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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郑板桥轶事:其做人为官带有明显的“仇富情结”

清代大画家郑板桥在扬州卖画为生时,曾定过这样的卖画润格:“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这则“润格启事”,显出他的坦荡心胸,全无半点“自古文人不言利”的伪君子气,有的只是幽默率真的不羁洒脱,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郑板桥也怕穷。

未仕之前,郑板桥就过怕了穷日子。

他父亲是一位穷困的私塾教师,他自己四岁丧母,二十三岁娶妻生子,二十六岁时无奈地走了父亲的老路,然而只持续了三年时间,他就辞馆回家了,这时他已有两女一子,可以想见其捉襟见肘的艰难生活。后来流落扬州时,在生活的重压下,他甚至拉下脸皮向诗友兼富商马秋玉求助。马秋玉也很慷慨,给他老家寄了二百两银票。第一个妻子病逝后,他续娶饶氏,还是江西名士程羽宸赞助的一千两银子。

想必落魄时,郑板桥常常被富人白眼相加,所以他这一生都对有钱人十分反感。

郑板桥在潍县当县令的时候,县堂上常常会发生这样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当那些靠钱买来秀才功名的监生,有事上报时,他眼睛一闭竟破口大骂:“驼钱骡,有何陈乞?”有时甚至令衙役脱下那些人的帽子用脚乱踩,或揪住头发往脸上涂墨,再将他们赶出去,极尽人格污辱之能事。一时富人忌惮,穷人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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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钱骡”这个骂人话,不知是不是郑板桥发明的,“驼着钱的畜生”,形象、恶毒、简洁,只有文人想得出。而更偏激的是,他平日判决官司,也是以贫富作为重要标准,穷人和富人打官司,富人肯定败诉。

客观地说,郑板桥这种带有明显“仇富情结”的办公,毫无公正可言。正是早年穷困与怀才不遇的记忆,使他走上另一个极端。

虽然有几个富人给过他捐助,但对于整个富人群体,他是憎恶的。从这个角度上说,郑板桥确实一点都不糊涂,他是个报复心强的人,“宰”起富人来毫不含糊。

当时江西有位张真人,受皇帝召见进京,扬州的富商争相讨好他,请郑板桥书写对联送给张真人。由于张真人所要的对联尺幅甚大,郑板桥索价一千两,富商讨价还价为五百两,哪知他写了“龙虎山中真宰相”的上联后就不肯写下联了,刻薄道:“原索一千金,君应五百金,所以只书上联一页。”富商只好凑齐银子,他才写了“麒麟阁上活神仙”的下联。

对于贫苦百姓,郑板桥却乐意慷慨解囊,还是在徐珂《清稗类钞》中记载的,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官时,“尝作一大布囊,凡钱帛食物皆置其中,随取随用。或遇故人子弟及同里贫善之家,则倾与之。”

郑板桥的官到底当得怎样?上司对他肯定是不满意的。“板桥性疏放不羁,以进士选范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又如故,为上官所斥”。这是蒋宝龄《墨林今话》中的一段文字,在上司眼里,郑板桥沉湎诗酒,完全是一副不务正业的样子。

而在百姓心中,郑板桥体恤爱民堪称楷模。例如为了不惊扰百姓,他出巡时不打“回避”与“肃静”的牌子,微服访贫,遇到穷困学子,他还自掏腰包搞点“希望工程”。

有一年,黄河发大水,潍县发生大饥荒,到了人吃人的地步。郑板桥冒着被上司处罚的风险擅自将官仓打开,连邻县的灾民也一起救济,而且还强令富人轮流煮粥,供灾民食用。秋季,百姓们无法归还粮食,他干脆让人把债券烧了。这段时间,他写了《孤儿行》《逃荒行》《还家行》记其事,并刻了一方名为“恨不得填满普天饥债”的图章,很有点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味道。

所以,郑板桥离任之时,百姓恋恋不舍,“遮道挽留”,家家为他画像,并自发在潍城海岛寺为他建立了生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