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这个组织，存在两千多年，就连皇帝都对其惧怕三分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涌现出了许多神秘的组织，今天小编说的就是其中之一，它存在两千多年，就连皇帝都对其惧怕三分。

相比较来说，对于古代的神秘组织，人们都是听说过锦衣卫的。不可否认的是，在明朝时期，锦衣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是在明朝时期，仍然出现了比锦衣卫更加神秘的组织，这个组织不是东厂，也不是西厂。它叫做都察院。

说到都察院，人们肯定是没有听说过的，大部分人对这个地方是不了解的。那么说到这里面的官职，人们肯定是更加陌生了。都察院的官职是言官，他们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下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早在元朝时期，都察院就出现了，只不过在元朝时期，它叫做御史台。

都察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在明朝时期，它有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还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利，其次在都察院中的言官，更是重中之重。即使是皇帝，对言官也要礼让三分。言官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只不过当时不叫做言官。

春秋时期，齐桓公设大谏，为谏官设置之始，此后经过不断的发展，谏官的官职名字改为了言官。早期的时候，谏官虽然存在，但是没有管理谏官的部门，这时候的谏官就是一盘散沙。历史上，谏官都是非常受重视的。到了明朝时期，出现了最为完善的谏官体系。

明朝时期，朱元璋在位期间，完善了言官制度，这就有了都察院。当时的都察院就是负责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同时也是明朝最高的监察机关。那么古代言官的主要职责就是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由此说来，言官也是一个不好干的官职。

稍有不慎，言官就会被斩首，不过这都是昏君的做法。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史上，言官早就存在了，只不过言官的级别要比其它官职小很多，也就是一个芝麻小官。不过言官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即使是宰相一类的官员，对言官也要客客气气的。

言官在明朝时期，要么去刑部查一查冤案或者假案，要么就去兵部查查吃空饷。能够成为朝廷的言官，肯定是非常刚正不阿的人，明朝时期，朱元璋为了防止言官徇私枉法，在很多方面都进行了限制，更为主要的是，言官的选拔就是非常不易的。

能够成为朝廷的言官，首先要经过选拔。朱元璋选拔言官，都是一些熟读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书呆子。这些人自命清高，一根筋只认死理，由此说来，言官就不容易被朝廷的环境影响。言官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也没什么油水可捞，一般人并不愿意当。

朱元璋在位期间，言官级别虽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小官克制大官。言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打我，但是我就会骂你。”可别小看了言官的作用，在明朝时期，言官的直言进谏，让皇帝做了很多正确的事。举个例子来看看。

嘉靖皇帝沉溺斋醮青词，不理政事。当时的言官是杨爵，面对这样的皇帝，杨爵痛心疾首。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明朝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言官的出现，对明朝的发展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来说，即使是皇帝，对言官也是很忌惮的。万历皇帝一日在宫里演戏嬉乐，忽闻巡城御史呵呼声，于是下旨停止演戏演戏嬉乐，当时的万历皇帝说到“我畏御史。”言官的职责就是直言劝谏，多提意见，不过在明朝时期，同样出现了很多言官无事生非迫害忠良的现象。

至清雍正年间，将六科给事中归属都察院，科道合一，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地方监察方面，明朝除了上一级行政机构对所属官员的监察外，地方监察机构主要有提刑按察使司及其所派出的巡道官、都察院巡按御史、加衔巡抚与总督等三大监察体系四个层面。清朝沿用明制，除了地方行政机构对所属机构的监察外，有巡抚、十五道监察御史、总督与巡抚监察系统、提刑按察使司监察系统、守道与巡道监察系统、京师五城察院监察系统及钦差大臣对总督与巡抚的监察系统等。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台规》，至此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

那么为何清朝末期还是有许多著名的贪官污吏事件呢?

在乾隆末年之后，监察对于抑制官场的腐败风气已如杯水车薪，这其中的原因自然包括都察院无法作为。至于曾经在皇太极钦点下，威风八面的都察院，“凡有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即所奏涉虚，亦不坐罪”，此时也不得不同流合污。毕竟清朝官场的腐败，是自上而下的，而非自下而上的，大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意。清朝皇上自身就是“进贡”的受益者，但却不许州官收贡，或是限制其收贡。这种宦海风气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腐败是伴随在其骨子里的，不可分割。

此外，“议罪银”和“捐纳”之制，同样有姑息养奸之嫌。议罪银形成于乾隆时期，就是针对一些贪污受贿的清朝官员，缴纳一定的财物，即可抵免其罪过的规定。一般缴纳的银两，少则万两，多则数十万两，而当时的清朝三四品大员，一年的薪资也只有一百八十两，这之间的差距，既暗含了议罪银只针对清朝达官。另一方面，也能看出清朝官员通过贪污腐败所获得赃银之重。捐纳即买官卖官，清朝立业之初，就开始出现了捐纳的案例，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乾隆年间，道员一职的价位约是一万三千两，知府一万两，知州四千八百两，知县三千七百两。

这些明码标价的职位，并非高不可及，因此有许多富裕的商人，通过这种途径入仕，而一旦当他们的一只脚迈入了宦海，其商人本性便又展现，第一件事便是捞回其成本，最简单高效的方式，便是出售其辖内的官职，层层捐纳，或是贪污腐败，像蛀虫一样，自上而下，逐渐蚕食大清的宦海根基，使清朝的末日提前到来。无法作为的都察院，自然清楚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清代学者顾炎武曾说“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这一切也就要求都察院能否在复杂的环境中，摆正自己的位置，才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