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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雍正当皇帝为什么不开心:心灵孤独 缺乏安全感

公元1723年,康熙的第四个儿子胤禛45岁。

这一年,他问鼎中国。雍正王朝开始了。

这是康熙盛世之后的中国。表面上,帝国依旧强悍无比。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帝国的危机已是如影随形。那么,这亏空是怎么造成的,又该如何填补?依然没有人知道。雍正朝开局,繁华之下陷阱处处,帝国名声最响的那个男人面临空前挑战。

毫无疑问,这是盛世与危机并存的时代。好与坏各为里表,在这个王朝的肌腠间隐现浮沉,直将雍正缠绕窒息。雍正历史性地走到了大清朝的瓶颈部位,必须求得破解之道。

不仅如此,还应该追本溯源,厘清瓶颈的形成。这一点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雍正困局不仅仅是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同时也是人性之花的邪恶绽放。它是大清朝制度破局前最黑暗的时刻,人人都是欲望表达者,也都是牺牲品。包括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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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兄弟们很多。但是,对雍正来说,这不是什么好事。从康熙朝一路走来,雍正和他兄弟们一直是竞争关系,你死我活的竞争。

这是亲情的异化。在权力面前,每一个人都成了武器,对付其他兄弟的武器。当康熙还活着的时候,兄弟之间的抗衡还处于平衡状态,起码表面上是这样。因为存在一个裁判者和制衡者,还因为谜底没有揭开,人人心中尚有念想。康熙不在了,谜底也揭开了,最不可能的那个人成了胜出者,人人心中的念想破灭了。这样的情况下,胜出者毫无疑问成为众矢之的,雍正这一回就发现,自己虽然成了皇帝,却也同时成为靶子,成为一人敌众人游戏的孤独者。

手足之情的存无尚且不论,自己的人身安全现在成了第一位的问题。允禩、允禟、允祉、允这些人,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人人跟着欲望走而没有任何节制的话,很显然,雍正的人身安全是得不到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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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是考验雍正处世技能的时刻,也是展示他帝王心术的时刻。在历史的夹缝间,雍正注定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帝王。在他身上,术道并举,阳光与阴影共存。光荣只属于他的父亲—康熙。虽然康熙也有惆怅,但那是阳光下面的惆怅,要说阴影,也是灿烂的阴影。可雍正不同,在如此的历史境况下,他只能是暗室里的人物。他的黑夜比白天多。只能以“术”取胜而不能以“道”取胜。他必须做到比小人更小人,比君子更君子,如此才能突破瓶颈,走出历史的夹缝,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雍正出招了,招招不同。对待不同的兄弟,雍正总能使出不同的招数,而这样的招数事后证明都是天才的设想,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野心家合谋的结果。

当然,细究起来,雍正兄弟们的被囚或死去,总是有一些言之凿凿或莫须有的罪名。但是这些罪名在历史的典籍间白纸黑字地存在时,却又经不起推敲。因为,当动机变得可疑时,结果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心,人心的微妙。

对雍正来说,一切可能是他的错,也可能不是他的错。这是历史的两难选择,雍正的囚徒困境其实也是康熙的囚徒困境。在立嗣过程中,康熙看到了一个不太美妙的开头,而雍正目击的则是更加难堪的结局。他是承受者,也是伤害者。在承受中伤害,在伤害中承受。雍正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只是他令人侧目的地方在于,将心机玩得太过。有时举重若轻,有时举轻若重,有时曲径通幽,有时殊途同归,有时欲擒故纵,有时欲罢不能,貌似诚恳,实则暗藏杀机,令人为之愕然。

不是说不可以玩心术,帝王之道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帝王之术,但是雍正如此玩法,在功利层面上他是赢了,在心灵或精神层面上他却输了—毕竟他们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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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突破

雍正的心灵应该说是痛苦的。当康熙的公开立储之举犹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让人世间最丑陋的欲望表演纷至沓来时,雍正看到的,或许是制度破绽。

如果将这盒子关上呢?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乾清宫西暖阁。雍正发表谈话。谈话对象是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及九卿。雍正说道:“朕自即位以来,念圣祖付托之重,安可怠忽,不为长久之虑?当日圣祖因二阿哥(胤礽)之事,身心忧瘁,不可殚述。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此事虽不可举行,然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又别书密旨一道,藏诸内府,为异日勘对之资。”

雍正的“八一七谈话”事实上透着三个“密”字:密封、密藏、密旨。关上了潘多拉的盒子,将人间的好奇心扼杀在岁月的长河当中,不再透露任何最高权力的消息,直到雍正百年、大厦将倾的那一刻,一切才水落石出。所以,争宠是没有意义的,相互诛杀也毫无意义。雍正这样的制度设计,似乎可以规避权力争夺导致的种种可能及严重后果,起码在其在世时,他的儿子们不会自相残杀。

看上去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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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果真如此吗?

其时,雍正的长子、二子已死,三子弘时20岁,四子弘历13岁,五子弘昼比弘历小三个月。要说年龄,这几个儿子都谈不上很小。雍正“八一七谈话”之后,第一个很受伤的人毫无疑问是弘时。他已经20岁了,大哥、二哥已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弘时对自己的人生是充满期待的,可父亲一句“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令他顿觉前途渺茫。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帝的周年忌辰。这一天,雍正派儿子弘历前往景陵代其拜祭;第二年同样的日子,又是弘历前往景陵代其拜祭。弘时突然间明白父亲心中的那个秘密了,由此,他作出了一个影响其命运的重大选择:投靠八叔允禩,跟父亲对着干。

这样的选择对雍正来说极具震撼力。因为他没想到,秘密建储导致的第一个后果竟是儿子在亲情和政治上的双重背叛。雍正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背叛。他立马将弘时逐出紫禁城,并勒令他去做允禩的儿子,父子之情宣告恩断义绝。两年后,年仅24岁的弘时郁郁而终,成为雍正秘密建储制的第一个牺牲品。

但是,秘密建储制的危机并不仅于此。在雍正长大成人的四个儿子(弘时、弘历、弘昼、弘瞻)中,虽然雍正在世时,公开起来逆势而为的只有弘时一人,但是当雍正去世之后,最后的谜底揭开,弘历成为乾隆帝时,弘昼、弘瞻也愤愤不平、蠢蠢欲动了。弘昼经常藐视乾隆的皇权,行为怪诞,令乾隆大伤脑筋,不知该如何处置为好。事实上,这不是乾隆的错。因为雍正在时,弘昼已被封为恭亲王,雍正似乎也比较宠爱他,经常派一些政事让他去做,也许目的只是为他日后辅助新皇帝做历练,但弘昼本人并不这么想,这个只比弘历小三个月的人心中也有一个帝王梦。谁说恭亲王不可以做皇帝,弘昼用自己怪诞的行为为他隐晦的心理作注脚,只将一场历史的困局演绎得九曲回肠、沉重莫名。

弘瞻采取的则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个雍正的第六子其实是个知识分子,善诗词,雅好读书。但是知识分子心里要有念想的话,那是可以放一生一世的。弘历继位后,弘瞻不承认新政权最高领导人执政的合法性。乾隆盛怒之下,将他降为贝勒爵位,并罢免其一切差使。弘瞻的余生也因此变得了无生趣,和弘时一样,他也是郁郁而终的,在乾隆开创的新盛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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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几个皇子的悲剧,当然这样的悲剧是雍正不愿意看到的。其实,在雍正的制度设计中,还是有先进的成分在的。起码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没有类似的立嗣安排,而且秘密建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兄弟残杀、父子反目现象的发生,在立嗣皇帝在世之日,这样的制度是富有成效的。所以在此之后的清王朝,总计约130多年时间里,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采取的都是秘密建储制。

不过,从历史的时间长度上说,秘密建储的制度突破还是很有限的。因为残杀或者说猜忌依旧存在,只是在时间点上后延了—新皇帝总是要迎接众多猜忌的目光的,这是新生礼。而新生,总是要伴随着流血甚至是死亡,这似乎是世事新陈代谢的规律。雍正悲剧和康熙悲剧说到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雍正也像康熙一样,有20个儿子展开龙虎斗的话。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雍正悲剧甚至要大于康熙悲剧。在他执政13年的时间里,雍正不仅要对付兄弟们的冷枪暗箭,也要为他的儿子们避免类似结局提供制度安排和制度实践。同时,他也是个勤政的皇帝,著名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中国的奋斗:1600—2000》中称雍正“也许是清帝国里最勤奋的人”,但是这样的勤奋并没有换来盛世的回报。在约定俗成的康乾盛世里,雍正王朝只是个过门和加油站,而雍正最多是个历史清道夫和制度设计者。

这是雍正的宿命,也是雍正王朝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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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心之治

要说雍正朝,年羹尧是绕不过去的符号。

那么,在雍正与年羹尧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纠缠与过节,使得前者对后者从宠极一时到杀心顿起,从而演绎了恩怨两重天呢?

康熙末年时,年羹尧已经是四川巡抚,因为西陲兵起,这个一心希望建功立业的人被升为川陕总督。在年羹尧的命运牌局里,这是关键的一步。因为和他搭牌的那个人是皇十四子胤。当时西藏有事,皇十四子胤被康熙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经略军务,而年羹尧则成了他的最佳搭档。事实上此二人的合作是和睦的,也是富有成效的。因为西北稳住了,年羹尧的命运牌局一时间风平浪静,或者说一路向好,直到胤禛即位,雍正朝徐徐展开。

雍正上台后采取的第一个动作是撤换了年羹尧的搭档—胤。胤被召回京,取而代之的是延信。年羹尧当然明白这其中的缘故,但他相信自己命运的牌局依然风平浪静,甚至一路向好。因为起码在此时,他没有野心。

事实似乎印证了年羹尧的猜想。他随后被晋爵为三等公。第二年,年羹尧因为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被授抚远大将军、一等公,其父年遐龄也被封为一等公,加太傅衔。恩宠一时无二。这是年羹尧的花好月圆,但他并不知道,雍正的掌心掌背即将翻覆,所欠缺的只是一个理由或者说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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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理由或者说借口是很容易找到的,只要用心去找。事实上已经有心机敏锐的官员跳出来为雍正旁征博引了:山西巡抚伊都立参奏年羹尧擅给盐商银票,增银十万等罪;汉军都统范时捷又弹劾年羹尧欺罔贪婪罪五款……雍正不动声色地下旨:“着年羹尧明白回奏,寻下吏部议处。”年羹尧的回奏当然是为自己辩护,只是于事无补。因为在此时,雍正杀心已起。吏部的官员竟然都没好眼色,讨论了半天,仅给出“罢任留爵”的处罚建议。

雍正当然不肯这么轻描淡写,他以年羹尧所犯之罪甚多,即使正法也不足蔽其辜为由,严旨斥之。雍正诛心之术的微妙就在于,他是分层次的,先从外围入手,循序渐进。尚书隆科多因为在年羹尧的问题上有意徇庇,被削太保衔;年羹尧的儿子年富、年兴被开除公职,交其祖父年遐龄严加管束;年羹尧本人先革将军职,授闲散章京,在杭州效力。年羹尧至此终于明白,刀已经高高举起,落下来是必然的,现在的悬念是落下来的力度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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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雍正最后的处理稍微委婉了一下:“年羹尧着交步军统领阿齐图,令其自裁;年富立斩,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往边远充军;族人俱革职,永不许出仕。”这应该是收人心之举。因为年羹尧及其家族最后的命运结局大同小异,都是万劫不复,不再有新的轮回。雍正将诛心之治与收心之举和谐统一,玩得那叫一个游刃有余,令世人叹为观止。

如果再细加考究,年羹尧的盛极而衰,也许不能全部归之于雍正的诛心之治。客观地说,在人性弱点的暴露上,年羹尧也有很多可非议之处。他在西域行营时,引用私人,不经奏请,可以自行任命当地官员,谓之“年选”。“年选”与吴三桂的“西选”、隆科多的“佟选”并称为“三选”,成为雍正朝一时奇观。而当年羹尧胜利还朝时,公卿等高官皆跪接于广宁门外迎接,年羹尧则与雍正并马而行,对于百官伏谒,年羹尧策马竟过,视若无物;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羹尧也只是点个头而已,真是傲慢至极。同样,年羹尧到了天子御前,也是“箕坐无人臣礼”,一副张扬、功高盖主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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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应该这么说,年羹尧的傲慢粗野遭遇了雍正的猜忌算计之后,死局是必然的,不过雍正诛心之治的可怕其实在于,他是用尽心机的。这是阴谋家与悍夫的较量。只是对雍正来说,一切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因为还有隆科多,隆科多的故事是年羹尧故事的翻版。隆科多是佟国维的儿子,雍正称他为舅舅。雍正继位之初,隆科多也是备极宠任,袭其父一等公爵,授吏部尚书,加太保,与怡亲王胤祥等同理事务。雍正四年正月,刑部已议奏隆科多挟势婪赃,罪拟斩决。而雍正照例是“心太软”,在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隆科多。一个盛极而衰的故事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