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用春药已然成风:张居正不听劝告服药致死
晚明的士大夫中,使用春药已经蔚然成风。张居正就死于“胡僧药”。 《金瓶梅》问世数百年来,为何被多数人认定为“淫书”,我友杨争光就说,和《红楼梦》比起来,《金瓶梅》再好也是“三级片”。 看过《金瓶梅》小说的人,都知道,里面的性描写文字太多了,太细了,一百万字的小说中仅仅性描写就占去两万多字。而且小说作者兰陵笑笑生描写起来,不厌其烦,甚至其乐无穷,给人的感觉仿佛有点“低俗”,不像《红楼梦》那么“高雅”。其实,如果你生活在晚明或者对晚明的世风有所了解,就会理解兰陵笑笑生的良苦用心,那个时代的淫风比《金瓶梅》小说里还要严重得多,也肮脏得多。 《金瓶梅》小说里面,西门庆拥有一妻五妾,如果算上早几年因病而死的卓丢儿的话,那就是六个小老婆。其中,李娇儿和卓丢儿都是妓女,而潘金莲、孟玉楼、李瓶儿,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二锅头”,用古代的话来说,就是“再醮女”。这显然和在传统的家礼不相合,不过呀,在晚明,别说民间小老板、小暴发户了,就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找个婊子做小老婆已经没有人笑话了,相反还被人羡慕,因为这在当时已经成为时尚了。妇女离婚了,只要长得漂亮,再嫁不难,也很正常。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典型的有奶就是娘,有钱就牛X。社会的伦理、纲常已经破坏得差不多了,所谓“礼乐崩坏,人心不古”。那时候的讲排场,奢侈的风甚盛,《金瓶梅》中的蔡太史的翟管家为西门庆洗尘,一场筵席,列着“九十样大菜,几十样小菜,都是珍馐美味,燕窝鱼翅,绝好下饭”。如此奢华,不知道客人如何下筷?晚明的社会风气就是这么样。据说,《金瓶梅》时代的首相张居正奉旨归葬时,“所过州邑,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后来得到真定太守的款待,才满意地说:“吾至此仅得一饱耳!” 西门庆这样的市井无赖、小混混,从小就“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的家伙,到了二十六七岁的年龄了,还任意妄为,“专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风”,要说文凭,他连个正经的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混到,几乎是个文盲,可就是这样的流氓,居然在当地成为一霸,全县都怕他,而且越混越发,逐渐成为远近文明的大财主,还成立了有官方背景的“西门集团公司”,从卖药、贩布到贩盐,什么都干,这样的流氓、恶霸、奸商,却成了官员,而且是贵为山东一省的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看哪个老混混不顺眼,抓起来打一顿,罚几十两银子。 西门庆是个不折不扣的色鬼(嫖客),用潘金莲的话来说,他是“属皮匠的,逢着的就上”。再好的女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娶再多的小老婆,他还是会去外面嫖。这厮勾搭女人,自有一“套”。他从来没有强迫过女人,但在他设计下,一又一个的女人主动投怀送抱,甚至有不少女人如奶子、宋惠莲、王六儿之流因跟他有一腿而自豪不已,甚至四处炫耀。西门庆泡妞,从来不强迫,他有的是时间跟女人泡,有的是闲钱给女人小恩小惠,王婆总结的搞掂女人的“五字真经”——“潘、驴、邓、小、闲”,他全部具备,所以他用不着强迫。他看上的女人几乎跑遍不出他的手掌心。 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王六儿、贲四嫂、林太太、如意儿、迎春、秀春、兰香、来爵媳妇惠元等等,无不如此。书中写道的被西门庆淫过的妇女,有名有姓的就有23个(含男宠)。实际上,应该不止这个数,别的不说,就说在清河县有点名气的妓女,比如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等,全被他染指过。像李娇儿、卓丢儿还被他纳为小妾。 在晚明,像西门庆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提到,死于“胡僧药”的人可不止西门庆一个人,这也不是兰陵笑笑生的杜撰。滁阳有一位聂道人,专门出售红铅丸(“胡僧药”),当时的庐州知府龚廷宾就里养了很多小姐,听说有红铅丸卖,高兴坏了,于是花上100两银子买了10丸,在一个月之内,将所有红铅丸全部吞服下去,不久,七窍流血而死。 实上,晚明的士大夫中,使用春药已经蔚然成风。张居正就死于“胡僧药”。这可不是乱说,陈宝良著的《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40页中有这样的记载:明代的士大夫中,也是使用春药成风。如后来官至兵部尚书的谭纶,起初也是从方士陶仲文处学得宫中秘方,行之颇验。后来,谭纶把这种春药献给张居正,才获得高官。谭纶用此药20年,一夕御妓女而败,自揣不起,临终遗嘱张居正,告诫他慎用此药。谭纶死时年刚过60岁。张居正使用此药不已,后来身体也日益枯瘠,不及下寿而歿。 堂堂宰相张居正就是这样在舒服中死去……。他死的时候“肤体燥烮,如炙鱼一般。” 真没想到啊,张居正竟然是这样“舒服”死的,死得那么“晚明”,那么不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