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辽代佛像艺术

辽代是由契丹建立的封建王朝，其疆域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北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北方广大地区。契丹族原来信奉萨满教，立国后为巩固在汉族地区的统治，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其中也包括对佛教的信奉。辽代帝王从太宗开始都奉佛崇佛，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圣宗、兴宗和道宗。这三位帝王不仅扶持佛教，大兴佛教文化事业，而且还表现出对佛教思想的极大兴趣和较高修养。辽代《契丹藏》的刊刻、房山石经的续刻等佛教文化事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展和完成的。在辽帝王崇佛带动下，辽代社会奉佛之风也十分盛行，各地都出现了的奉佛组织——千人邑会，即以民间组成的集体力量来共同履行一项项佛教事业。正是在辽代整个社会崇佛风气的影响下，辽代佛教和佛教造像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一、辽代佛像遗存辽代佛教造像遗存十分丰富，有寺庙供像、佛塔浮雕造像、石窟造像和其它散存的不同材质的造像。其中，寺庙造像著名遗存有：造于统和二年(984)天津蓟县独乐寺十一面观音（高16.27米）及胁侍菩萨、护法金刚等塑像；造于开泰九年(1020)辽宁义县奉国寺过去七佛、菩萨、天王等塑像；造于重熙七年(1038)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三身佛、菩萨、弟子和天王29尊塑像；造于重熙年间(1032－1055)大同观音堂的观音、四胁侍菩萨、十大明王石雕群像，以及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各层塑像等。雕有佛像的著名佛塔有：北京天宁寺塔，辽宁沈阳无垢净光塔、辽阳白塔、朝阳北塔、义县嘉福寺塔，内蒙古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巴林左旗林东塔、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宁城大明塔等。这些辽塔都在一层或二层塔身各面以及基座周围安排有雕刻精美的佛、菩萨、佛弟子、护法天王、力士、飞天、法器、瑞兽等砖雕或石雕图像，是辽代佛教雕塑极其丰富的遗存。石窟造像主要集中于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有洞山石窟(有大小石窟100余个)、三山屯石窟和前后昭庙等石窟。这些石窟规模虽然都不大，但对研究辽晚期佛教石窟造像在契丹族故地的发展，特别是在内蒙古一带辽代寺庙造像毁坏殆尽的情况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还有一些金铜、石、陶、木等雕塑的小型佛造像，散存于国内外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天津文物公司藏铜镀金弥勒菩萨像，北京首都博物馆藏石雕释迦牟尼佛涅槃像、石雕舍利函、门头沟区龙泉务出土的数尊三彩佛菩萨像，河北易县白玉山峨眉寺八佛洼的三彩罗汉像(原有70余尊，现存10余尊，分别藏于欧美、日本等国外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1956年内蒙古宁城县古大明城发现的辽应历七年（957）石雕释迦牟尼佛像。这些不同材质的佛造像均是辽代佛像代表之作。在上述的佛像遗存中，最为突出的是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和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供奉的辽代塑像。奉国寺座落在辽宁省义县城内，始建于辽开泰九年(1020)，因殿内塑有七尊大佛，又俗称大佛寺。由山门、牌坊、无量殿、钟亭、碑亭、大雄殿、西宫禅院等古建筑构成，占地3万平方米，其中大雄殿最为壮观，面宽9间，通长55米，进深5间，通宽33米，总高度24米，建筑面积1800多平方米，是国内辽代遗存最大的木构建筑。大雄殿佛坛上供有一组彩绘群塑——过去七佛、十四尊胁侍菩萨与天王像。七佛高大庄严，胁侍菩萨栩栩如生，天王威武雄壮，整体气势雄伟，风格典型，保存完好，展现了辽代佛像艺术的辉煌成就，是现存辽代佛像艺术的重要宝库。下华严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南，原来与上华严寺为一体，到明代中叶分为上、下两寺，面朝东面的为下华严寺，西面的为上华严寺。其中，下华严寺最为著名，是辽代西京大同府的主要佛寺，也是当时的皇家寺庙之一。其主体建筑是薄伽教藏殿，建于辽代重熙七年（1038），殿身面宽五间，进深四间，单檐歇山顶举折平缓，出檐深远，保存了辽代完整的建筑风貌。而最为突出的是殿内宽阔的佛坛上供奉的33尊辽代塑像。它们主要分成三组，其中中间一组以释迦牟尼佛为主尊，旁列二弟子和四菩萨；左边一组以过去迦叶佛为主尊，旁列二弟子和四菩萨；右边一组以未来佛弥勒为主尊，旁列六菩萨。另外，三主尊前又端坐四菩萨，过去和未来两主尊前各有两尊供养童子像，佛坛四角各有一尊护法天王像。这些塑像坐立相间，主次分明，体态各异，神情生动。中央佛像端坐莲台，慈祥庄重，风格秀逸；四大菩萨娴静端庄，慈容满面，衣饰繁缛，雍容华贵；弟子虔诚恭顺；天王威武彪悍。特别是有一尊合掌露齿的胁侍菩萨，因其身姿婀娜，面容秀美，口唇微张，略露笑意，曾得郭沫若高度称赞，称之为“东方维纳斯”。这些塑像不仅全面展现了辽代佛像艺术风格特征，而且展现了辽代社会审美情趣和雕塑艺术水平，也是现存辽代佛像艺术的重要宝库。二、辽代佛像的风格从现存的这些造像实物看，辽代佛教造像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都很有特色，它一方面继承了唐代造像典雅端庄的遗风，吸收了南宋造像写实的手法，同时又融入了契丹和北方地区传统的审美情趣和表现技法，因而在整体风格上体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展现出辽代造像独特的文化艺术风貌。其艺术特征表现为：造像肩部宽阔，胸肌隆起，有刚健的气势，与南方造像平易近人的神态形成鲜明对比。佛像面形圆鼓，比唐代略显肥胖，头顶肉髻平缓，螺发正中普遍嵌一髻珠，与南方宋地基本相同。佛像上身着袒胸式袈裟，下身着长裙，衣褶较多，衣纹质感比唐代明显强烈。菩萨像多戴高花冠，束高发髻，花冠的形式很特别，类似契丹贵族的头冠；胸前一般饰一串连珠璎珞，装饰较宋地简洁；两耳际有两条宝缯垂在两肩，并分段打结。造像的坐立姿势都很有特点，其中坐像双膝收得很紧，站像两腿笔直，显得有些僵板。另外，佛座也是值得注意的部位。大多为束腰式，上部施以仰莲，莲瓣宽肥饱满，舒展自如，莲瓣尖部向外翘起，生动自然；下部为圆形或六角和八角形台座。辽代坐像大多上身偏长，如果没有高台座衬托，造像的气势就无法显现出来。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释迦牟尼佛铜像，是辽代佛造像的典型代表。此像全跏趺坐，头饰螺发，顶现平缓肉髻，肉髻正前方嵌一髻珠，与南方宋地佛像头饰完全相同。面形圆鼓，额部有白毫，双目低垂，神态沉静平和。上身着袒胸式袈裟，下身穿长裙，腰间束带，衣纹质感较强。腿部有一圈蛇形衣褶，为辽代造像典型特征。躯体壮实，但没有唐代浑圆；肌肉显得松弛，也不如唐代劲健有力。坐具为圆形束腰式莲花座。整体风格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辽代菩萨造像以天津文物公司所藏的一尊铜镀金弥勒菩萨像最为突出。此像亦为跏趺坐姿，坐具与上面释迦牟尼佛相同。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手握净瓶。头戴花冠，天衣横披，臂缠帔帛，胸前饰璎珞，下身着长裙。衣饰与宋地菩萨像基本相同，但形制与表现手法却有些不同。如弥勒菩萨的头冠，形制非常特别，整体为高筒状，前高后低，冠面有二龙戏珠图案，正中上方有一火珠，火焰灿烂，两侧二龙相向蹲坐，昂首摆尾，造型生动。这种头冠与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筒形金冠完全一样。据考，这种头冠是辽代契丹男式贵族的冠饰，在内蒙古和辽宁的辽代墓葬中屡有发现。可见，弥勒菩萨的头冠是来自当时契丹贵族的头饰，反映了辽代佛教造像与契丹世俗文化的密切关系；再如花冠上垂下的宝缯，它在帽边绑有明显的花结，顺两肩垂下后又分段打结，这种处理手法也是辽代菩萨像上常见的特征。总之，弥勒菩萨像是一尊最具契丹民族特色的佛教造像。北京首都博物馆藏有一件辽乾统五年（1105）的石雕舍利函，20世纪50年代北京朝内大街原文化部南侧出土。其四侧面雕有佛、菩萨、罗汉、力士和供养菩萨等佛教各种神祇30余尊，可以一览辽代佛像艺术的全部风貌。石函整体呈长方形，长95厘米、宽62厘米、高40厘米。中有凹槽，奉置舍利。可惜上面的函盖丢失。四侧面分别高浮雕释迦牟尼佛涅槃后四个重要场景：世尊涅槃（正面）、缠裹世尊（右侧）、升棺说法（左侧）和荼毗舍利（背面）。其中石函正面雕刻内容为：释迦牟尼佛右手支颐，侧身双腿重叠，静卧于长方形束腰式棺床上。佛首旁为弟子迦叶，老年形象，右手抚佛头，作回首悲泣状；佛身后一弟子身向前倾，作哭泣状。后排有四位头梳高髻、肩搭帔帛的供养菩萨，前三人双手合十，最后一人头部残失，双手捧盒，内有花果之类供物。佛足旁一戴冠老者以右手抚佛足，旁立一年轻弟子为阿难尊者。前后两端又各有一金刚，前（左）为执金刚神，双手上举，作嚎啕状，脚下有卧狮；后（右）为密迹金刚，以手捶胸，作悲痛欲绝状，脚下亦有一狮。整个雕刻画面的背景是娑罗双树。右上角阴刻：“头北面西，叠足枕肱。”左上角阴刻：“顺世无常，示生灭相。”石函右侧面雕刻内容为：释迦牟尼佛右胁卧于七宝床上，从头至脚裹以布帛，四位弟子侍立两旁，默默致哀，背景亦为娑罗双树。右上角阴刻：“帝释梵天，六欲诸天。”左上角阴刻：“各赠白毡，缠裹世尊”。石函左侧面雕刻内容为：释迦牟尼佛坐于祥云托起的金棺上，面对其母摩耶夫人宣说佛法，摩耶夫人由侍女搀扶，悲哀不已，迦叶、阿难二弟子作哀痛状，侍立金棺前后。右上角阴刻：“佛母来双树，崩摧棺槨前。”左上角阴刻：“痛心思月面，□目睹金仙。”石函背面雕刻内容为：四力士肩扛上面置有八大金坛的宝床，前有二人执幡导引，后有二弟子相随，金坛内盛满宝珠状舍利，人物足下云头翻卷，表现释迦牟尼佛荼毗后，大众收聚舍利，满八金坛，入拘尸那揭城七日供养的情景。右上角阴刻：“拘尸城侧，双林树间，荼毗舍利，置于金坛。”整个舍利函共雕有佛、菩萨、罗汉、力士和供养菩萨等各种佛教神祇30尊，皆以高浮雕形式刻出，人物众多，题材丰富，神态各异，形象生动，雕刻精美，风格鲜明，不仅充分体现了辽代雕刻艺术的手法特点，而且全面展现了不同佛教题材的形象特征和造型样式，对研究辽代佛像艺术风格、题材，以及释迦牟尼佛涅槃场景与图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三、辽代佛像的题材辽代佛教造像不仅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表现出明显的地方和民族审美特色，而且在造像题材上也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从各种形式的造像实物看，辽代佛像题材非常丰富，不仅有显教的佛、菩萨、罗汉和力士等题材，而且还有密教的五方佛、八大菩萨等题材，这些题材真实地反映了辽代佛教思想全面发展和民众普遍奉佛的状况。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观音菩萨，堪称辽代最为流行的一类造像题材。辽代崇奉观音菩萨源于辽太宗耶律德光，据《契丹国志》记载，辽太宗在得到燕云十六州后来到燕京，在燕京大悲阁，他看到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与他梦中所见完全一样，立即产生极大敬信。于是将这尊观音菩萨迁往契丹族的祖庙——木叶山，建菩萨堂供奉，尊为家神。木叶山是契丹民族的发祥地，在今辽宁赤峰地区，主要供奉契丹族原始信仰神祇和列祖列宗，太宗将观音菩萨请入家庙供奉，体现了对观音菩萨的极大尊崇。当然，辽太宗信奉观音菩萨的因缘不一定是真实的，有假托的嫌疑，他主要还是看到了观音菩萨大悲济世的功用，以此可以笼络广大的汉族人心，为其统治服务。在太宗的带动下，观音菩萨由此得到契丹民族和北方人民的普遍接受和信奉，成为辽代佛教信仰的一大特色。辽代观音菩萨像现在遗存很多，比较著名的实例有河北蓟县独乐寺的彩塑十一面观音菩萨像、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藏教殿的彩塑观音菩萨像等。观音菩萨有不同的造型姿势，有站像、有坐像、有显宗崇拜的，也有密宗崇拜的。如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铜观音菩萨像，头梳高髻，发髻正面安有小化佛——阿弥陀佛，作为形象重要标志。面形圆鼓，神态和善。耳际各有一条缯带垂至肩部，并在肩部分段打结。身着袒右肩袈裟和僧裙，双肩披如意状天衣，胸前饰璎珞，衣纹质感非常强烈。全身比例匀称，但躯体显得较为单薄。此像代表了辽代观音菩萨常见样式，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风格特点。综上可知，辽代佛教遗物内容丰富、风格独特、题材众多，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辽代佛像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辽代佛教的宗派发展，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契丹民族的文化、审美情趣，以及北方民族的文化、生活风俗、价值观取向；同时在国内外当代艺术品市场上，辽代佛像屡屡现身市场，深受佛像收藏家的青睐，了解辽代佛像艺术的特点，对于鉴赏和收藏辽代佛像无疑也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