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神秘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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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秦城监狱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６日，也就是我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辆轿车开到国务院第二招待所，车上走下来一位年轻人，将我接上了轿车。 轿车沿着北京宽阔的街道，向着西北方向飞驰。从车窗向外看去，北京已从“四人帮”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昔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已被欢庆胜利的大红标语所代替，人们的脸上有了笑容，街头上摆小摊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许多学生和青年工人手中拿着书本，正在匆匆忙忙地赶路……看到这一切，我顿时感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心情一时难以平静。 通过车上的相互交谈，我认识了这位前来接我的年轻人名叫杨富年，湖北人，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担任书记员（特别法庭成立后担任第一审判庭书记员）。 １０时左右轿车到达位于北京郊外的秦城监狱。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只见这座位于燕山南麓的监狱，除了朝南的方向是一马平川之外，三面全是险峰峻岭，连绵相接，如同一把钳子，将这山下的监狱牢牢地钳住。山岭上树木葱郁，隐约可见古长城的断壁残垣，蛇形般绕着山岭。北面山顶的最高处有一个三角点，不知是做什么用的。 建国后我随部队南下，曾在上海市公安局干过一段时间的公安工作，早已知道这座监狱，但这次却是平生第一次走近它。面对着眼前那隔断人世的高墙，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因为这是一座特殊的监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里一共关押了５００多名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各行各业的“反动学术权威”，有的在这里被关押１０年之久。以后我看到狱监方面整理的一份材料，在对待被关押的老干部时，名义上是“关心生活”，实际上炒鸡蛋时连蛋壳都炒在里面，致使这些老人无法吃菜，只能啃点窝窝头充饥，还有的在这里被迫害而死，文革中这是一座令人不寒而栗的法西斯集中营。 这座监狱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昌平县（现昌平区）境内，因为建在秦城，所以称秦城监狱。这座建于１９５８年的秘密监狱，此前归公安部管辖，主要是关押国民党重要战犯、美蒋特务和重大案件的案犯。当时有４个监区，４００间监房，各种与此相配套的设施也一应俱全。到了１９６８年，看着一批批被迫害的“牛鬼蛇神”无处关押，林彪、“四人帮”便在这里大兴土木，加建了两个监区，４００间监房，将这座位于北京西北郊的监狱建成了一座特级监狱，成了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民族精英们的一座“据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知识分子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冤狱遍于神州，秦城监狱扩建成特级监狱便是一个缩影。 秦城监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领导筹建的。他哪里想到，在“文化革命”中自己不但遭受残酷迫害被监禁，而且妻子郝治平也被关进了这座监狱。 江青三十年代历史与上海市公安局的冤案 文革中罗瑞卿妻子郝治平被关进了这座由他一手兴建起来的监狱。事情还得从江青身上说起。我是到秦城监狱参加预审后，从大量的材料中才了解到这件事情及其起因的。 那是１９５４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江青随毛泽东主席来到西湖边上的杭州。 有一天，江青突然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信的主要内容是说她３０年代在上海的一些丑史，并要她向党组织交代清楚。信的末尾没有署名，这是一封匿名信。 江青非常恼火，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对她的诬蔑和恶毒攻击，因而她要国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侦查此事。后来，毛泽东看了这封匿名信，认为是别有用心的人干的，也指示罗瑞卿查办。为此，罗瑞卿指示公安部一局、华东公安局及有关省市公安机关立案，组织力量进行侦查。 由于江青的丑史不少与上海有关，匿名信又是从上海发出的，因此，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公安部的部署，也立案组织了人员进行侦查。在侦查过程中，有关人员搜集了３０年代上海出版的报纸杂志，接触到江青在上海的历史，如当年江青和唐纳结婚后又闹离婚的风波等，这些报刊图片后来都被送到了市公安局保管。 可是，正是这些奉令“侦查”的东西，却给我的公安同事们带来了杀身之祸。 １９６７年，张春桥利用他掌握的上海党政大权，与江青相勾结，由江青派人持尚方宝剑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找出当年“侦查”时对江青历史情况的匿名信所形成的档案材料，然后秘密押送到北京，在林彪家里当场烧毁了。 没有得到这些材料时，江青终日坐立不安，当得到这些材料后，她又终日惶恐，生怕自己在３０年代的这些丑史被暴露。材料被她烧毁了，但当年参加此案的人员还在，他们的脑子里都装有这些材料。于是，她便暗下毒手，首先制造舆论，到处大肆诬陷上海市公安局，说是整了她的“黑材料”，然后，与谢富治等相勾结，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 有关这起“匿名信”的案件，１９５９年罗瑞卿在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离开公安部时，曾对接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专门作了详细交代，此后谢富治也参加了中央讨论有关此案的会议。 １９６０年，谢富治在主持公安部工作期间，查到了写匿名信的人名叫江明。她在写这封匿名信时，其丈夫当时是领导干部。她３０年代在上海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对江青的情况十分了解，直到抗日战争后才去了延安。１９６０年时其丈夫已经去世，她本人也已经自杀。 此案的前后情况，谢富治完全了解，但他却不顾事实，按照江青的旨意，以“侦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和有关省、市的公安局长以及参加侦查的一些干部，逮捕到北京，大都关入秦城监狱。这其中包括浙江省公安厅先后任过厅长的王芳、吕剑光，江苏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政等。 以我工作过的上海市公安局为例，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小组组长，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老红军黄亦波等２１名局、处、科级干部，５名工作人员共２６人统统被无辜地抓了起来，并于１９６８年２月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飞机从上海押解到北京，长期关押。其中警卫处长王济普、档案处长王学纯（女，系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党中央社会部干部）两位同志被摧残致死。黄亦波在被关押７年之后释放回沪，于１９７８年病故。 江青将王学纯迫害致死还不能解心头之恨，她又向王学纯的丈夫下毒手。 王学纯的丈夫杨时，是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１９４２年在延安整风之前曾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保卫科科长，王学纯在党中央社会部工作，他们都多少知道江青的某些情况，在文革前，夫妇俩曾在家中谈论过江青。文革开始后，公检法被军事管制，军管会以杨时夫妇议论江青等问题，将杨时关在机关隔离审查多年，遭受到残酷的批斗，而此时王学纯已在北京被迫害而死，真是被搞得家破人亡。 江青手段之毒，令人发指。她要将一切了解她情况的人都斩草除根。 此时早已调离了上海的许建国也未能幸免。 许建国是一位老红军，是党的老一辈保卫干部，与罗瑞卿早已认识。１９５１年１２月，许建国从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１９５２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１９５６年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政法工作部部长和公安局局长。１９５４年还被任命为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兼），１９５９年调任我国驻外大使。就因为他在上海任职期间，负责过公安工作，文革开始后被调回国，然后就是长期被关押和审讯。由于这位老红军不屈不挠，坚持真理，最后竟被迫害致死。

就这样，做贼心虚的江青在清除了公安机关的“黑”材料和相关人员后还不放心，将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也关入秦城监狱。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之死 轿车在秦城监狱的大门前停了下来，只见两位武警身挎冲锋枪，威严地站在那里，他们的身后是高墙和蓝天。 进出秦城监狱必须要有特殊的证件。我因为刚从上海赶来，没有这种证件。杨富年让我在车上等候，便独自下了车，向站岗的武警出示了证件，径直朝里面走去。过了一会儿，杨富年从里面出来了，他将办理的有关证件交给站岗的武警，轿车便开进了秦城监狱。前后经过三道门才到达里面，犯人的监房也都在这里面。 我被安排在一座监房里，这座监房就成了我在长达近３个月的时间里休息的地方。 说是监房，但这里却并非“暗无天日”，房里的设备远远地超过当时中国普通人家的居室，如果不是不时看到一些来往的战士，真想象不出这里竟是一个监人之地。粉碎“四人帮”之后，被迫害的干部大都被释放，许多监房都是空着，参加预审的部分司法人员被安排在这些监房里，一人一间，有１０多平方米大小，一张睡觉的铁床，房里有单独的抽水马桶。只是因为是监房，长方形的铁窗很高很狭窄，窗外布满着铁丝网，透光度不是很好。过去关犯人时，每次吃饭都是从铁门下面的一个小洞里递进来的。我们作为办案人员，当然不能再“享受”这样的“待遇”。 中午吃饭是在食堂里，参加预审的人员８个人一桌，自由组合。伙食每人每月４５元，公家补贴。“四人帮”每人每月伙食３５元。在吃饭的时候，我看见有小战士提着饭盒，来来往往地在为关押的犯人送饭，这其中当然包括“四人帮”。 在秦城监狱，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林彪、“四人帮”利用这座“特级监狱”残害高级干部的罪行，令我至今不忘的是“四人帮”对甘英（特别法庭上担任审判江青的主审法官）的丈夫、中共北京市委原第二书记刘仁和曾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傅连璋的迫害。 在一个漆黑的冬夜里，一伙人连鞋都不让刘仁穿上，将光着一双赤脚的他强行带走了，戴上了脚镣手铐，关进了秦城监狱。自从进了这里之后，他就再没有了自己的名字，而代替的则是一个数字，那就是他囚衣上的号码：６８０３。 １９６８年１月，一个颠倒是非的简报送到了“四人帮”手中，刘仁于是就被升级为“叛党叛国”的“反革命敌特分子”。“四人帮”在这份简报上批示：“要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审问。”“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 刘仁经常被突击提审。 这种提审，实际上是对人从肉体到精神的一种折磨，其手段之毒辣令人不忍目睹。有的被提审的人员，就是在这种“突击提审”后，不久就活活地死去了。对刘仁的突击审问更是残酷至极，每次都长达三天三夜。他不能立，不能睡，极为痛苦。几十天折磨下来，使他每天咳嗽不断，有时一天吐痰达１公斤之多。“四人帮”妄图用此办法来摧毁刘仁的意志。 审讯室里，刘仁一双目光怒视着专案人员。 专案人员见刘仁经过了如此多的折磨之后，仍然目光如炬，不肯“低头认罪”，就大声地问：“刘仁，你知道‘二月提纲’吗？” 就像当年从事地下斗争面对敌特的审问一样，刘仁泰然地回答：“当然知道。” 专案人员气势汹汹地说：“你知道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背着中央文革搞的吗？” 刘仁：“不知道。” 专案人员逼问：“你一直在家养病，为什么突然要跑去参加彭真的这个会议？” 刘仁反问道：“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彭真让我参加讨论，我能不去吗？” 专案人员未想到刘仁会如此地反问，就大声地吼道：“刘仁，你要认识自己的问题！你和彭真为什么要背着中央文革的首长，搞这个‘二月提纲’？” 刘仁坦然地回答：“讨论‘二月提纲’的会议，他们是参加了，可为什么又说没有参加，是彭真背着他们搞的呢？这不符合事实。在会上，我也未见他们之间有过不同意见，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吵，这是大家一致通过的事情。” 专案人员一听，气得直拍桌子：“刘仁，你胡说，你要为你的这些言论负责！” 这时，刘仁将戴着手铐的手高高举起，毫不退让地说：“我是自觉自愿地参加革命的，我的言行就得对党负责，不能讲违心的话，不能不尊重事实，决不能把党搞乱，我敢为我的言行负责！” 铮铮铁骨，耿耿丹心，日月可鉴。 刘仁再次被提审时，他已经被折磨得难以行走了。可是，他的意志却坚如钢铁，他知道自己的身后，是千百同志的生命线。 当年刘仁领导北平地下党在白区开展斗争时，全市共有３０００多名地下党员，都是按照党的地下斗争原则进行的是单线联系。作为城工部长兼敌工部长的刘仁，以“老头”的代称领导着这支地下党员的队伍，一条条北平地下党员的线索，最后都归到刘仁这个“老头”的总指挥部，他是唯一一个了解北平地下党员全部情况的人。“四人帮”一伙知道，要想达到将北平地下党打成“特务窝子”的目的，能够提供全部情况的就只有刘仁一个人。因此千方百计地攻下刘仁，成了他们的主要的目标。 可是，“四人帮”一伙却打错了算盘，刘仁这个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老资格的地下党负责人，又岂是那么容易“攻”下的？ 对于“特务窝子”的审问接连不断。 专案人员：“刘仁，你得老实交代你的特务问题！” 刘仁：“特务，谁是特务？” 专案人员：“你就是特务，解放前就潜入了党内。” 刘仁听后一阵大笑，用手提了提脚上的镣铐，屋子里便响起了“哗啦哗啦”的声音：“请问，你们有凭据吗？有证人吗？要说特务，我是共产党的特务，是带着特殊的任务到城工部工作的，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重新组建北平地下党的，为解放北平做准备。当年全市的地下党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白区开展斗争时，你们都在哪里？你们凭什么说这些话，凭什么来审问我？” 专案人员被驳得理屈词穷，就冲上去拧刘仁手上的手铐，疼得刘仁头上直冒汗水。 专案人员：“说！你这个特务头子说不说？” 刘仁忍着疼痛站稳，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不信，可以问党中央，问毛主席，问周总理，我刘仁领导的北平地下党的党员们，当年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在白区工作的，他们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的功劳是不容污蔑的。我刘仁个人的问题你们可以审查，但绝不能任意污蔑北平的地下党组织。” 面对个人的生死，刘仁就是这样大义凛然。他深知自己作为当年北平地下党的“老头”，在这个问题上是决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决不能因为个人的安危而编造历史，嫁娲于人。如果自己有半点不慎，就会给当年的城工部，给北平地下党的党员同志们造成无法设想的后果。面对监狱、镣铐和非人的折磨，刘仁宁死不屈，不为解脱自己而尾随于人，也不为苟且偷生而取悦于人。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立场，为许多当年的地下党员证明。有些同志由于年代久远记不清的问题，经过他的证明而得到了澄清。他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捍卫了党，保护了同志。 刘仁被关在监牢几年时间里，吃饭都得举着被手铐铐着的双手，然后从门下面的那个小洞去掏窝窝头。睡觉时被规定脸必须朝外，被冰冷的手铐铐着的双手就得一直压在胸口的同一侧，时间一长疼痛难忍。到了冬天，手上的手铐也一刻不准取下来，连穿衣服都不准取，棉衣连衣袖都无法伸进去，只能披在身上。由于长期胸口受寒，肺炎不断，最后发展成了严重的肺结核。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加之没完没了的无情审讯和折磨，就连上厕所也要作为要犯严密看管，刘仁的两只手腕被手铐磨得露出了骨头，脚也被脚镣磨烂。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２６日，刘仁在秦城监狱含冤而死。“四人帮”的专案人员规定“他还没有结论，孩子们不能戴黑纱”，“不能向别人讲”。就连对刘仁的遗体进行火化时也不能写上他的真实姓名，而只能写上他的囚号：６８０３。 正如当年刘仁在秦城监狱里对前去探望他的夫人甘英说：“我这一生，坐过国民党的牢，坐过外国侵略者的牢，想不到还要坐我们自己建造起来的牢房。”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３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判江青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时，甘英担任主审审判员，她与同时担任此案审判的刘丽英、曲育才、黄凉尘坐在审判台的第一排。中央电视台特地对甘英播放了一个特写镜头，人们看到这位主审法官威严面容的时候，同时也看到她的眼里流出了泪水…… 特殊的“囚犯”傅连璋之死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傅连璋同样在秦城监狱被迫害致死。 当我接触到林彪、江青一伙对傅连璋进行迫害的材料时，心中更加感到气愤。 傅连璋，福建长汀人，１８９４年生。１９３４年参加工农红军，任中央苏区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后跟随红军长征，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并负责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１９５５年授予中将军衔。 １９３４年，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曾生过一场重病。当时浑身发烧，躺在床上不能动，由于当时红军所在的根据地缺医少药，加之敌人的“围剿”，使毛泽东的病越来越严重。毛泽东躺在床上，病情处于危险之中，红军指战员们都很着急。 这时有人想到了在教会医院里担任医生的傅连璋。当时由于反动派的宣传，使很多医生都不敢来根据地给红军的病员看病，这位在当地很有点名望的傅连璋医生，到底会不会来呢？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傅连璋得到消息后，根本没有犹豫，背着药箱就来了。 经过傅连璋的仔细检查，毛泽东得了疟疾，这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根据地，可是一个致命的病，有不少的红军战士都曾死于这种疾病。傅连璋给毛泽东打了针，接着又开了点奎宁丸，让毛泽东服用。其间，傅连璋还来为毛泽东检查过几次。毛泽东的病在傅连璋的精心医治下，很快地康复了。 从此，毛泽东与傅连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毛泽东又动员傅连璋一同长征，并在途中负责红军首长的医疗和伤病员的救护工作。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死党邱会作说：“卫生部不烧傅连璋就是没有党性。他是个好大的毒蛇，他放毒。”接着，邱会作一伙就组织人批斗傅连璋所谓的“三反言论”。 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４日早晨，邱会作根据林彪“把他抓起来”的旨意，在京西宾馆坐镇指挥，将傅连璋夫妇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傅连璋被单独押入２０１监区１６室，囚号６８４７（这与前面刘仁的囚号一样，是林彪、“四人帮”为被他们迫害的高级干部们编的代号，即１９６８年被关入秦城监狱的第４７位高级干部）。傅连璋的夫人陈真仁则被关入另一间囚室。 由于在审讯时傅连璋“拒不交待问题”，因此被打断了３根肋骨。 此时傅连璋已是７４岁高龄，拖着断了３根肋骨的身体，又有胃病，不能吃窝窝头，要求吃稀饭，监管人员不给。 根据秦城监狱的“看守日记”记载：３月１５日、１６日，傅连璋一连两天没有吃饭，他一再要求吃稀的，医生给开了病号饭，但是监管处不批，并说：“叫他隔一时期饿饿看，吃点苦是应该的。” 一位７０多岁的老人，被如此折磨之后，感到身体实在不行了，傅连璋就向监狱方面提出要求，要“出去打电话，给毛主席、杨（成武）代总长写信”。 可是，这样的要求不但得不到允许，反而被看守人员训斥了一顿：“现在你不想一想，你还是将军呀，你现在是个反革命分子，还想去给毛主席打电话，给杨代总长写信？” 傅连璋说：“我是一名医生，是一名将军，我参加革命几十年，跟随毛主席长征，怎么就成了一个反革命？你们天理良心也说不过去呀！” 看守人员根本不理，大声训斥：“良心，谁没有良心？是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才没有良心！” ３月１８日，傅连璋敲门要求出去，再次遭到看守人员训斥，当晚被换到３３室看押。 换到新的地方后，傅连璋仍然要求放他出去，整天对着外面大叫：“你们这是迫害，我要找毛主席去，你们问一问，毛主席能让你们这样做吗？”可是，任傅连璋无论如何呼叫，始终无人理睬。 由于一再的要求都遭到拒绝，傅连璋感到了失望，他不停地用手擂着牢房的大铁门，大声地叫喊着：“毛主席，快来救救我吧！”他的呼喊声，从牢房的铁窗飞了出去，在整个秦城监狱的上空回旋。 ３月１９日、２０日、２１日接连３天，由于极度的痛苦和失望，傅连璋接连３天都吃饭很少，吃了一点也吐出来了。 由于营养不良，老将军睡在床上起不来了。 ３月２２日傅连璋不再吃东西。 看守人员怕人死了不好向林彪和“四人帮”交代，就在他第四天不再吃东西之后，才答应给他开“病号饭”。可是，这“病号饭”来得却太晚了，３月２３日傅连璋“两顿未饭”，又被换到２７室关押。 傅连璋自从被关进秦城监狱之后，曾为自己的生存进行过反抗和斗争，也曾想依靠自己和毛泽东主席的特殊关系，得到看守人员的同情与关心来获得释放，获得自由，获得生存。可是，这位善良的将军还没有明白过来，这是一座特殊的监狱，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 据“看守日记”记载，３月２４日傅连璋“身体看来很弱，情绪很低，吃饭还是很少。”３月２５日“一天吃饭很少。”３月２６日傅连璋整整一天都“没有吃饭”。他拖着十分虚弱的身子，在牢房里不停地从床上爬到床下，然后又在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爬来爬去，不时还抬起头来，透过高高的窗子，看着外面晴朗的天空，从嘴里不断地发出低微的声音，不知道在说一些什么。到了晚上，看守不断地从门缝里观察，发现他“一夜未睡觉”。老将军时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辗转着身子，有时又从床上爬起来，拖着虚弱的身子爬到门前，用手不停地擂着沉重的大铁门。擂累了之后，他又爬回到床上，独自面对着天花板，嘴里不停地发出一声又一声的长叹。３月２７日傅连璋“吃饭很少一点”，“晚上躺下了，但一夜似未入睡”。 傅连璋遭受迫害后，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９日曾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信，说他在１９３４年曾救过毛泽东的命，如今恳求毛主席救他一命。毛泽东曾在信上批示：“此非当权派，又无大罪；应予以保护。”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仍不放过他。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恩怨呢？ ３月２８日这一天，他拒绝吃饭，拒绝吃药。晚上，牢房外惨淡而昏暗的路灯光，透过窗子射进屋子里来，老将军无法入睡。他的身体已经是很虚弱了，躺在床上，不停地喘着粗气。有时他又从床上爬起来，倒在地板上，翻来覆去地在地上打滚，痛苦地呻吟着，一会儿又在屋子里四处乱爬，将身子钻进了床下。 负责监视的看守发现了，就大声地喊他，让他从床底下爬出来。可是，老将军就是不肯出来。看守的日记是这样记录当时的情况的：傅连璋“一夜没有睡觉，在地板上反（翻）来复（覆）去，到处占（钻），一会把头占（钻）在铺板底下不出来，看来活不几天了”。 ３月２９日早晨７时，有人从监视孔里看见傅连璋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就立刻告诉看守，让打开看一下，“好像不行了”。可是看守竟说：“我还要打我的饭，没有工夫管他，回来再说。”

等到８点多钟打开牢房时，傅连璋早已含冤死去多时，浑身冰冷。 傅连璋从入狱到死，前后只有半个月时间，死时手上还戴着沉重的手铐，两腕部及肘部表皮脱落，结着黑紫色的血疤。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何要如此地迫害一位终生从事医学的老将军，迫害一位曾救过毛泽东主席命的恩人？ １９８０年月１２月１０日，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审问邱会作时，审判别员问他：“你为什么要批斗傅连璋？” 邱会作答：“第一次对傅连璋批判，主要是因他说了林彪没有病。我是拥护林彪的，那么我就反对他。” 原来，１９５０年在准备“抗美援朝”时，毛泽东首先点的将不是彭德怀，而是后来有解放军十大元帅中的“少帅”之称的林彪。林彪声称有病，不去“抗美援朝”，到处求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请医术高超的傅连璋为林彪诊断，傅连璋看后曾对人说，林彪没有什么大病，只有吸鸦片的毛病。 未完，点击原文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