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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元朝灭亡宋朝,是真的华夏文明倒退了吗?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朝代,最值得争议的是元朝和宋朝了。很多人都说元朝取代宋朝是文明的退步,因为他们是野蛮人,那到底是真的退步了吗?还是进步了呢?

社会进步是指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前进运动,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社会进步的过程。社会进步和发展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社会文明是社会进步和表现,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是社会由旧的历史时代向新的历史时代的转变。

元朝并不存在什么的文明倒退,相反为东亚世界带来了很多之前没有的东西。只是很多好的方面,在之后没有被继承。可以说,对比之前与之后的时代,元朝在很多方面都是一股清流。

元朝在蒙古帝国时代的扩张是非常血腥和残暴的。但这些事情主要发生在当时的中亚与淮河以北地区。哪怕是汉化较深的西夏与金国,其实都和被当做正统的南宋有比较大的不同。所以,很难说蒙古骑兵在那些地方的肆虐,是对华夏文明的沉重打击。而到了忽必烈力主南下灭宋的时代,蒙古人在东亚已经初步培植起了自己的汉化行政构架。这其中包括了汉化程度较高的契丹官吏和被蒙古收编的黄河流域军阀。这些人的南下,不仅是消灭了南宋,也是华夏两种文明样式的对冲。蒙古人利用的是对地方更为宽松与多元的架构,南宋失去的则是讲究高控制力的编户齐民。

两种环境下的事情,是可能有着巨大差距的。元朝的统治就是在实际上比很多所谓的太平盛世要更好些。蒙古骑兵与其扈从,一般在地方上的驻扎数量不多。儒生与大量的南宋留存人口,被当做一种地方习惯而得到保护。正如中亚的穆斯林、基督徒和很多小国封建主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元朝的税收也相对宽松。因为不需要供养庞大的官僚机构,军队则大都由地方财政的直接支持,也就不可能有宋朝那种养百万无战斗力部队的情况出现。

同时,东亚大陆也进入了古代历史上最开放的一段时间。大陆的中亚与地中海商人,在蒙古人的政策支持下进入。他们的前辈可能只会在长安、太原、广州、泉州这几个有限的地方活动。但他们自己则可以开始走蒙古帝国的内部通道,进入了任何有商业价值的城市。马可波罗的传说,就只可能在元朝时候出现。元朝也从不缺乏伊本.白图泰和鄂多立克这样的天才旅行家。换在前后的任何时期,也都是不可想象的情况。

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行省制度,也是从元朝开始的。明清无论如何改革,都不会去把省份再拆成小的郡县或者XX道、XX路。

当然,会有不服气的人出来说:元朝这么优秀,怎么可能统治时间不足百年?之前在类似的问题中也说过这方面的情况:1 蒙古帝国遭遇了世界肆虐的黑死病 2 元朝统治者本身的底蕴有限 还连续出现低能统治者 3 元朝做了很多中央集权帝国才要做的工作不要看元朝本身有严重的“非中原”属性,也不弄高压的编户齐民。但元朝还是不可避免的使用一些儒家汉臣,并被他们的世界观所影响。于是,元朝又做了很多中原王朝都未必能做好的事情。首当其中便是京杭大运河的挖掘。今天的运河与后来明清两朝的运河依赖病,都是对元朝遗产继承不彻底的结果。

还有就是关于朝廷发行的纸币。宋朝就已经出现的概念,在元朝被用于同作为准备金的白银挂钩。但在儒家当道后,很快就开始了回归宋朝模式,并进行了必然贬值的货币超发。随后,元朝的货币就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贬值,并对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结合黑死病泛滥与大运河之类的重大工程,把元朝的基础全部破坏。所以,根本不可能是元朝让文明陷入了倒退。倒是元朝的崩溃与结束,是文明的一种退化。

其次,我们从科技文化角度来感受这一伟大进步。

宋朝科技成果无疑是相当辉煌的,然而元朝时代与宋朝相比科技水平则更为先进。其中最主要一个原因是:元朝统治者吸收科技知识的态度是主动而非被动,对科技发展的推动也是充满热情的。

在元朝时代,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技术在元朝政府的扶持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

在天文学方面,由政府组织的一系列最先进的大规模天文实测活动南至南沙北达北极圈附近,使得当时中国天文学发展远远超出宋代成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许多项天文学先进成果西方数百年后才能赶上。如由郭守敬王恂等编创的《授时历》正是其中最杰出的成果。《中国通史》指出:“《授时历》是中国古代创制的最精密的历法。”自然科学史专家钱宝琮则认为《授时历》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进步的历法。”又如李约瑟博士曾对郭守敬的简仪装置称赞说:“对于非常广泛地应用于现代天文望远镜的赤道装置而言,郭守敬(的简仪所采用)的装置乃是当之无愧的先驱。”

在数学方面,元代大数学家朱世杰的成就也远远超过宋人,清代数学家罗士琳如是评价说:“汉卿在宋元间,与秦道古(即秦九韶)、李仁卿(即李冶)可称鼎足而三。道古正负开方,仁卿天元如积皆足上下千古,汉卿又兼包众有,充类尽量,神而明之,尤超越乎秦、李之上。”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是这样称赞朱世杰著作的:“《四元玉鉴》是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对于朱世杰其人则评价为:“中华民族的、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同时也是贯穿古今的一位最杰出的数学科学家。”

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远远超过了宋代。

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如生产工具)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

在船舶制造业上,元朝时代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1984年在山东省蓬莱县登州港海湾中发现的蓬莱元代战船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长的中国古战船,古船上一举两得的挂锡工艺,在我国古代船舶中还是首次发现,船上装备有世界上最早的舰炮装置,在当时海军中是最先进的!

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朝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在宋朝交子会子基础上,元朝发行的纸币更为先进,通行更为广泛,元人曾自豪讴唱“……交子行,宋真宗会子举。都不如当今钞法通商贾,配成五对为官本,工墨三分任倒除。设制久无更故,民如按堵,法比通衢”……

抛开科技层面有继承累积效应不提,元朝相比宋朝而言最伟大的进步,在于其文化精神是开放宽容进取的。

傅乐成教授曾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一文中指出宋代文化的封闭特征:“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民族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

而元朝显然改变了宋朝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的不良局面。当代美国学者威泽弗德在《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形成》中对元朝文化评价说:“已形成的中国主流文化当然不单是蒙古的,但它也不全是汉族的。忽必烈汗制造了一个融合物,通过他的努力,这种文化将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其广度和深度使人难以预料。”元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无疑远远超过了宋文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宋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56个,而于元代达到了140 多个。”(《中国全史.元代经济史》)

从统治者文化心态上看,无疑元朝统治者要比宋朝统治者更开放更宽松。宋朝曾发生了乌台诗案这样的文字狱,而元朝时代连郑思肖这样的极端诋毁元朝政府的狂人,都能“以寿终”。元朝时代孔齐的《至正直记》书中曾记载这么一件事,宋遗民梁栋因作诗被仇家诬告,说他“讪谤朝廷,有思宋之心”,最后礼部判决说:“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由此可见,元朝统治者在文化上所持的是宽容心态而并不是如某些极端讽刺言论所说没有文化的问题。

在这种开放文化格局下,元朝出现了比宋词更为自然,更为市民化的元曲文化。一代大师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里就对元曲推崇备至:“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

另外,白话的普及(元代白话大流行,连圣旨也用上白话)、文字的简化(元刻本上的许多简体文字)、汉字拼音化方案(八思巴文)的提出,这种种文化现象都意味着元朝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特征远比宋朝更为显著。

综上所述,元朝社会的种种巨大进步都是令人惊叹的!作为21世纪的现代人,我们应把历史真相如实说给子孙后代:元朝取代宋朝是历史的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