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竟将自己十大罪状成书出版:原因惊人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一些死抱“华夷之辨”的士大夫,在著作中处处表露憎恨清廷、思念明朝的思想感情。康熙时期的浙江“东海夫子”吕留良即是其中之一。
湖南永兴人曾静原是县学生员,因考试劣等被革退,于是放弃举业在本地教书,失意无聊之中常杂记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对吕留良宁可削发为僧也不赴清之荐举的事迹深为敬仰,于是在其著《知几录》、《知新录》中多有抒发愤懑的“悖逆”文字。
曾静还将思想付诸行动。雍正五年(1728年),曾静派学生张熙到吕留良家乡去访书。此时吕留良已过世。张熙于途中听到手握三省重兵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已上书指责雍正帝(实无此事)。这使希望“变天”的曾静产生了将要“变天”的感觉。他决定以岳钟琪为策反对象。
雍正六年,曾静与张熙商拟策反信,派张熙前往投呈。九月二十六日傍晚,张熙在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拦住正乘轿回署的岳钟琪。岳钟琪接过书函,见封面所写收件人名号是“天吏元帅”,不由十分诧异,当即把投书人带进署中交巡捕看守,自己连忙拆读书函。原来,“天吏元帅”是写信人对岳钟琪的敬称,写信人自称“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信中对雍正帝极尽责骂之词;又认岳钟琪为岳飞后裔,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岳钟琪,劝他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岳钟琪是雍正帝破例重用的汉大臣,早就遭到部分满洲贵族的忌恨和猜疑;但雍正帝仍对他格外信任,当然会令他感恩图报。然而,“张倬”心存警戒,无论是套供还是动用大刑,均不肯实说。次日,岳钟琪单独见“张倬”,假意与之盟誓,表示愿意聘请“夏靓”同谋举事。“张倬”信以为真,于是将实情通通说了出来。
案情弄清之后,雍正帝在震惊之余,一面作朱批赞扬岳钟琪,一面传谕捉拿吕留良亲族、门生和曾静、诸“同谋”及各家亲属。雍正六年十一月,雍正帝又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经过一番攻心战,曾静当场痛哭流涕,俯首认罪;后来又照清廷的安排写了悔罪颂圣的《归仁录》,颂扬雍正帝得位之正和勤政爱民的圣德。
雍正七年,所有在押人犯被解到京师等待最后处理。成竹在胸的雍正帝得意地向宠臣田文镜、鄂尔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倾耳以听可也。”雍正帝的处理方式真可谓奇特:
曾、张案件中牵涉到大量“反面材料”,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曾静列举雍正帝谋父、逼母、游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侫的“十大罪状”。按理说,这类材料应该严格保密,可雍正帝却有意公开。他下令编辑两年中关于此案的《上谕》,附以曾静口供及其《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让大量“反面材料”公开成书。
雍正帝命免罪释放曾静、张熙,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他们。理由是:岳钟琪已与张熙盟过誓,岳是股肱大臣,不能使他失信;曾静遣徒投书,使朝廷得以顺藤摸瓜,查出谤言的制造者。这样说来,曾静当“有功”。
《大义觉迷录》刊印后,雍正帝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张熙到陕西各地去宣传这部奇书,为雍正帝作宣传。
然而,雍正帝驾崩仅两个月,雍正十三年十月,已经继位尚未改元的乾隆帝即违背父训,公开翻案,于十二月下旨把曾静、张熙二人凌迟处死。当初雍正帝的宽容,是为了显示自己光明正大,问心无愧。而乾隆帝这样做,说明他极不赞成雍正帝对此案的处理。本来,禁毁谤书才是封建统治者的一贯立场与方法。
雍正驭人有术:对心腹官也不说实话
雍正皇帝的驭人之术是有一套的。他作皇子时(当时还是叫“胤禛”,为方便起见,本文且一律叫“雍正”),建立了智囊团,养了一群谋士。一般来说,对自己的智囊,应该是沟通无间、坦诚相待,这样才能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雍正对这些“奴才”,保持了很深的城府,对他们的忠诚建议和“金玉良言”,不仅不轻易赞成,甚至还时时敲打他们、加以训斥,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贤良。
他常常是那样底气充沛、义正辞严,简直就是圣人的化身。这当然是一种假象,但我们可别小看这种虚伪。在权谋社会中,这有时也是一种力量,可以给人带来好名声、带来更多的支持者。雍正对戴铎“十启”的处理,可视为他矫情地呵斥下属的经典案例。戴铎是雍正豢养的一个谋士。这个人在历史上名声不显,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但这个人做了一件让历史不会忘记的事,就是他在自己的主子还是皇子时,给主子上了“十启”(十份建议),劝主子去夺取皇位,并献上了自己的一些对策办法。
对这些建议,雍正是怎样表现的呢?这位高明的主子表现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戴铎上第一启的时候,是康熙五十二年,正是各皇子争夺皇位的关键时期,在这份折子里,戴铎说了许多表忠心、拍马屁的话,同时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要搞好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二是要和臣僚、下属搞好关系,广积人脉。三是不要掺和是非,不要计较小利。四是要多奖掖提拔优秀人才,为自己的未来打造一支队伍。
雍正内心里非常想当皇帝,对于这几条忠恳建议,却表现出一副很淡漠的样子。他的批覆大意是:这些话虽然是金石之言,但对我却一点用也没有。我若有当皇帝的心,断不会这样行事的,况且这(当皇帝)是一件苦差事,避之都惟恐不及,哪里还会主动去追求?至于君臣利害、终身荣辱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这个事情(当皇帝)。我只想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所以你就为我放心好了。像你这样的居心和言语,以后不可再有,慎之慎之。
这段话说得很艺术,既把自己想当皇帝的心思掩埋起来了,又教训了下属。如果传到外面,还可以让人们看到他淡泊功名利禄的圣人形象。这对于他自身的发展来说,实在是一股力量,有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戴铎的第七启也写得颇有意思。这一启写于康熙五十六年,大意是,雍正要成就当皇帝的大业,必须找一处练兵屯粮之所。戴铎自陈愿意去台湾,“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
对于这个建议,雍正更是大义凛然,将其驳斥了一通。雍正说:“我以国士待你,比骂我还厉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是非灾,必遭天谴。我劝你好好做你的道罢。”显然,雍正对戴铎这个折子里的建议很不以为然。但他难道真的不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吗?其实,他早就在西北边陲放置了自己的心腹大将年羹尧,哪里还用得着你戴铎?这借势一骂,又给自己的公众形象加了分。
再来说说戴铎的第九启。这一启写于康熙五十七年。这一年,康熙的宠臣李光地被从福建召回,传闻是为了商量立太子的事,戴铎怕别人当了太子,仗着与李光地相熟的面子,秘密地向李光地探听消息,并向其建言,夸耀自己的主子“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同时还对李光地许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
戴铎此启主要就是向雍正汇报这件事,借机还分析了几个王爷的优劣和当皇帝的可能性,他的本意当然是无比忠诚地希望自己主子当上皇帝。雍正的反应怎样呢?只见他批道:“我在京时,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死生,轻若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
这段话批得很口语化,一副生气的样子活灵活现地表现在眼前。这种生气当然是装出来的,他这一骂,把自己不想争皇位的姿态骂了出来,既可以让自己的兄弟们放松警惕,还可以让自己的形象更加高大。中国文化讲究不争名利、以义为重,雍正对下属这样的训斥正好迎合了大众心理。雍正继位后,让人把戴铎的“十启”汇编成册存盘,其意大概是想让后人知道,自己并不想作皇帝,你看戴铎这厮当年不断地劝我当皇帝,我不都是在骂他吗?
雍正玩权术的手段很多,自然不止于对“十启”的批判。康熙晚年时,内心里极度渴望皇位的雍正爱上了佛教,把自己搞得神神道道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掩饰,以在众兄弟面前表明自己无意逐鹿皇位,松弛对手们的戒备。待继位并把异己排除干净后,他不仅拜了喇嘛高僧为师,还自己选刊佛学书籍,展现出虔诚的模样。但在现实中,他的苛酷严刻却是出了名的。各种武侠小说描绘的“血滴子”,各种史料中记载的文字狱,无不诉说粲赫时代的严厉与毒辣。因此,他信佛也不过在掩饰自己的残忍,假托慈悲而已。佛学在这里也变成了雍正的一件道具。
应该说,虚伪是一些人的生存常态,确实帮助一些人达到了自身的目的。唐朝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放言》:“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现实还真是这样,假如雍正没当上皇帝呢?我们是不是也以为他说的那些是真的?—就是当前,还有多少人在我们的身边作着虚伪的表演呢?但我们却茫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