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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贞观之治是真的还是一个虚假的盛世 贞观之治的含金量有多少?

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出现的清明政治,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贞观之治”是真的还是一个拙劣的骗局?”贞观之治”到底有没有掺水?

唐太宗在位期间,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 ,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所以,他统治的这一时期史称“贞观之治”。后世之人一直认为: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出现的清明政治,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

《新唐书-食货志》这么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就是说,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商业状况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转。其实,用“米斗四五钱”来强调政绩显然缺乏说服力。

《汉书-食货志上》就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意思是粮价过低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粮价过高又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说粮价过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反倒可能酿成普遍性的社会危机。

再说,唐代京畿地区根本不可能会有“米斗四五钱”的咄咄怪事。同样是《新唐书-食货志三》,开篇就说唐都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虽称沃野,然幅员有限,所出并不足供京师消耗,所以常要靠东南漕米的接济。而漕米须经水、陆转运,水路自江淮至东都洛阳“率一斛得八斗”,也就是说漕米自出产地至东都洛阳,运价便要占去货物本身价值的二成。再以车或驮转运至陕,仅三百里地,“率两斛计佣钱千”,算下来每斗又需费去运价五十钱。如此一路折腾,纵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来的,不要一文钱,“米斗四五钱”,也仅及洛阳至长安那段旱路运费的十分之一呢!

长安米贵,本是不争的事实。大诗人白居易当年游学公卿,便有当路权臣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嘲讽他。贞元年间,关中和三辅地区的米价更有“斗千钱”的高纪录,而当时的国家储备粮库——太仓的储米,也仅能维持“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所以,单高宗一朝,政府班子就曾有数次就食东都洛阳的经历。

贞元初年,当时的关中地区,还真有过一次谷贱的特例,宰相陆贽便建议政府趁机以平价向民间购买,计在途所费,到太仓后每斗谷子也得费“钱四十有余”,每斗米则要费“钱七十”。元和十五年,李翱在《疏改税法》一文中介绍说,建中元年,“米一斗为钱二百”,经过政府的平抑,到元和十五年,“米一斗为钱五十”。

贞观时的米价,仅为谷贱时米斗“钱七十”的十四分之一,是经过政府平抑之后“米一斗为钱五十”的十分之一,这可信吗?这样的数字只能是史官的伪饰。那么出现在初唐那一幕天下大同的治世,就很值得怀疑了。

一个国家的国力如何,还要看局外人的评价,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便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根本比不上前朝,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麴文泰在贞观四年十二月入朝,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见,却是“城邑萧条”,完全不同于《新唐书-食货志》的说法。

其实,终李世民一生,大唐帝国不仅在经济上无法与前朝比匹,在人口上也不及前朝甚远。李世民故去三年之后,有一次,他儿子高宗皇帝李治问户部尚书高履行道:“去年户口增加了多少?”高履行答道:“去年共增加十五万户。”李治顺便又问起隋代及现在的人户情况,高履行答道:“隋代开皇年间全国有八百七十万户,现在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说明经过唐代立国之后近四十年间的休养生息,其人口仍不足隋代全盛时的一半。从两代经济与人口情况的对比,贞观时的国力可见一斑。

《新唐书-食货志》所谓“人行数千里不赍粮”,也就是说行旅于途有得到食物补给的足够保障,无需自备干粮,这仅能说明商业的初步恢复。至于所谓的“外户不闭者数月”,只要参照麴文泰的“非复有隋之比也”的感慨,便不难明白。

其实,贞观之治的由来,是有其现成的摹本的,也就是说,“盛世”造假,早有人为之。所谓的贞观之治,不过是一帮御用史家依样画的葫芦罢了。晋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提到太康时的社会现状时,就有这样的溢美之词:“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其口吻与贞观之治的描述何相似耳。如此的太平盛世,却是不三代而亡,这牛皮未免吹大了,难怪后来房玄龄在主修《晋书》时,要弃干宝的《晋纪》如敝屣了。

除了夜不闭户的和谐局面外,李世民最为后世推崇的,还有两桩事,便是白居易在《新乐府》诗里所歌颂的“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的民本精神。“怨女三千出后宫”,事在武德九年。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载,是年八月初九日,太宗以皇太子的身份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十八日,太宗即颁诏:“宫女众多,幽閟可愍,宜简出之,各归亲戚,任其适人。”

这事儿言之凿凿,好像假不了,仔细一论,似乎又不尽然。要知道那时大内的主人还是退位为太上皇的高祖李渊,李世民还不是大内的真正主人,直到李世民登基三年之后的贞观三年四月,李渊才迁出大内,移居大安宫,李世民当月才开始在太极殿听政。所以,李世民所放者乃是他老子的宫人,并不是他自己的宫人,太宗的行为不过是慷他老子之慨,拿他老子的宫人来为自己收揽人心。

再说,放宫人出宫,亦非太宗首倡。汉文帝生前,就曾“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这是连孝惠帝的小老婆们都统令改嫁了。文帝死后,同样在遗诏中道:“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文帝的儿子景帝死后也有遗诏道:“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汉平帝死后也有遗诏道:“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就连太宗皇帝的老子李渊,同样也有过“出宫女五百人”的所谓德政。

“死囚四百来归狱”,事在贞观六年。《新唐书-刑法志》记载:“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李世民纵囚在历史上也并非都是颂声一片。北宋的欧阳修在他《纵囚论》里道:“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意思是这不过是太宗和罪囚们事先约定的一场政治秀,太宗借此以成贤君之名,罪囚们也得不死之惠。

清代大儒王夫之同欧阳修一样,也认为李世民纵死囚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局:“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王夫之以为,李世民之所以敢铤而走险,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不怕死囚们不按时来归,因为“法令密而庐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逋逸,抑谁为之渊薮者?”

意思是太宗时的法令严密,户籍和连坐制度尤为完备,边关的管理也相当到位,要想逃出去,几无可能。列位可别以为古时候的国境线都是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可以任人自由出入。要知道,当年玄奘法师因未取得政府的通关文牒而偷渡出境,过五烽,涉大漠,九死一生,如果没有第一烽校尉王祥和一干关吏的帮助,恐怕早成一堆白骨了。死囚们既无处可逃,又无处可藏,还得冒宗族亲戚遭受株连的风险,他们怎么可能不乖乖回来?

再者,这其实也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为在李世民前,早有人干过。清人赵翼的《陔余丛考》卷十九“纵囚不始于唐太宗”条谓,纵死囚归家始于后汉的马援,自后汉、两晋、南北朝至于隋、唐、宋、元、明,其中皇帝和官吏纵囚的,共有二十余次。而只有李世民一人独得大名,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用心。

“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功耳。”欧阳修说太宗好名,特别是好身后之名,其间的细故,除了人性的通病无法克服之外,便是得国时的做贼心虚使然。

在传统中国的权谋诈术中,早就有这么一说: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正;邪人行正法,正法亦邪。意思是说所谓的手段其实并无正义和邪恶的区分,之所以会有正义和邪恶的差别,主要是因为其行为主体的不同属性造成的。同样是一把杀人的刀,在坏人的手里,就是凶器,在好人手里,就是主持正义的力量。如何让邪恶的行径转正,首先便得把己方的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行为。唯有把己方的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行为,方能使自己变成当然的好人。反之,如果自己是一个当然的好人,那么自己的行为自然就是正义的行为。这大概就是太宗一心向“善”并汲汲于身后善名的缘由了。

其实太宗皇帝一生的最大惭德,除了以非法手段登上帝位之外,便数他对历史的公然践踏。《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便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

太宗要看档案记录,这是对史官独立制度的公然破坏,太宗皇帝为自己找出的破坏理由是“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也就是知错能改或就错改错。太宗皇帝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谏议大夫朱子奢便委婉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错,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朱的意思是确保史官的独立性,使史官不至于沦为当权者的吹鼓手,才能确保史书的真实性。

然而,太宗并不理会。于是房玄龄只得与许敬宗等人推倒了原始记录,重新书写。于是唐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不复原来的样子,于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亦不复有真实的样子。后来的那些个独夫民贼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正自太宗皇帝始,太宗皇帝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为往后的伪历史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头。在这么一件大是大非的政治事件面前,令人遗憾的是,却不见了一向以能言敢谏出名的贤相魏徵的声音。

后来,魏徵的五世孙魏谟为文宗皇帝的起居舍人,正好负责《起居注》的记录工作。文宗皇帝向他索要《起居注》看,魏谟便奏道:“古置左右史,书得失,以存鉴戒。陛下所为善,无畏不书;不善,天下之人也有以记之。”皇帝却说:“不然,我既尝观之。”魏谟说:“向者取观,史臣为失职,陛下一见,则后来所书必有讳屈,善恶不实,不可以为史,且后代何信哉?”于是,这位并无多少贤名的君主就此便打消了再次观看《起居注》的念头。

在对待史官的独立性工作的尊重上,号称贤君的太宗皇帝还不如他那位碌碌无为的后代子孙;在确保史官的独立性工作上,号称贤相的魏徵同样不如他那位籍籍无名的后代子孙。因为有唐太宗那样的大明君肇其始,后来的效法者更有藉词了,太宗皇帝碰得,别人自然也碰得,独裁者们的身后声名,从此无须仰赖他人了。自宋代开始,史官们无一例外,均将《起居注》进呈皇帝本人御览,后来这样的讨好还成为一种制度性的仪式。明代的皇帝则直接参与《起居注》的指导工作,清代亦如是,可以说,到明、清两代,所谓的《起居注》,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帝王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