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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注水肉'竟然也有历史传统?明清商家利益蒙心

明清两代的中后期,人们对金钱的欲望,没有良性意识形态引导。于是,社会行为失范,造假之风盛行;

这降低了人与人的信任度,带来社会的信任危机。结果,人情淡漠,道德滑坡,欺诈成为社会的痼疾……

明清时期,我国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近代商品经济的萌发阶段,商品意识日渐增强,社会风气日趋浮躁,造假欺诈层出不穷,几乎达到了巅峰状态。

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名城钱塘(今杭州),明中叶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描述了其弄虚作假之风说:“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

一些奸商,“又其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如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他们为了牟利,竟然毫无诚信可言。

与杭州并称“人间天堂”的苏州,不仅杭州的那些市井伎俩,种种皆有,而且,造假造得更加花哨。时人叶权在《贤博编》说:

“今时市中货物奸伪,两京为甚,此外无过苏州。卖花人挑花一担,灿然可爱,无一枝真者;杨梅用大棕刷弹墨染紫黑色;老母鸡毛插长尾,假敦鸡卖之。浒墅货席者,术尤巧。大抵都会往来多客商可欺。”

鲜艳灿烂的假花、染成熟紫色的杨梅,还有乔装打扮的长毛假野鸡等等,骗你没商量。

卖酒掺水是当时通行的伎俩。学者吴履震在《五葺志逸》中写道:“云间有嘲淡酒者,作《行香子》词云……这一瓶约重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秤,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这样的酒,在市面上照样行销,大家不是不知道,只是“将假就假”罢了。

市面上还有许多骗术,诸如以黄泥掺红颜料搓成丸子冒充老鼠药,卖假药欺骗病人等等,比比皆是。

明朝的古董造假歪风甚炽。明人沈德符对当时的“假古董”是这样描述的:“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榖,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

“百无一用是书生”,有些文人也打造“古董”混生活。王伯榖造假古董,不料自己以巨资购买的阎立本《醉道士图》竟也是伪作。明末名家陈继儒所秘藏的颜真卿《朱巨川告身》,也是后人临摹的赝品。

为了满足发财梦,更有人铤而走险造假币。明正德年间,姜南在《抱璞简记》中说:“今世之造假银者,或以铁,或以铜,或以铅、锡为质,外裹以银皮,不复辨其伪也。”

此外,还有制作假金子、假会票,以及私自铸造铜钱的。不过,明朝政府打击制造假币的手腕是非常强硬的,凡制造假币者,不论数额多少,一律斩首。

明末社会骗术千奇百怪,张应俞的世情小说《杜骗新书》里讲述了84则骗术案例,譬如美人计、掉包计、苦肉计、连环计、提罐、扎火囤、放白鸽等。可谓是对民间骗术的一个概括。

清朝的欺诈手段较之明朝,有过之无不及。乾隆十二年(1747年),纪晓岚在京城一家小客店中买了支蜡烛,居然点不着,原来蜡烛是泥巴做的,仅是外面敷了一层羊脂而已。

纪晓岚在京城还买了16块号称为明代制墨师傅罗小华制的墨,装在一个旧盒子里面,很像那么回事,回去一用,竟然是泥巴做的,只是表面染成黑色。

事后纪晓岚自嘲道,受骗的人要么是贪便宜,要么是图方便,受骗有原因。同时代的钱文敏则说,凡是便宜事,其中必有问题,怎么会有便宜的好事落到我们头上来呢?

其实,清代还有更厉害的造假。晚清《点石头斋画报》中屡有揭露假官的文字,譬如:

“吴江县属同里镇,有杨姓等五人皆著名土棍也。初只冒充巡丁……后竟狡狯愈甚,每于黄昏后,杨扮作汛地官模样,以一差提灯前导,手执小竹板,后随二人……周行街市,名为巡查。……乡愚无知,任其搜刮一空而去,如是者数夜。”

这是典型的地方恶棍假扮小吏压榨百姓的事例。但与假官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张祖翼的《清代野记》中记载:“插天飞者,名亦不传,亦方族也……学问赅洽,熟谙宫廷掌故。有党徒数十人,周流各省,专伺察地方大吏以取财。”

这个“插天飞”就是乾隆、嘉庆年间,常常假装朝廷亲王大臣,专门敲诈封疆大吏的人物。

上述这些造假案例,都不算奇。更有让人想不到的是租界造假。《汪穰卿笔记》记载:“戊戌、辛丑间,天津忽有假租界一事。”

“源丰润司事皖人詹丙生及苏人彭氏之婿钱某,并浙人钱丙渭,于毗连租界之地名西开者,造房六七百间,中并设巡捕房,有犯事者辄由公堂刻罪。”

这个“官商钩串为之,大府竟为所蒙蔽”的“租界”,不仅有独立地盘,还有“派出所”,有“司法权”!究其原因是“在华人以为系租界,莫敢过问;在西人又以为华人之地,莫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