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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白崇禧在台湾自称“戴罪之身” 死因并不神秘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白崇禧从海南岛来到了台湾岛,其妻从香港来台,其儿子们在香港停留两年多,1952年才在台湾团聚。一家人就这样分了三路,来到了这个从未知晓的小岛。

到台湾后,白崇禧投闲置散,再没有做过任何在政治上有影响的大事。最为败军之将,他自称是“戴罪之身”,在台湾17年,他觉得心中很沉痛。用其子白先勇的话说,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海外孤臣”。

图为1950年代初,白崇禧在围棋协会下棋,全神贯注。 

当时白先勇还是个孩子,到了台湾,觉得一切都那么落后,“那时候台湾的环境跟重庆是不能比的,台北房子旁边都是田。以前我们上海、南京、香港都住过的,现在一看,哟,怎么跑到乡下来了。”他对父亲心境的理解,也是后来才感受到的。

图为1963年1月,白先勇赴美留学前与父亲在台北松山机场。这是白先勇与父亲最后一张合影。

由于置身闲职,白崇禧对子女的关注渐渐增多。白先勇回忆说,“我就说我两个弟弟最倒霉,父亲不管军队管儿子去了,后来他发现管儿子比管军队难多了。我妈妈幸灾乐祸,就在旁边笑:‘你看你看,我8个带的好好的,你两个搞不定。’”

虽然在台湾没什么正经事,但是白崇禧还是不让老首长放心,经常被特务监视,家人也被特务跟踪。

白先勇曾这样回忆:“有一次看戏,看《红娘》,那部车子又来了。下大雨,三个人躲在里头。妈妈一看说:‘哎呀,难为他们了,你去买几张票,请他们一起去看戏吧,他们躲在外面挺难受的。’后来我就拿了3张票给他们,他们接也不好不接也不好,后来还是跟我们进去看戏了。我父亲不会怪他们,他们也挺可怜的,苦差。”

白先勇说,自己从父亲身上学到最多的就是如何逆境自处。白先勇投入昆曲《牡丹亭》八年,200场,千辛万苦,一关一关过。“跟我爸爸很像,决不放弃,就是广西人的蛮劲。”

图为1946年2月18日,蒋介石赴南京中山陵谒陵。随即到灵谷寺,蒋介石(中)与何应钦(左)、白崇禧(右)席地而坐,共进野餐。

1962年,白崇禧最大的一个打击,莫过于妻子去世。白先勇还记得那一天,天阴阴的,蛮冷,母亲已经在医院里半年,高血压控制不住,医生决定开刀。兄弟姐妹几个由父亲带着,去医院之前跪在一起,求真主保佑。但最终手术台上的母亲没有醒过来。“我父亲是个非常镇定的人,一向处变不惊。但那天确实张皇失措,很茫然,后来医生给他量血压,一下子飙到200多。”直到那时,白先勇才明白,对于父亲而言,母亲竟是如此大的精神支柱。再看后来几年父亲的照片,便总有一种挥不去的愁容落寞。

图为1965年,台北松江路一二七号家中,女儿白先智从香港返来探望白崇禧。

母亲去世后,白先勇40天晨起诵经走坟,第41天飞赴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台北机场,一向秉性刚毅的父亲在送别的一刻老泪纵横,好似从此永别。

到了美国,白先勇靠通信与父亲联系。那时候父亲喜欢吃巧克力,他就在美国买一盒一盒的瑞士巧克力寄来。第一次赚钱,白先勇买了一件厚的、打猎用的那种大衣送给父亲,“算是我用了他几十年的钱,我回报他”。

白先勇与父亲的最后联系是一封信。“我第二批寄给他的巧克力,还没到,他就过世了。”

白先勇说,父亲死于心脏病猝发,走得很快。而这也是白崇禧死亡之谜的种种谣言猜测流传多年后,白先勇的一次澄清。

白崇禧摄于“佩璋亭”。亭中石碑上刻的是白崇禧亲笔书写纪念妻子的一篇悼文《敬悼先室马佩璋夫人》。

1950年代,台北家中,白崇禧与随从人员吴参谋祖堂(左一)、杨秘书受琼(左三)、杭参谋大龙(左四)合影。

图为1962年冬,白崇禧七十大寿,陈诚(前排左一)前来拜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