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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

唐代的释奠礼 佛道儒兼顾

中国历来重视礼仪对民众的教化与训导作用。释奠礼作为祭祀先圣先师的大型礼仪,对国家意识形态与民众的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释奠礼最早见于《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天子出征返国,或天子视学,都须行释奠礼。然而,释奠礼的具体行礼过程,《礼记》中并无明确的详细记载。

早至汉代,儒家学派在移风易俗方面的功用已被社会广泛重视。汉高祖出行经过鲁国,特意用太牢祭祀孔子。西汉武帝始立太学。东汉明帝又立辟雍,并于辟雍亲行大射礼、养老礼。《后汉书》记载:“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虽然亦为一时之大观,但释奠礼却阙而不备。

魏晋之际,皇太子学通一经之后,即于辟雍行释奠礼,以太牢祀孔子,颜渊配享。刘宋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释奠,采用晋的旧制,并撰写释奠仪注。礼毕,皇帝亲临,宴会群臣。释奠礼一直延续到陈朝。梁陈之间,礼毕后皇帝会举行宴会,太子与群臣吟诗作赋。《隋书经籍志》上有“齐释奠会诗一十卷”。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亦行释奠之礼,但风俗与南方有所不同。据《十六国春秋辑补》,前秦建元七年,“坚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之元子,皆束脩释奠焉。”束脩是学生入学时所行之礼,与释奠毫不相干,苻坚将二者混为一谈。可见前秦文化虽盛,到底是战乱中的少数民族政权,对汉地礼制还不十分熟悉。此后,北魏亦多次行释奠礼,主要延请大儒为皇帝讲经。这是北魏统治者学习汉族文化、提升政治素养的表现,并不重视礼仪本身。北周武帝下诏:“诸胄子入学,但束脩于师,不劳释奠。释奠者,学成之祭。自今即为恒式。”显见是学习南朝的制度。然而,北周释奠礼杂祀苍颉,不伦不类。北齐通例,给皇帝讲经后、或皇太子学通一经后,须释奠于孔庙。此外,新立学校与春秋二仲,都须行释奠礼。这种规定,融合了当时南北方的风俗与经书的记载,全面而精当。《隋书》记载,“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

唐代的释奠礼在北齐与隋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在具体的细节上则糅合了南朝的制度。《唐六典》国子监条:“凡春秋二分之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孔宣父,以先师颜回配。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贤从祀焉。祭以太牢,乐用登歌,轩县,六佾之舞。”这些规定,与汉地原有的礼制并不抵牾,甚至更详尽精密。然而,在释奠的行礼过程中,却表现出与前代截然不同的特色。

《旧唐书》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唐代的几次释奠礼。一为武德七年,高祖“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有学业者,与博士杂相驳难,久之乃罢。”后在《儒学》传中补叙:“时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一为永泰二年二月的释奠,“令京兆尹黎干造食,集诸儒、道、僧,质问竟日”。一为同年八月的释奠,“京兆府置食,讲论……又有教坊乐府杂会,竟日而罢。”《新唐书》也记载了永泰二年的两次释奠礼,“杂以教坊工伎”、“京兆设食,内教坊出音乐俳倡侑宴……又赐钱千万,取子钱供秩饭。”其《儒学》传记尹愔:“每释奠,讲辨三教。”

与前代相比,唐代释奠礼的特点之一是:不仅讲论儒家经典,而且兼及佛道两家,三家辩论经义。无怪乎宋人林駉在《源流至论》一书里评论道:“唐人外有尊经之名,而不知尊圣之道。圣经杂于释老。故高祖释奠,浮屠惠乘、道士刘进喜乃得与徐文远、陆德明同讲。高宗已数招李元植与方士、浮屠讲经。”提倡三教同尊,不始于唐。梁武佞佛,且有《述三教诗》尊崇佛、道。然而,毕竟释奠是儒学大礼,唐以前的讲经还是限于儒家经典。

唐代释奠礼的另一特点是:不仅奏陈雅乐,而且有京兆府供食、教坊杂乐倡优助兴。据《旧唐书》记载,永泰二年代宗下诏封赏鱼朝恩,于国子监上“京兆府造食,内教坊音乐、竿木浑脱,罗列于论堂前。”这种用教坊杂乐的风俗,一直延续到宋朝。宋徽宗大观年间下诏:“今学校所用,不过春秋释奠。如赐宴辟雍,乃用郑卫之音,杂以俳优之戏,非所以示多士。其自今用雅乐。”

由以上文献记录可见,唐代的释奠礼于历朝中都是颇具特色的。为何会产生这些特点呢?既然不是汉地的传统,或许可从外来文化影响的角度加以考虑。《大唐西域记》描述了印度曲女城的法会:“佛像前后各百大象,乐人以乘,鼓奏音乐。……馔食已讫,集诸异学,商攉微言,抑扬至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得更为详细,有“婆罗门及尼乾外道二千余人”,“王遣内外并设食”。唐代的释奠礼与此颇为类似。此外,唐代所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也为学界所公认。故而,或许可以推测:唐代的释奠礼是受了西域法会的影响。直至宋代,此风才逐渐被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