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在台湾自称“戴罪之身” 死因并不神秘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白崇禧从海南岛来到了台湾岛，其妻从香港来台，其儿子们在香港停留两年多，1952年才在台湾团聚。一家人就这样分了三路，来到了这个从未知晓的小岛。

到台湾后，白崇禧投闲置散，再没有做过任何在政治上有影响的大事。最为败军之将，他自称是“戴罪之身”，在台湾17年，他觉得心中很沉痛。用其子白先勇的话说，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海外孤臣”。

图为1950年代初，白崇禧在围棋协会下棋，全神贯注。 

当时白先勇还是个孩子，到了台湾，觉得一切都那么落后，“那时候台湾的环境跟重庆是不能比的，台北房子旁边都是田。以前我们上海、南京、香港都住过的，现在一看，哟，怎么跑到乡下来了。”他对父亲心境的理解，也是后来才感受到的。

图为1963年1月，白先勇赴美留学前与父亲在台北松山机场。这是白先勇与父亲最后一张合影。

由于置身闲职，白崇禧对子女的关注渐渐增多。白先勇回忆说，“我就说我两个弟弟最倒霉，父亲不管军队管儿子去了，后来他发现管儿子比管军队难多了。我妈妈幸灾乐祸，就在旁边笑：‘你看你看，我8个带的好好的，你两个搞不定。’”

虽然在台湾没什么正经事，但是白崇禧还是不让老首长放心，经常被特务监视，家人也被特务跟踪。

白先勇曾这样回忆：“有一次看戏，看《红娘》，那部车子又来了。下大雨，三个人躲在里头。妈妈一看说：‘哎呀，难为他们了，你去买几张票，请他们一起去看戏吧，他们躲在外面挺难受的。’后来我就拿了3张票给他们，他们接也不好不接也不好，后来还是跟我们进去看戏了。我父亲不会怪他们，他们也挺可怜的，苦差。”

白先勇说，自己从父亲身上学到最多的就是如何逆境自处。白先勇投入昆曲《牡丹亭》八年，200场，千辛万苦，一关一关过。“跟我爸爸很像，决不放弃，就是广西人的蛮劲。”

图为1946年2月18日，蒋介石赴南京中山陵谒陵。随即到灵谷寺，蒋介石（中）与何应钦（左）、白崇禧（右）席地而坐，共进野餐。

1962年，白崇禧最大的一个打击，莫过于妻子去世。白先勇还记得那一天，天阴阴的，蛮冷，母亲已经在医院里半年，高血压控制不住，医生决定开刀。兄弟姐妹几个由父亲带着，去医院之前跪在一起，求真主保佑。但最终手术台上的母亲没有醒过来。“我父亲是个非常镇定的人，一向处变不惊。但那天确实张皇失措，很茫然，后来医生给他量血压，一下子飙到200多。”直到那时，白先勇才明白，对于父亲而言，母亲竟是如此大的精神支柱。再看后来几年父亲的照片，便总有一种挥不去的愁容落寞。

图为1965年，台北松江路一二七号家中，女儿白先智从香港返来探望白崇禧。

母亲去世后，白先勇40天晨起诵经走坟，第41天飞赴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台北机场，一向秉性刚毅的父亲在送别的一刻老泪纵横，好似从此永别。

到了美国，白先勇靠通信与父亲联系。那时候父亲喜欢吃巧克力，他就在美国买一盒一盒的瑞士巧克力寄来。第一次赚钱，白先勇买了一件厚的、打猎用的那种大衣送给父亲，“算是我用了他几十年的钱，我回报他”。

白先勇与父亲的最后联系是一封信。“我第二批寄给他的巧克力，还没到，他就过世了。”

白先勇说，父亲死于心脏病猝发，走得很快。而这也是白崇禧死亡之谜的种种谣言猜测流传多年后，白先勇的一次澄清。

白崇禧摄于“佩璋亭”。亭中石碑上刻的是白崇禧亲笔书写纪念妻子的一篇悼文《敬悼先室马佩璋夫人》。

1950年代，台北家中，白崇禧与随从人员吴参谋祖堂（左一）、杨秘书受琼（左三）、杭参谋大龙（左四）合影。

图为1962年冬，白崇禧七十大寿，陈诚（前排左一）前来拜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