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实则是一场失控的改革 为什么说王安石变法是被迫推出的？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了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都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对豪绅恶霸大地主的势力予以沉重打击，使其压榨农民的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然而北宋王朝并不是在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中诞生的，当它建立之时，上距黄巢领导的那次农民大起义的失败已将近八十年，豪绅不法地主的势力早又在各地盘根错节了。
北宋政权自其建立之始，就有意识地依靠他们为其统治基础，采取了“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的政策，纵容他们肆行兼并，还赋予他们以种种特权，例如免税免役之类，使他们的势力得以更加滋长。北宋王朝当制定各种政策时，也是首先考虑到要符合这个阶级阶层的利益。
因此，北宋政府总是为豪强兼并之家制造和提供侵蚀、兼并的机会。例如在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之后，北宋王朝就下了一道诏令说，凡是逃亡户所丢弃的土地，谁能在占有之后向政府多缴赋税，就归谁所有。于是腴田悉为地主所占，流民至无所归。”北宋政府沿用唐后期以来的两税法，按纳税户所拥有的田亩数量征收赋税。两税之外，还把五代期内各割据势力所征收的各项苛捐杂税，“以类合并”，依旧征收，叫做“沿纳”，也叫“杂变之赋”，也是按地亩多少摊派的。
赋税之外，还有差役，即抽调居民到各级政府充当职役。职役最繁重的是衙前和里正。衙前负责看管仓库或运送官物，里正主管督催赋税。这不但都是无偿的差使，而且经常因官物损耗或税户逃亡等情事而致有所赔累，严重的就因而倾家荡产。按照规定，这两种差役是要由第一、二等户轮流充当的。
然而第一、二等户中大都是受到宋王朝庇护纵容的官绅豪右，当时被称为官户或形势户，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土地越来越多地向这些人家集中，繁重的赋税和差徭的负担就越来越多地落在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和自耕农民的头上。为了逃避重税，特别是为了逃避衙前、里正之类的差役，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和富裕农民们，多以种种高昂代价去托庇于官绅豪强大户人家。
其中考或则是“以田产虚立契，典卖于形势豪强户下，隐庇差或则是“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或则是“乡村有庄田物力者，多苟免差徭，虚报逃移，与形势户《宋史》卷二九五《谢绛传》同情启幸，却于名下作客，影庇差徭，全种自己田产。”甚至有的“上户有力之家，为了“苟免科役”，也“私以田产托于官户：或量立价钱，正为交易；或约分租课，券契自收。”
结果更是使得“等第减于豪强，科役并于贫弱。”宋代人对于这种伪立契券出卖田产于享有免税免役特权人家的办法，概括地称之为“诡名寄产”或“诡名挟佃”。这类事件大量出现，一方面使得衙前、里正等重役更集中在剩余的那些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身上，使他们轮流应差的频率极大，甚至是直到倾家荡产才得罢休；另一方面则更加速了土地向官绅豪强户集中的进程。
所以，在宋仁宗赵祯即位之初的乾兴元年就有人上疏说，若不赶紧取缔禁止这类事件，“则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户所占”。这个建议并没有被理睬，而“天下田畴”在这时也已经是“半为形势户所占”了。而这些官绅形势户，依恃他们享有的特权，既不向政府服差役，也不向政府缴纳赋税，或则只缴纳极少量的赋税。土地集中的情况愈演愈烈。
到宋英宗赵曙的治平年间，北宋政府的《会计录》宣布说，当时纳税的土地共为四百四十余万顷，约占全国实际垦种的土地数额的十分之三，“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这就是说，还应有上千万顷的土地，已归入上述种种情况说明，北宋王朝庇护和纵容官绅豪右大地主阶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官绅豪右手中了。
层的政策，长期推行的结果，只使得大量的原向政府纳税、服役的民户，争去托庇于那一阶层，以逃避税役负担，使政府所能支配的服役人员和所能征敛的赋税数额都蒙受极大损失。这是对于北宋王朝统治权力的一种削弱，因而就使北宋王朝与这个豪绅大地主阶层之间产生了矛盾。当时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和富裕农民们，由于轮充重役或其他因素而致倾家荡产的，其家产必然全归于官绅豪强兼并之家；那些为逃避重税重役而托庇于这些兼并之家的，其伪立的契券，虚移的田产，年深岁久之后也都变假为真，变虚为实，全部归兼并之家所有。
这样，除了加深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们对北宋王朝的矛盾之外，也构成了他们和大地主阶层之间的矛盾。拥有全国土地十分之七的官绅豪强形势户，就其人口来说，最多也达不到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而在他们和地主阶级其他阶层奴役剥削下的全无土地的贫苦农民当时叫做客户，和仅有小块土地而不能自给，还必须租种地主的部分土地的半自耕农，二者的数量加在一起，至少应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或更多一些。
这些人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地主阶级向政府缴纳的课税，全是从这些人的劳动果实即其所缴地租中提取的，因而这些人又是当时繁重赋敛的真正承担者。然而这些人所过的却全是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关于一般“客户”的生活情况，欧阳修在《原弊》一文中曾有所描述：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者，养“客”数十家，……皆出产租而侨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数十家者，素非富而积畜的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与公家之事，当其乏时，尝举债于主人，而后偿之息，不两倍则三倍。的及其成也，出种与税而后分之。偿三倍之息，尽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场功朝毕而暮乏食，则又举之。故春冬举食，则指麦多于夏而偿；麦偿尽矣，夏秋则指禾于秋而偿也。
那个一贯站在大地主立场上的司马光，在其于嘉祐六年所上《论劝农札子》中，也曾鳄鱼滴泪似地对他们的处境加以描述。他们对于地主阶级及其封建政权是充满了强烈的仇恨感的。因而，他们又是反对地主阶级及其政权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主要力量。北宋农民，为了反抗来自地主阶级及其政权的残酷压榨，从宋仁宗统治的中期，亦即十一世纪四十年代之初开始，就纷起于各地，进行武装的反抗斗争。在宋仁宗庆历的最初几年内，就有三四十个州郡发生了小股起义武装攻进州县城，斩杀地方官吏的事件。
庆历四年，在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广西等地都爆发了农民或士兵或少数民族人民的武装斗争，出现了人民武装“处处蜂起”，“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的革命斗争形势《长编》卷一四七，庆历四年三月记事；《欧阳文忠公文·再论置兵御威花这种革命斗争形势使得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极为惶恐。他们除了对各地起义武装进行军事镇压之外，还大声疾呼地说，北宋王朝已面临着危急存亡的局势，必须改革政治来挽救这一危机。当时的谏官欧阳修、余靖，枢密副使富弼，参知政事范仲淹等都上疏给皇帝赵祯，呼吁进行政治改革。
今摘录富弼的《乞选任转运、守令以除盗贼疏》中的几段于下：臣伏见西鄙用兵以来，骚动天下，物力穷困，人心怨嗟。朝廷不能抚存，遂使聚而为盗。今张海、郭貌山等数伙，惊扰州县，杀伤吏民，恣凶残之威，泄愤怒之气。……秦末、隋末、唐末诸寇，或起于畎亩，或起于商客，或起于士卒，或起于负担，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张海、郭貌山辈如此其盛，然以小合大，渐成巨盗，纵横难制，遂乱天下。今兹贼党未见翦除，所宜多设堤防，以备滋蔓。然今盗贼已起，乃是遍满天下之渐。若朝廷依旧避人怨恨，不早更张，臣恐盗贼愈多，窃据州县，或称将军，或称太尉，或称王，或称帝，兵戈四起，所在僭伪。事到如此，生灵如何？社稷如何？朝廷守此一城，还得安稳否？…今则西戎已叛，屡丧边兵；北虏愈强，且增岁币。
欧阳修、余靖、范仲淹诸人所上的奏疏，和富弼这封奏疏中的意见式也无大差异。富弼是一个鼠目寸光的人，他不知道向政治经济上的压迫剥削方面去寻找原因，却把农民起义的原因全部归咎于地方官吏的不贤、不才和庸懦无能上去，这当然就完全不得要领了。于此还必须指出：当时各地人民反对北宋王朝统治的斗争，是包含着反对民族压迫的因素在内的。
因为，来自北宋王朝的残酷的政治经济压榨，其中是包含着民族压迫的成分在内的：每年输送给辽和西夏的近八十万匹、两的“岁币”，不正是契丹贵族和党项贵族假手于北宋王朝，而向北宋境内人民索取的吗？北宋王朝朘削民脂民膏养活了百数十万军队，却不能使北部和西北部的居民免受辽和西夏的经常的军事侵扰，不正是北宋王朝长期执行忍辱屈服的政策所招致的恶果吗？既是通过北宋王朝而使北宋人民受到契丹贵族和党项贵族的间接奴役和压榨，北宋的起义农民就当然要把这类事件作为北宋王朝的罪恶之一而加以反对。然而这一因素，却更是那个鼠目寸光的富弼所没有看得出来，也不可能看得出来的。
既然把农民起义的原因全推到吏治的问题上去，到皇帝赵祯真地把改弦更张、“兴致太平”的责任交付给范仲淹、富弼等人时，他们就也仅仅在裁汰冗官和限制以“恩荫”得官诸方面制定了一些政令，采取了一些措施，此外则几乎全未涉及。这就是所谓的“庆历新政”。这次的“新政”不但理所当然的没有能解决社会经济方面的任何重大问题，没有收到缓和阶级矛盾的任何作用，却因其多少触犯了既得权势的官僚贵族集团的利益，反而更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已经操权得势的官僚贵族集团当中，“议群兴”，把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称为朋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他们从政府中排挤了出去。在此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还在继续深化，官僚士大夫阶层当中有愈来愈多的人想要找出挽救危机的途术。
在这种形势下，王安石也于嘉祐四年写给皇帝赵祯一封《言事书》一开头就指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严重性并且说，非把已经长期陷入的“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情况大力加以扭转不可。接着，他就提出要对北宋王朝长期行用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方面的法度进行“改易更革”，以求能适应当代的“所遭之变”和“所遇之势”。
这当中，自然也包括着要把久已奉行的对待辽和西夏的政策的彻底改变。这封《言事书》并没有能从皇帝或最高统治集团中得到任何反应。到治平四年，不满二十岁的赵项继承了皇位，他也急欲改变北宋王朝的穷困屈辱的现实处境，于是把王安石召入政府，由翰林学士而参知政事。
从此，王安石就开始了他的变法革新的工作。列宁在《再论杜马内阁》一文中说：“正是革命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独立性、群众力量和顽强精神才迫使人实行改良”。根据前面所说的一切，可知王安石在执政以后所发动的变法革新运动，的确也是在北宋中叶农民革命斗争不断爆发的形势下才被迫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