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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窑陶瓷佛教造像

邢窑是我国白瓷发源地,它始于北朝、盛于隋唐,宋元逐渐走向衰落。邢窑中心位于今邢台市内丘县城周围。内丘唐代属邢州辖,古时窑口常以州名命名,故内丘的瓷窑场得“邢窑”之名。邢窑自被发现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出土了大量的陶瓷佛教造像,加强邢窑陶瓷佛教造像的研究,对于全面了解邢窑文化和佛教艺术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邢窑陶瓷佛教造像

1984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邢窑遗址在内丘境内被发现,“千年邢窑之谜”从此被逐渐揭开,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极大关注。然而,也许由于邢窑白瓷耀眼的光辉遮蔽了佛造像的光环,而使得邢窑佛造像艺术一度被忽视。而对邢窑佛造像的研究,对于全面了解邢窑文化和佛教艺术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邢窑佛造像

邢窑自被发现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出土了大量的陶佛造像,尤其在2003年,内丘县城旧城改造时于县礼堂至县影院一带(现已为商业步行街)“在南北长380米,东西宽40余米范围发现邢窑中心窑场,包括较完整的窑炉、窑床、窑具及手工作坊等陶窑、瓷窑遗迹。”其中有细白瓷、唐三彩、带“翰林”、“盈”、“官”字款残件,以及透影瓷残片等“数以万计”。并在h32、h08、h09号灰坑发现“素烧佛龛立佛像、坐佛像、武士俑、以及菩萨、罗汉”。(见韩秋长、贾忠敏《邢窑揭秘》)除此以外,在内丘县城的西关、县外贸、县工商行北、城西的西邱、长寿岗、北双流,城东的白家庄等遗址均有陶瓷佛像出土。“有瓷必有佛像,有佛像必有瓷”似乎成为内丘窑口普遍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内丘以外的其它“邢窑系”窑口均未出现。

事实进一步证明以内丘县城为中心的邢窑,不但是邢窑白瓷的烧造中心,也是烧造陶瓷佛教造像的重要窑场。

众所周知,邢窑白瓷曾以“类雪”、“类银”(唐·陆羽《茶经》)以及“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唐·李肇《国史补》)而闻名。那么邢窑艺人为何又以如此大的规模和精力去烧造佛像?又是什么力量驱驶着他们与佛结下不解之缘?

渊源与环境

佛教又称“像教”。为了宣传普及佛教,通过有形的图像宣传教理教义,从而使普通民众更为形象和直观的理解佛教,由此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和市场需求。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波及到政治和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尤其在后赵佛图澄襄国(今邢台市)弘法之后,邢台佛教即与中国佛教的兴衰息息相关,包括佛造像在内的邢台佛教艺术也与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建白马寺和齐云塔(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与此同时又在南宫(今邢台市辖)建普彤寺塔。1990年普彤寺塔重修时,发现明嘉靖十五年铜佛像41尊,其中一尊背铸铭文曰:“永平十五年正月十五日(按:始建于永平十年,竣工于永平十五年)摄摩腾、竺法兰建”,与普彤寺唐、宋二碑碑文形成互证,说明该塔比洛阳白马寺(塔)早一年,为中国佛教第一塔。(见赵福寿《邢台通史》)由此看到中国寺庙、佛塔以及佛教造像的源头。也进一步证实了“东汉佛教在传入中国的同时,也传入了邢地”。(赵福寿《邢台佛教文化》)

十六国时期的后赵,(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石勒在襄国(今邢台市)建都。西域高僧佛图澄以襄国为中心弘扬佛法,石勒为佛图澄在襄国创建宫寺、中寺。佛图澄收徒弟众多,以释道安最为著名。道安成为佛图澄所遗后赵僧团领袖,期间营造佛像不计其数。

邢台地区亦有着非常精湛的石窟造像艺术,如隆尧县宣务山(尧山)石窟,沙河市广阳山石窟,邢台县玉泉寺棋盘山摩崖石刻,其中以宣务山石窟群规模最大,最为著名。宣务山是一座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山,集儒、释、道三教精华为一体。隋唐到宋,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石窟、摩崖石刻造像群,其主体为千佛堂、同声谷石窟、卧佛殿等唐代造像。摩崖造像群分两群6号(组)共计1380龛;千佛堂石窟佛像940龛,大多为供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见张稼农《隆尧县宣务山文物古迹概况》)

应当说无论从印度高僧南宫建塔造像,到佛图澄襄国弘法;从邢台一带高僧辈出、寺塔林立,到工艺精湛的宣务山石刻造像群,以及民间石佛龛造像,它们对邢台地区佛教思想的传播和邢窑佛教造像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艺术特征

魏晋南北朝,佛教的传入以及在中土的兴盛促进了雕塑艺术的大发展,佛教题材成为雕塑最主要的部分,最具代表性的如中国石窟造像艺术,它们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出其他门类,同时波及到陶瓷艺术之中。而邢窑佛造像的创作题材和艺术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石窟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无论衣饰的处理,面部表情的刻划,还是“刀法”的运用,甚至质地的追求,均与石刻造像有异曲同工之妙。诸如雕塑语言中的“犍陀罗风格”、“湿贴薄衣”、“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等,同样见于邢窑陶佛像之中。

内丘西关曾出土单体圆雕陶佛造像,头像头顶肉鬓,面相方圆,两耳垂肩,鼻部残(原应为高鼻梁),眉目清秀,表情庄严,略显冷峻。头光内有莲瓣花纹,惜肩下无存,它们为北朝释迦坐像。说明邢窑在北朝烧造瓷器同时,亦有佛像烧制,其造型特点追逐同时期石刻造像之风;2003年在内丘礼堂邢窑遗址出土白陶立佛像,通高23厘米,系硬质白陶。头束有发结佩饰,宝缯耷于双肩之前。面相方圆,眉如弯月,眼睛眯成一条弯缝,嘴角含笑,两侧各有小圆酒窝,表现了健康的女性之美。体态轻盈匀称而优美,线条流畅疏朗,取舍有度。细处精微,整体简约,有学者曾将此类陶佛造型风格定为北齐是有道理的。

邢窑陶佛龛有早、晚期之分。烧造时间约在北齐至中唐之间,其表现内容和艺术特点,延续了石窟造像之风,其形制类于缩小的石窟佛龛。北朝的佛龛多为硬质陶,龛的中央为弥陀佛,端坐于“工”字座上。面形长方,高鼻修直,眼长而弯,两耳下垂。身着袒右肩,褒衣博带式袈裟,衣纹细密有序;左侧有观世音菩萨左手持净瓶,右侧有大势至菩萨左手持花蕊,分别站于两侧;左右边框又有金刚力士分别站立。龛正上方有正面龙首,两侧有飞天飘舞。龛下方基座中央有佛祖出世或赤身夜叉,左右各有形状类狗的护法狮子蹲坐两旁。而晚期(中唐以后)的陶佛龛大多为低温白陶或粉红陶,形制与北朝虽有类同,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无论“形”的准确性和“线”的力度等,都与北朝造像无法比拟。

邢窑陶佛造像的兴衰,与邢窑白瓷的命运息息相关,到了邢窑衰落期的宋元,邢窑陶佛造像也由原来规格的圆雕和佛龛,逐渐退化为小巧玲珑、类于玩具的摩诃罗而流传于民间,完全失去了昔日庄严、神圣的灵光。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和普及,这一宗教传播手段逐渐被简便易行的木刻版画——纸马(又曰神码)所代替,并在这一地区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