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才女王端淑：替丈夫写诗文拒做官教师
父亲王思任是明万历年间进士，“才情烂漫”。明亡后追随鲁王继续抗清，绍兴被清军占领后，他绝食而亡。有这样的父亲，就不难理解，王端淑的诗文，有浓烈的家国情怀、兴亡之叹，凝聚着沉痛的时代悲情。她既抒写自身伤痛，也记录世道人心，超越了普通闺阁的狭窄眼界与柔弱风格。王端淑还为明末殉难的节烈志士和忠于明朝的官员，写了多篇传记，其遗民立场，不言而喻。她以长于史学、笔挟史才、博览群书，为时人推重。顺治年间，清廷想请王端淑去宫中给公主、妃嫔当老师，被她力辞。
丈夫丁圣肇明末担任过衢州司李，明亡后他们夫妇幽居山阴老家，家无余资，衣食难以为继。贫与病联袂而至，王端淑夫妇都不时患病。贫困郁邑的日子，丁圣肇以酒浇愁，王端淑则以诗歌抒发忧戚。无奈中，王端淑作为闺塾师和职业艺术家，四处奔波。兄弟们似乎为她的抛头露面，略感尴尬，加以劝阻。她以诗回应：家中衣食贫乏，自己不擅女红，只能靠教书和书画谋生。
作为当时少有的职业妇女，王端淑当闺塾师，卖文售画，交游面非常广，既养家糊口，也主导家庭的人际交往，替丈夫写诗文，花钱为他置妾，妾亡后替他写悼亡诗。她与同乡张岱和著名戏曲家李渔等是好友，参与他们的诗酒之会，在由男性知识精英组成的文化圈子里获得巨大声誉。
王端淑用20多年，编纂《名媛诗纬》四十二卷，收录800多位女诗人的2000多首诗，康熙初年刊印。这是女性诗歌史上举足轻重的诗歌总集，开女作家选编女性作品集的先河。
1644年春，王端淑卖掉首饰为丈夫买了一个妾陈素霞，后者生了一个女儿，王端淑很珍爱，写诗夸其聪慧。丁圣肇待新人显然异常亲昵，王端淑为之反目，并在诗里无法抑制地流露了怨忿。王端淑不那么肯掩饰自己的情绪，既跟性格有关，也有另一重原因——这个新鲜、可意的美人儿，还是她出钱为丁圣肇张罗的呢。
王端淑的山阴女友高幽真写有《素霞传》。她笔下的陈素霞，也非寻常女子——14岁就有才女之誉，“博览史籍，妙解声韵”，书法女红无不精晓。丁圣肇“纵酒猖狂，家事日落，唯吟咏谩骂”，“不衫不履，日在醉乡……哭笑失时”。但陈素霞待他始终“敬顺庄谨”。素霞到丁家8年后病故，她的诗“丰姿秀爽，浓淡得宜”，被王端淑选收入《名媛诗纬》。王端淑在其《略传》里说，素霞事夫，“敬顺端谨，八年如一日”，28岁就病亡。素霞明慧秀美，柔顺贤良，对强势的一家之主王端淑，显然也很恭谨。王端淑说，素霞的诗“如轻烟袅林，素月出峡，娟秀幽动，亦吾家隽才”。她不忍埋没，遂录其佳句，“使海内才人，知吾夫子有此韵人。”
揭民国才女吕碧城与英敛之的恩怨！
吕碧城是一位奇女子，她是中国第一个女编辑，她曾提倡女权运动，办过女学，先后任过教习及校长。她也是清末着名的女词人，当时“文坛名宿”如樊樊山、易实甫等人对她的诗词甚为推重，认为可以比美易安居士(李清照)。袁氏当国时，她被聘为总统咨议，常出入新华宫;洪宪帝制时，她退而投身商界，与西商逐利于沪上，因深谙陶朱之术，年纪轻轻就拥有数不尽的财富，令人艳羡。
吕碧城姐妹四人都工诗文，有“旌德一门四才女”之称。词曲家卢冀野就曾赞之云：“旌德吕氏三姊妹(案：其幼妹早逝，故卢氏只言三姊妹)，在中国妇女界总算是罕见的人物。碧城久居海外，死在异域，她这一生可谓不平凡的一生，才名洋溢，举世倾心，固然了不得。就是大姐惠如，办南京第一女子师范十几年，她的画，她的词，造诣深，境界高;和她那冰清玉洁，孤寂的身世是相称的。那自着‘齐州女布衣’的美荪，诗学鲍谢，终身西服，一嫁再嫁都是洋夫婿，侨寓青岛几十年，一手草书，不独工力厚，气魄之大直不类闺人手笔，她只和遗老们有往还。她的生活与文学艺术极不调和，此其所以成为吕美荪的作风。然而两位姐姐终竟要让碧城一头地。”而在当时曾流传：“二十世纪头一二十年间，中国文坛、女界以至于整个社交界，曾有过‘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一大景观。”
尽管生于官宦之家，但吕碧城的少年却是甚为不幸的。学者秦燕春就说过吕碧城的一生，“不仅落难太早、成名太早、成功太早、富贵太早，且在智能层面‘开化过早’了。”吕碧城的成名，无疑要归功于《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英敛之对吕碧城的才华大为赏识，在她落难之际聘之为《大公报》编辑，这在当时无疑是空前创举，吕碧城不仅是《大公报》第一位女编辑，也是中国第一位报纸女编辑。那年她虚龄才20岁。之后英敛之还撰文赞许吕碧城的振兴女权思想，同时又刊载吕碧城的诗词，“由是京、津间闻名来访者踵相接，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吕碧城一夕爆红。
吕碧城
后来吕碧城欲办女学，英敛之除在《大公报》上为之鼓吹，还介绍她与袁世凯的重要谋士梁士诒、直隶提学史傅增湘等人结识。可见正是英敛之的提携扬揄，为吕碧城打通了进入天津文化界、教育界的道路。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吕碧城也一直对英敛之心存感念，两人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但到了女学堂筹办期间，两人竟渐生龃龉，隔阂日深。至1908年9月13日，英敛之日记云两人从此绝交。吕碧城与英敛之何以凶终隙末?这是令众人深感不解的。
其实英敛之对吕碧城虽以兄长自居，但心中却有一种无限思慕之情，他曾在日记上写了一首词云：
稽首慈云，洗心法水，乞发慈悲一声。秋水伊人，春风香草，悱恻风情惯写，但无限悃款意，总托诗篇泻。
莫娱作浪蝶狂蜂相游冶，叹千载一时，人乎天也，旷世秀群，姿期有德，传闻名下，罗袂琅琅剩愁怀，清泪盈把空一般。
当是为碧城而作的。日记又说：“怨艾颠倒，心猿意马!”可见他也为吕碧城而倾倒，只是他终究理胜于情。其时外间对两人已经颇有流言，英夫人也难免误会。英敛之日记云：“内人连日作字、观书，颇欲发奋力学。……内人犹未眠，因种种感情，颇悲痛，慰之良久始好。”显然他们夫妻的感情已因吕碧城而有裂痕。而后吕碧城的长姊、二姊相继到来，英氏夫妇对其照拂有加，甚至超过吕碧城，以吕碧城不能服人的个性，这对她也不能不有所影响。吕氏姊妹才华不相上下，但都个性极强，吕碧城后来和两个姐姐感情弄得极糟，亲姐妹几乎变成仇人。
而吕碧城才学虽高却涉世未深，性格过于孤高。讲到学问、思想或道德，常对老辈陈腐之见表示不佩服并口无遮拦地抨击，有时也难免涉及英敛之，这自然会引起英敛之的不满。严复对此曾写道：“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在眼里之故。英华(英敛之)、傅润沅(傅增湘)所以毁谤之者，亦是因渠不甚佩服此二人也。”严复与吕碧城也是因英敛之的介绍得以相识，并成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严复1908年10月24日在给甥女何纫兰信中说：“碧城心高气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又说：“此人年纪虽小，见解却高，一切陈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因而受谤不少，……自秋瑾被害之后，亦为惊弓之鸟矣。现在极有怀谗畏讥之心，而英敛之又往往加以评骘，此其交之所以不终也。”知吕碧城者莫过于严复，严复在女学思想上深受吕碧城之影响，而严复的西学思想对吕碧城的思想及人生都有颇大的触发。严复对当时吕碧城处世之艰辛，所处之境遇，总能给予理解和同情，并给予师长般的关心和爱护。
平心而论，吕碧城才学见解固在英敛之之上，但对一位于自己有过帮助提携的前辈，就算不甚佩服，若更多保持一点尊重，善始善终也并非没有可能。然而，过分的孤高、直率和敏感，使她没有选择在人际关系上更有弹性一些的处理方式。吕碧城的性格有些急躁，略富进攻性，有时得理不饶人;而英敛之也是一位情感极丰富，但也很容易冲动的人，他当初对吕碧城是好到无以复加，但到后来却坏到痛心疾首。两人凶终隙末，最后的绝交就不可避免了。
秋瑾为何被下葬10次？鉴湖女侠坎坷的身后事
女侠秋瑾，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最有名的女性之一，是第一批为推翻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革命先驱，秋瑾不仅生前伟大，死后还经历了十次安葬。
秋瑾遇难前，已经通知家人防范，亲属疏散到附近乡村。当她遇难消息传来，亲属躲进深山，恐遭株连。所以秋家无人收尸，后遗骨由绍兴同善局草草收殓，后缟葬于绍兴府城外卧龙山西北麓。这是秋瑾的首葬。
两个月后，秋瑾兄秋誉章秘密雇人，于1907年10月，将秋瑾遗体挖出放入棺木迁往绍兴常禧门外严家潭殡舍暂放。可是不久，殡舍主人得知这是“女匪”秋瑾的棺木，便令秋誉章迁走。万般无奈的秋誉章只好将棺木移至附近一荒地，以草扇盖其上掩遮日晒雨淋。这是秋瑾的二葬。
秋瑾生前结拜了两个姐妹，叫徐自华、吴芝瑛。她们得到秋瑾死讯，悲恸欲绝，发誓遵秋瑾遗愿，“卜地西湖西泠桥畔，筑石葬之。”1907年徐自华在西湖边上买了一块地，随后她又赴绍兴，至秋瑾家，安排迁葬。1908年2月，秋瑾棺厝落葬于杭州西泠桥西侧。吴芝瑛亲书墓碑“鉴湖女侠秋瑾之墓”。此为三葬秋瑾。
当年10月，清廷御史常徽即上折奏请平秋瑾墓、严惩营葬发起人吴芝瑛与徐自华等人，很快从北京发出了“查照办理”的朝旨。吴、徐二人闻之毫不畏惧，后清政府并没有惩办具体人，但强令秋墓迁葬。1908年12月，秋瑾家人被迫将西湖畔的棺梓迁回绍兴城外严家潭暂放。翌年秋，由其夫家出面，棺骨被远迁湖南省湘潭昭山，与秋瑾的丈夫王子芳合葬。此为秋瑾的四葬和五葬。
辛亥革命成功后，在长沙岳麓山建烈士陵园。1912年夏，湖南政府把秋瑾墓迁葬于此，后来黄兴、蔡锷等相继落葬那里，这便是六葬。
但是浙江革命党人没有忘记秋瑾，要求将秋瑾归葬西湖原址，后经民国政府批准又经湘、浙两省商定，迎送其遗骨至浙。1913年秋，秋瑾还葬杭州西湖西泠桥西侧原葬处原墓地，并修建了风雨亭和秋瑾祠堂。这算是七葬秋瑾，人们都会认为秋瑾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1964年，秋瑾、徐锡麟墓被迁到鸡笼山，第二年，又再次复原，秋瑾遗骨遭到七上八下的第九次折腾。然而随后又被平坟尸骨草草处理，所以这次不能算一次迁葬。
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物管理部门在原烈士陵园后面挖到一只陶罐，里面装的是女性尸骨，经有严密鉴定，该遗骨属秋瑾确凿无疑。第十次，秋瑾再次葬在西湖之畔。这次，鉴湖女侠终于得到了安息。
英雄刘胡兰被哪个叛徒出卖？刘胡兰怎么死的
刘胡兰等七烈士(刘胡兰、石三槐、石六儿、张年成、石世辉、刘树山、陈树荣)离开我们已经68年了。今天的人们，无论是参观刘胡兰烈士纪念馆听讲解员解说，还是看相关的电影、电视剧和小说，都知道出卖刘胡兰的叛徒是石五则。但是，刘胡兰是1947年1月12日被敌人杀害的，而叛徒石五则却迟至1959年才被揭发逮捕，1963年2月14日才被枪决。叛徒石五则为什么解放后10多年才被揭发、处决?作为亲历者，我有责任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人们。
1928年，我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现刘胡兰村)。1939年当本村儿童团长，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老家一带参加打游击、送情报等革命活动。1949年3月，我响应组织号召过长江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开展工作。
1952年，我任中共湖南省永顺县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这年冬季的某一天，我在县礼堂观看电影《刘胡兰》。当看到剧中描述石三槐(我三舅) 是反面人物，影射他是出卖刘胡兰等革命烈士的叛徒时，心中愤恨不平。记忆中的许多疑点浮现在眼前……1946年12月21日晚，我二哥陈德照(时任文水县人民政府二区区长) 按照文水县人民政府许光远县长的指示，带领武工队员(其中一名武工队员为我三哥陈德礼) 从文水西山根据地潜回云周西村，在刘胡兰等我方人员的配合下，处决了罪恶极大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免遭敌人报复，我妻子、大哥、二嫂、四哥、妹子等亲人都先后转移到了文水西山我方根据地内，只有我大伯陈树荣(七烈士之一) 没有离开。果然没几天，敌人开始了报复行动。驻文水县大象村(位于云周西村西北2 公里处) 的阎军营长冯效翼率兵大张旗鼓地为石佩怀举行了追悼会，并派大象村恶霸地主、敌奋斗复仇队队长吕德芳带一帮复仇队员到云周西村，连续两次洗劫了我家。
1947年1月8日，阎军七十二师师长艾子谦，亲率驻大象村的二一五团一营二连及奋斗复仇队，突袭了云周西村，第三次洗劫了我家，把我大伯陈树荣打出门外，将我家一把火烧光。敌人还从村里抓走了4个人：石三槐(我方情报员)、张生儿(曾在我方文水县公安局工作过)、石六儿(民兵)、石五则(农会秘书)。
1月12日，敌人再次突袭包围了云周西村，逮捕了刘胡兰、张年成、石世辉、刘树山、陈树荣，并将石五则、石三槐、石六儿、张生儿一同带到云周西村。其中，石三槐和石六儿是被打得浑身是伤后捆着拉回来的，而石五则和张生儿则是轻轻松松走回来的。这是我的第一个疑点。
同日，也就是刘胡兰等七烈士遇害的当天，被敌人从大象村带回来的石三槐，在村南大庙前见到被敌人驱赶来的本村村民，刚说了一句：“我们的死”，还待再说什么的时候，就被同样让敌人抓去的石五则一棍打在耳后，当即昏死过去，随即被敌人残忍地用铡刀铡死。三舅死后，石五则走到我大舅面前解释：“看三哥被打成那样，真是恓惶，为了叫他少受些罪，我不得已给了他一棍。”我傻乎乎的大舅还一个劲地点头称是。石五则为什么要打昏浑身是伤的石三槐?这是我的第二个疑点。
刘胡兰等七烈士就义后不久，我从根据地潜回村里，见到我八叔段占喜(八叔是过继给了段姓人家，所以姓段)。八叔说，敌人那天(即1947年1月12日) 连我在内一共准备杀8 个人，我是被当做陈德照兄弟们的亲属抓的。是人家石五则关键时候救了我，否则我也被铡刀铡死了。石五则对敌人说：“段占喜不是陈德照的叔叔，他姓段，不姓陈。”敌人就把我放了。
段占喜是我们兄弟的叔叔，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敌人大象据点复仇队长吕德芳就是云周西村的女婿，他也完全清楚。敌人为什么那么相信石五则的话呢?再说，抗战刚胜利时，作为云周西村农会秘书的石五则，因为从前两家的一些过节，在我方“锄奸反霸、减租减息”运动中，一定要把远远不符合条件的我八叔段占喜家定为恶霸地主进行斗争，经刘胡兰等干部的据理力争，方才作罢。为此，两家结了仇。此时，他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救一个仇人呢?
我又问八叔，石五则对你说过什么没有?八叔说，事情过后，我买了一块羊肉、拿了五斤盐送给石五则，感谢救命之恩。石五则也来过我家两次，他说：“好人坏人关键时候才见真，石三槐和你家有亲，却向敌人出卖说你是陈德照的叔叔。甚也不用说了，我为八路军做了这么多年事情，怕敌人迟早不会放过我，等你家侄儿们回来告一声，我要跟他们上山，省得每天提心吊胆。”我问八叔你告他来没有?八叔说，这个没告，上回你二哥回来，我就没告诉他。我对八叔说，这就对了，以后对谁也应提防些。我怀疑石五则耍了阴谋。他可能是在利用我八叔“放长线钓大鱼”。这是我的第三个疑点。
依据这三个疑点，我越发怀疑石五则是真正的叛徒。但是，当时正处于战乱年代，未能找到确凿的人证、物证。不久，我随军南下，这事也便搁起。
1952年，我看了电影《刘胡兰》，说我三舅石三槐是叛徒，我震惊了，编撰人员的依据是怎么来的呢?此后，我开始了长达7 年的调查、申诉之路。
我首先写信问一个姓梁的作者，问他是谁给你讲石三槐是叛徒的。作者回信，说是我八叔和大舅母讲的。
1957年春，我调到湖南省吉首县任中共吉首县委组织部长。这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文水，回到了生我养我的云周西村。
我先找到八叔和大舅母。问：你们凭什么说我三舅石三槐是出卖刘胡兰的叛徒?答：是石五则告诉我们的。
再找到曾与我三舅石三槐一同被捕的张生儿。问：1947年1月8日，你和石三槐、石六儿、石五则一同被敌人抓到大象村，敌人是如何审你们的，到底谁叛变了?张生儿在我一再地追问和开导下，犹豫了很长时间后，方垂下头说出了所经历的一些情况：“1947年1月8日，我和石三槐等人被抓到大象村后，先审的石三槐、石六儿，他们都挨了打。接下来，叫走了石五则，石五则还没回来，就把我也叫去。敌人也没怎么审我，就逼我跟他们到云周西村参与抓捕、杀害刘胡兰等人，我始终吓得不敢吭声。站在一旁的石五则对敌人说：‘张生儿没问题，我两个肯定好好配合。’我还是没有吭声，是石五则把我拽回了监舍。1947年1月12日，敌人把我们带回云周西村，我虽没有直接参与抓捕、杀害刘胡兰等七烈士，但为了保命，手里被迫接过了敌人给的棍子，吓得浑身发抖，挪不了步。正因为心里有愧，所以刘胡兰被害后，我就窝在家里甚也不敢说。石五则在村里胡说石三槐出卖了刘胡兰，我也不敢出来揭发。”
我又到大象村找到石六儿(七烈士之一)的妹妹石玉贞(从云周西村嫁到大象村)。问：你六哥在大象村关了三四天，你见过你六哥没有?你六哥给你说过什么?答：一开始敌人不让见，到临死的那天(1947年1月12日) 早上，才让给送些饭并见一面。饭是从窗户上递进去的，六哥看见我，只来得及说了句：“我和三爷(石三槐) 甚也没说，五爷(石五则) 甚也说了。”敌人就把我推走了。
回湖南后，我将收集到的情况及心中的几个疑点，综合起来分析研究，得出结论：石五则就是出卖刘胡兰的真正叛徒。然后，在年轻同事的帮助下，写了8 份申诉材料，分别寄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共青团中央、中共山西省委、中共榆次地委(当时文水县属榆次地区管辖)、中共文水县委、中共云周西乡党委，给我二哥陈德照也寄了一份，自己留存一份。
材料寄出去后，过了好长时间，收到中共榆次地委的回信：“所反映情况很有价值，将严肃对待”。我继续写信反映、催促。到1958年后半年，才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的过问下，成立了破案组进行调查。
1958年12月19日，文水公安局将调查结果报送汾阳县政法办公室(当时文水县、交城县、汾阳县合并为汾阳县)。12月30日，公安局又报送一份补充材料。但汾阳县政法办公室搁置未及时处理。
直到1959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郑林到云周西村视察，对文水的有关人员进行了严肃批评，说石五则的叛徒嫌疑那么明显，远在湖南的陈德邻同志都非常执着地进行反映、调查，你们就在文水，就在烈士身边，竟然不吭不哈，让叛徒逍遥法外，让烈士含冤九泉。随即指示加强力量迅速进行调查处理。
1959年8月，破案组派田平(文水人)到湖南省吉首县找到我。他根据郑林副省长的指示，向我出示于1951年先后被捕的、直接组织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阎军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机枪连指导员张全宝(即《刘胡兰》剧中的大胡子)、二连连长许得胜等人的口供，证实石五则就是出卖刘胡兰的叛徒。他向我详细了解我熟知的情况，我口述，他记录整理，写了大量的回忆材料。同年9月1日，组织调我回文水，住在刘胡兰烈士纪念馆，协助破案组工作近一个月。
1959年9月9日，文水县(1959年9月又恢复文水县建制) 公安局正式逮捕了石五则。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叛徒石五则供述了自己叛变的过程。石五则，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云周西村最早入党的三人之一，另两人为陈德照、刘根生。抗战刚胜利时，石五则因包庇云周西村的地主段二寡妇，犯有严重错误，被中共文水二区党委开除党籍，撤销了云周西村农会秘书的职务。
1946年10月，阎军在山西省晋中平原实施“水漫平川”战役，大肆侵吞我平川解放区，疯狂屠杀我干部、群众，平川的斗争形势日趋严峻。为保存革命力量，我地方武装和大批干部撤往山区根据地。石五则主动投靠敌人，他找到在阎三十七师搜索排当特务的本村地主刘树旺，刘树旺通过本村的地主石廷璞将他引荐给大象村的敌奋斗复仇队队长吕德芳。稍后，石五则即与敌人勾结、出卖并直接参与杀害了刘胡兰、石三槐等我云周西村革命干部和群众，还嫁祸于人，犯下了滔天罪行。
1963年2月14日，石五则被文水县人民政府在云周西村召开公审大会后，执行枪决。这就是叛徒石五则迟迟未得到惩处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