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与传统诗歌

约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在印度创立佛教。约在公元前30年左右，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宗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结果，宗教的出现又对人类的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佛教也不例外。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发展演化过程中不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儒、道，思想文化的影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进一步演化成中国化佛教，即形成人们称之为的中国佛教。同时，当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之后，又反过来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隋唐以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诗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反之，佛教也对中国传统诗歌带来了重要影响，这种相互影响的结果，以至在东晋以后出现诗僧和禅诗。

诗人和僧人的交往及相互影响

中国古代的诗歌，自东晋之后便与佛教发生了密切关系。魏晋期间出现了“玄言诗”。这种诗以玄想、清淡为基调。但自西晋以后，由于绮丽诗风的兴起，“玄言诗”一度销声匿迹。但时隔不久，以佛教般若学的流行传布为契机，“玄言诗”又得到重生，至东晋得一时繁荣，出现了许多著名文人和“玄言诗”诗人，如许询、王羲之等都与名僧支遁交游。

进入南北朝后，诗风发生了变化，两晋之“玄言诗”逐渐为“山水诗”所代替。“山水诗”集大成者当推晋宋之际的谢灵运(公元385—433)。谢在诗歌方面成就卓著。其擅长影物刻画，字句雕琢，喜用典故，注重形式，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传诵的名篇佳句。(读者可参阅《汉魏六朝诗选》)谢灵运不仅是一位“山水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推崇佛教之学士。这就使得佛教与谢灵运产生双向影响。谢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之沿身。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谢灵运对于佛教的经典和文理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在中国佛教史上，谢以参与改译《大般涅—经》为“南本”而著名。谢在诗歌方面，将佛理与山水相结合，开一代诗风，如代表作五言诗《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双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到了唐代，中国古代诗歌进入了鼎盛时期，唐代诗苑中，百花竞放，奇才辈出。而唐代佛教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天台、华严、唯识、禅宗皆为名盛一时的四大‘宗派，玄奘、法藏、惠能等各为一代宗师。这一时期，佛教对诗歌的影响也不断力口深。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孟浩然、柳宗元等一代诗圣大家，也都佛缘甚深。李白有“宴坐寂不动，大千如毫发”之句；杜甫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中年皈依佛教，以“香山居士”自许。在唐代诗人中，崇佛最甚者当推王维。王维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优受教”于道光法师。五维尤其推崇佛教史上的维摩诘居士，自取号“摩诘”。唐代另一位著名文学家诗人柳宗元也崇信佛教，柳宗元“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柳宗元曾长期寄居佛寺，与许多僧人有交往，且常以诗文与僧人酬唱应对，并为许多僧人撰写墓碑铭文。

在宋代，诗人与名僧相交游并留下了很多的趣闻轶事，最著者当属苏东坡。有一次，苏东坡欲拜访佛印禅师，拜访前先写信给禅师，要佛印禅师如赵州禅师迎接赵王那样迎接他。赵州禅师迎接赵王是禅史上一段有名的传说。据传赵王很尊崇赵州禅师，便上山参拜禅师，禅师不但没出门迎接，而且睡在床上不起来，并对赵王说：“对不起，出家人素食，力气不足，加之我已年老，所以才睡在床上见你。”赵王不但没责怪禅师，而且回去之后即派人送礼给禅师，禅师闻讯，赶忙从床上起来，披上袈裟，到门口去迎接。门人对禅师此举感到莫名其妙，便问禅师：“刚才赵王采时，你睡在床上迎接他，他的部下来了，你反而到门口去迎接，这是什么道理?”赵州禅师说：“你们不懂，我接待上宾是躺在床上，以本来面目相见；次一等的客人就坐起来相见；再次一等的客人，就取世间俗套出门迎接。”苏东坡要佛印禅师接赵王那样迎接他，亦即要佛印禅师以上宾之礼迎接他。但是，当苏东坡快到寺院时，老远就看到佛印禅师在门口迎接他。苏东坡便嘲笑佛印禅师道行没赵州禅师高远，禅师便回教了一偈，日：“赵州当日少谦光，不出山门见赵王，争似金山无量相，大千都是一禅床。”意谓赵州禅师不起床之接，是不谦恭而非道行高远，而我到门口来接你亦非离开禅床，因为整个大千世界都是禅床。佛印禅师的回答使苏东坡很是叹服。

苏东坡少年就接触佛教，涉入佛教时间很长，交游的僧人很多，受佛教的影响很大，这主要与家庭环境有关。因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历史上有名的“三苏”之一)涉入佛教颇深，与名僧多有交往。苏东坡的母亲也笃信佛教。

苏东坡所结交的僧人当中，以禅师、师僧为多，交谊很深，特别是到了晚年，对禅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即谓“久参白足知禅味”说明他即好参禅且“知禅味”，并常把这种“禅味”融入诗中，写出许多富有佛理的传世佳句，诸如“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洁净身”，“回头自关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等等。

苏东坡之后，诗人文士中与僧交往并崇信佛教者代有其人，如元朝的宋濂、明朝的李贽、清朝的龚自珍等等，都是一些在诗文上有相当造诣，而思想上因与僧交往深受佛教、特别是深受禅学影响的著名诗人。

诗僧与禅诗

佛教与诗多有相通之处，原因有二：其一，就体裁而言，佛教典籍主要分为“长行”和“偈颂”。所谓“长行”，即用散文体直接叙述佛教教义，因文句较长，故得名“长·行”。所谓“偈颂”，即以带韵之短句，重宣“长行”的内容或独立宣讲佛理。前者称“重颂”、“应颂”，后者称“讽颂”、“孤起颂”。“偈颂”体制严格，节律固定，类似中国古代之律诗。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不少僧人常常以“偈颂”的形式来改造诗，或以偈为诗。唐代以后，偈诗有时很难做严格的区分。正如唐僧拾得所说：“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时须仔细。”

其二，自六朝之后，中土之诗人与名僧常郊游，互酬唱，使得许多名僧“能文善诗及歌词，皆操笔之就”，因而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一批诗僧。这种诗僧自唐以后很多，并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其中，著名的诗僧有王梵志、寒山、拾得、皎然、贯休等，而王梵志有“通玄学士”之称，其诗“或咏歌至道，或嗟叹凡速，或但释义，或唯励行，或尼罗诸教”，包罗甚广。其内容多以宣扬佛教因果业报、劝人为善的思想为主，也有对世态炎凉、人间冷暖的描写与讽刺，带有很浓厚的道德箴言和世态风俗画的性质。在此举其一二：如《吾富有钱时》一诗日：“吾富有钱时，妇儿看我好。若吾脱衣裳，与我叠袍袄。吾出经求去，送吾即上道。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是鹦鹉鸟。邂逅暂时贫，看吾即貌哨。人有七贫时，七富互相报。图财不顾人，且看来时道。”该诗以通俗的语言，凝练的笔触，把世事人性与金钱的关系揭露得淋漓尽致，并且运用佛理，警告那些只顾贪图钱财的不义之徒担心来世的报应。王梵志的另一首诗也很耐人寻味，诗日：“城外土馒头，稻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该诗可谓通俗诗中之佳品，一直为后人所称颂。

寒山、拾得与王梵志一样，同为唐代著名诗僧。寒山因长期住于天台山寒岩而得名；拾得本为孤儿，相传为天台山和尚封干拾于路旁，故名。寒山，拾得常郊游于山间林下，吟诗作偈，为后人留下许多诗篇。他们的诗明浅如话，通俗易懂，除宣说佛理外，也描写世态人情，山水景物。诗风幽冷，别具境界。如寒山诗《杳杳寒山道》曰日：“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淅淅风吹面，纷纷雪积身。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

王梵志与寒山、拾得的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平淡质朴，自然洒脱，谓之“皮肤脱落尽，唯有真实在。”这种诗风对后来者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陈师道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代还有一比丘尼，是作禅理诗之高手。他的《寻春》诗日：“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该诗以极其生动形象的比喻，宣扬禅学南宗的思想，亦即学道求法，不可离开自身、自心而四处寻觅。重要的是要领悟“此心此体本来是佛”，通过“明心见睦”，即可发现自我之“本来面目”。这种禅诗对后世的诗作影响极大。

及至晚唐，名僧释贯休更是蜚声于诗坛。释贯休之诗擅长景物描写，于自然景物中流露出盎然禅机。例如《春晚书山家屋壁》：“柴门寂寂黍饭馨，山家烟火春雨晴。庭花蒙蒙水泠泠，小儿啼索树上莺。”

此诗意在写晚春山家景象。但诗既不写人，也不写情，单写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五代时的布袋和尚，是写通俗禅理之高手，如描写农夫插田的小诗，日：“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此诗虽是写农夫插秧的情景，但其“低头见天”、“心地清净”、“退步向前”则深含佛理禅机。

赵宋一代，也有许多著名诗僧，前面谈及的与苏东坡郊游的佛印禅师便是突出的一个。在此录其一小诗：“一树春风有两般，南枝向暖北枝寒。现前一段两来意，一片西飞一片东。”此诗深含佛教“物我一如”的思想，意谓一切诸法都是因缘而起的，都是真如实相的体现。

唐宋二代，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一批思想深刻、才华横溢的诗僧。他们的诗，往往信手拈来，自然洒脱，言浅意深，别具境界，对当时的诗人、诗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再之，自唐一代，佛教盛隆，五代两宗，禅宗流行。许多文人诗客纷纷学佛参禅，把自己所学之佛理，所参之禅趣，融入自己的诗文之中。所以，唐宋可谓禅诗盛行。如禅诗高手苏东坡的代表作《琴诗》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该诗的特点便是引佛理、禅意入诗中，令人读后深有感悟。

唐代王维的许多诗作亦有此特点。如《终南别业》诗日：“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该诗以自在安闲的笔调表达了自己厌世好道、优游山水、随遇而安的心态。王维的许多诗都深含佛理禅趣，从表面上看，他所写的多是“苍山”、“日色”、“青松”、“翠竹”、“鸟啼”、“花笑”、“流水”、“钟声”……实际上所表现的多是一个圆满自在、和谐空灵的“真如”境界。

禅对诗的影响，除了表现为许多诗人创作了大量禅诗外，还表现在后期的禅风对唐宋以后的诗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僧人的诗偈运用的语言透彻·洒脱、生动活泼、精明简要，更是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禅师们说偈悟道的方式，为诗人们打开了吟风弄月，寻诗觅句的新路。

总之，诗与禅的相互关系，从方法和内容看，主要是禅对诗的渗透和影响，从形式上看，则禅偈受诗的影响极大。正如元好问(1190—1257，金代著名诗人、诗词家)所言：“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