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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清朝秘闻:曝光曾国藩与咸丰帝的权力之争经过?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借父丧之机,向咸丰帝摊牌索要更大权力。清廷以为太平天国行将覆灭,断然令曾国藩在籍守制。不料三年后,江南大营再次崩溃,太平天国基本控制了富庶的江南地区,切断了清王朝赋税、漕粮的主要供应渠道。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的烈火迅速从广西燃向全国,此前清廷依靠的八旗与绿营不堪重用,为湘军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机会。随着湘军兴起,国家的一些重要权力也逐渐移向地方,转入汉人手中。统治者既要依靠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又恐其尾大不掉,不情愿将权力拱手相让,由此展开了清廷与以湘军集团为首的地方势力对权力的争夺。

晚清湖南地方军队被称为湘军。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的烈火迅速从广西燃向全国,此前清廷依靠的八旗与绿营不堪重用,为湘军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机会。随着湘军兴起,国家的一些重要权力也逐渐移向地方,转入汉人手中。统治者既要依靠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又恐其尾大不掉,不情愿将权力拱手相让,由此展开了清廷与以湘军集团为首的地方势力对权力的争夺。

太平天国起义迅猛发展,湘军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湘军集团逐渐取得地方军政大权。咸丰五年(1855年),清廷任命胡林翼(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编者注)署理湖北巡抚,与他同在武昌主政的是湖广总督官文。清代官制中总督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政,军权应归于官文。可官文贪鄙庸劣,见识浅薄,只因是满洲正白旗贵族而为咸丰帝所重用,所部军队战斗力极差。胡林翼抚鄂之初,官文每多掣肘,胡虽申奏,但咸丰帝仍下严旨要其会同官文办理湖北军政。不得已之下,胡林翼改变策略,转而与官文结交,在公文中每列官文为首功,每月拨盐厘3000两相赠,还让自己的母亲认官文宠妾为义女,进而与官文兄弟相称。不过,胡林翼并非与官文同流合污,而是试图加以利用。官文也深知在此战争环境,多少督抚因为不善带兵,或死于战事或被罢职免官,于是也乐于依靠这个对自己恭敬备至的胡林翼。在官文看来,既然胡林翼满足了自己对声色货利的喜好,自己赞同他的军政主张,也算是礼尚往来。于是,胡林翼大刀阔斧厉行改革,稳定湖北局势,从而在同太平天国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时处于有利地位。

但事实上,清廷并没有放弃对地方权力的严格控制和打压。所以,如果不是胡林翼巧妙运用权术,让清廷认为改革措施多为官文主张,湘军集团是难以迅速发展起来的。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借父丧之机,向咸丰帝摊牌索要更大权力。清廷以为太平天国行将覆灭,断然令曾国藩在籍守制。不料三年后,江南大营再次崩溃,太平天国基本控制了富庶的江南地区,切断了清王朝赋税、漕粮的主要供应渠道。于是,山穷水尽的朝廷陷入两难境地:要么拘泥于不轻易授予汉人实权的旧制而坐以待毙,要么听任湘军壮大势力,但可以利用他们来度过亡国危机。在太平天国大军的逼迫下,舍湘军而无其他劲旅可以依靠,清廷只能容忍湘军将领执掌地方军政大权,于是,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可以说,湘军集团能够取得多大的权力,与太平天国给清廷带来的危机程度,以及清廷解决危机时对湘军的依靠程度是密切相关的。

日益激烈的太平天国战事和辛酉政变的发生,将湘军集团的权力推向顶峰。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在避暑山庄去世,遗诏以年方六岁的载淳继位,同时任命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载垣等八大臣为“赞襄政务王大臣”。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形成了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共治天下的局面。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湘军集团的作用,清廷由被迫放权转向主动授予他们更大的权力。这年十月,命曾国藩督办江、皖、赣、浙四省军务。十二月,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续宜为湖北巡抚,彭玉麟为兵部侍郎。次年正月,命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八月,刘长佑补授两广总督。十二月,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唐训方补授安徽巡抚,郭嵩焘补授广东巡抚,刘蓉补授陕西巡抚。次年,杨载福补授陕甘总督。短短几年间,湘军集团势力急剧膨胀,南至两广,北到直隶,东到两江,西至陕甘,诸多地方由湘人出任督抚。而他们手中所握有的权力,远远超过此前的清代督抚。

依照清代旧制,总督主军政,但是除了自己的督标营之外,并不能越过提督直接干预营务;巡抚主民政,除了自己的抚标营外,也不能干预营务;布政使掌财政,直属户部;按察使掌司法、监察,直属刑部。可见,军政大权都集于中央,地方大员各负其责,互不统属,谁都不能自行其事,只能听命于中央。而咸同年间,特别是同治初年,大批湘军将领位任督抚,他们既主军又主政,兵、政合一之势已成,再加上兵饷自筹,厘金完全由督抚支配,原本应该上交户部的地丁、漕折、关税、盐课等项银两也被督抚截留,大半充作军饷。这样,一省三宪——即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鼎足而三的局面再也不复存在,督抚专权的局面势将形成,湘军集团的权力在此情形下也达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