，即葬于此地（魏称高陵，亦称西陵）。几十年后，时任西晋著作郎的陆机，“游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不禁“忾然叹息，伤怀者久之”，写下了著名的《吊魏武帝文并序》。他在文中对曹操褒崇有加，并披露了曹操“遗令”的部分内容：“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遗令”的发现，进一步明确了曹操墓的具体方位。425年后，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高丽，路经邺城操墓，亲作《祭魏太祖武皇帝文》。这说明，洎乎唐代，操墓仍然是完好的。晚唐的李吉甫写道：“西门豹祠在县西十五里，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元和郡县志》）进一步标明了操墓的确切位置。至于操墓的倾颓，应当是五代之后的事情。
那么，这“高陵”是如何变成“疑冢”的呢？我以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干扰。笔者陋闻，“七十二疑冢”的最早说法见于王安石的《将次相州》诗，其中有：“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八九丘”者，七十二冢也，就是对操墓难以确认的描述和评议。王安石的诗句只是“疑冢说”的滥觞，“曹操疑冢”的说法大约到南宋初期才广为流传。
“疑冢说”起于宋代，与“正统论”的泛起不无关系。宋代的士大夫为了论证赵宋政权的合法性，曾就“正统论”进行过激烈论争，其中的代表人物，应推欧阳修，具体到三国史，他认为：“夫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也就是说，曹魏是正统。他的观点被司马光所认同，并体现在《资治通鉴》的编纂之中。然而，这一观点在南宋却引起争议，朱熹修《通鉴纲目》，目的之一就是纠正欧阳修、司马光“帝魏寇蜀”立场，从而挑起史学上又一次大论战。
有宋一代，边衅不断，先遭辽夏之侵，后被金元之祸。南宋朝廷蜷缩在东南一隅，势同三国时的东吴，占领北方大片土地的金政权，如同当年的曹魏。如此一来，在舆情上，不仅“帝魏寇蜀”逐渐为“帝蜀寇魏”所取代，而且陈寿笔下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竟然成了篡汉的奸雄，狡诈的奸臣，连带其“高陵”也就成了“疑冢”。“疑冢说”的代表人物当属范成大，他不仅写诗说：“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七十二冢》）在使金日记中也写道：“过漳河，入曹操讲武城。周遭十数里，城外有操疑冢七十二，散在数里。”（《揽辔录》）南宋时，不仅“疑冢诗”所在多有，“疑冢词”也俯拾即是，刘辰翁的《金缕曲》就有“寂寞西陵歌又舞，疑冢嵯峨新土”的句子。质疑尚属“学术”行为，咒骂则属“社会”行为了。俞应符其人就极尽刻毒之能事：“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漳河疑冢》）而这只能看作意识形态灌输出来的激进分子。
那么，这“疑冢”又是如何变成“高陵”的呢？西高穴的发掘，不仅迅速认定流传了几个世纪的“疑冢说”只是“民间传说”，而且迅速认定证据不全的西高穴为曹操高陵，而参与其中的不仅有考古专家，也有政府官员。西高穴墓刚挖开，就有学者预言，开发曹操墓，每年至少能带来4。2亿元的经济效益。安阳市长说，要将曹操高陵建成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为一体的三国文化考古、文物保护基地和旅游景区（见2010年1月1日新华网）。在“疑冢”迅即变为“高陵”的过程中，没有看到确凿的考古证据，没有看到严谨的科学论证，人们看到的是曹操的高知名度所潜在的经济利益的强大诱因。
“文革”时的“破四旧”，对于古代建筑、文物、典籍的拆、砸、烧，变成今天狂热的“立四旧”。只要能诳来游客，只要能骗来资金，只要能创造GDP（国内生产总值），只要能生产LFR（地方财政收入），一些地方就狂热地致力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由于当初“拆”得利索，“砸”得彻底，“烧”得干净，已经没有多少真正的传统文化可以“弘扬”，于是只能采取造、抢、挖的办法来达到目的。“造”者，造假景也，假像、假庙、假城，比比皆是。“抢”者，抢名人也，于是就有了争抢李白故地、诸葛茅庐、牛郎下凡村、英台化蝶处的事。“挖”者，挖古墓也。官阶越高越好，名头越大越好，真的是真的，假的也是真的。
考古总要通过田野调查挖掘，找到一些早期人类活动的遗物、遗迹，来研究和探求古人生活的状态与环境。在这里，需要的是求真的精神与科学的态度。舍此，或屈于意识形态的压力，或魅于经济利益的诱惑，“高陵”乎，“疑冢”乎，也就真假难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