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与妓女：知识分子与政治的两极关系

（胡适）

胡适初回国的时候，相信改造社会必须从文化的层面入手，改造才能持久，才能有效，因此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自我戒约。他的一班谈政治的朋友曾有“适之是处女，我们是妓女”的讽刺和比喻。当然，胡适不久就破戒大谈政治了，处女之身也就维持不了了。

处女和妓女的比喻，当然，只是一个笑谈。但在这个笑谈的背后，却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进退出处上的一个困境：似乎不为处女，即为妓女。这两者虽有清浊之异，但在“生趣殆尽”这一点上，却是两者同然。二十岁以前为处女，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或许还能博得一定的尊敬；二十岁以后，乃至终身为处女，就难逃“悲惨”之讥了，所谓“老处女”，绝不是一个褒词。老而为处女成了人生之至痛！

我这样说似乎对女同胞大不敬，犯了“性别歧视”的忌讳。其实，维持“童身”的悲惨，绝不独女同胞为然，男同胞又何尝不然。胡适在《我的歧路》一文中，就充分说明了，用不谈政治来维持“童身”，是一件艰难而痛苦的事，因此，谈政治终于成了他“忍不住”的冲动。

从处女与妓女的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眼中是肮脏的，是介入不得的，一旦介入，是会“失身”的。所谓“爱惜羽毛”、“明哲保身”，多少都是劝人不可轻入宦海。宦海凶险，一旦跃入，少有能全身而退的。老庄的许多名句寓言，都为这种想法、做法提供了最高的理论基础。

在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政治就其本质言，固然是肮脏而凶险的；但就其形式言，却又是“至高的”。“学而优则仕”、“为王者师”岂不就是历代中国读书人最后和最高的理想吗？

冯友兰一辈子似乎即为“国师”一念所苦，以至演出了在文革期间失其故步的丑剧。多少知识分子的气概和风骨，只要一碰到政治权力中心，少有不化做奴颜和媚骨的。郭沬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这也正是处女和妓女这种知识分子与政治两极关系之所自来。

（冯友兰）

然而，时代不同了，海峡两岸都已渐渐地走出了“民族救星”独裁的笼罩和阴影。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不但已经突破了处女和妓女的两极，更进而打破了“宁鸣而死”的烈女传统。

而今，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既不必为处女，更不必为妓女，而是可以做个行止端庄，操持家务的良家妇女。

梁漱溟曾有“吾曹不出如天下苍生何”的豪语和雄文。今日我们重读此文，必须对“出”字有一个新的解释：“出”并不一定意味着成为“当道”；而成为“当道”也不一定即是“出”。

“出”是意味着对国事的关切和对苍生的悲悯。我是苍生，而苍生也即是我。梁漱溟有时或不免以“救世主”自居，而我们在今日则是自救。自度与普度之间原只是先后程度之异。这种自度度人，事事关心的态度就是“出”！

陈独秀、胡适、鲁迅、梁漱溟这些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严格说来，都不曾在“当道”的宦海中有过浮沉。然而，我们却毫不迟疑地觉得他们曾“出”，已“出”。而天下苍生也确曾因“彼曹”之“出”，而有所启迪，有所苏解。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生与老师在北大办公处门前合影。前排左五为蔡元培，左六为陈独秀，左七为梁漱溟；2排左四为冯友兰）

这些前辈的典型已经为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在处女与妓女之外，别立了一个新形象。我们可以参与而不同流合污，可以介入而不为其所吞吃。当然，这是极不容易做到的。但只要心中有此一念，即不至落入处女之束手无策，与妓女之以淫为生。

蒋介石当年曾一再邀约胡适成为国府委员，加入政府，胡则始终未允。胡的主要理由是：他在野比在朝的力量更大。这句话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对胡适来说，“在野”正是“出”，而在朝却反而减少了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成了“政府的尾巴”。

我们回看他的一生，胡适的这番话是极有见地的。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大致和他与政治权力中心的远近成反比：离得越远，影响越大，一旦自身介入，反而彰显不出他的力量了。

我们现在虽不为“处女”，却可以为“处士”，而这正是个“处士横议”而又没有“鸣而死”的威胁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何忍坐视！何忍袖手！何忍旁观！

选摘自《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周质平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周质平先生多年来有关现代学人与文化反思方面的文章，共分三个部分。

人物研究中涵盖了胡适、林语堂、赵元任、余英时等现当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学者，论述着重在思想史层面的分析。

语文发展的内容，重点关注现代中国汉字命运的探讨以及简化字、世界语等话题，对百年来的语文发展提出独特的见解。

随笔杂文部分，汇集了作者近20年来文化反思方面的文章，内容精练，论断清晰，为读者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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