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新华街鎏金铜造像
在上级文物机关批准后，经过考古人员一个下午发掘，发现在一个75-95厘米不规则、口小底大的土坑内，共出土了青铜文物10件。其中鎏金青铜佛造像7尊，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大势至菩萨、寒山和尚、拾得和尚、护世天天王、护法神韦驮；2件六棱细颈青铜高足瓶，1件双龙钮八卦青铜钟，破碎的宋代耀州窑，钧窑的灵武窖瓷片及大量的残砖断瓦，还有一些西夏风格的建筑材料残件，2枚唐宋时期的青铜货币——乾元通宝和熙宁通宝。
这批器物通高在54-63厘米不等，底宽21-49厘米，重量16.8-28公斤不等，造像多为空心铸造，每座佛像造型生动：
文殊菩萨通高63厘米，底宽47厘米，重21.3公斤，趺坐在狮背莲花座上，手持如意，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头戴物冠，双目闭合，身穿宽袖紧身跏服，项挂璎珞，飘带绕体，莲花座下垫火云纹蟠龙戏珠图样披毡，青狮侧首俯卧，双目圆睁，合口垂耳，颇有动感。
普贤菩萨通高61.5厘米，身宽26厘米，底宽43厘米，重28.8厘米，趺坐在象背莲花座上，手持如意，右手在上，左手在下，头戴佛冠，身穿宽袖紧身跏服，项挂璎珞，飘带绕体，莲花座下垫蛟龙闹海图样披毡，面目祥和，端庄大气。白象回首俯卧，长牙大耳，象鼻卷曲，双目微睁，姿态温顺。
大势至菩萨通高62厘米，身宽25厘米，底宽45厘米，重26.4公斤。大势至菩萨左腿单盘，右腿支起，半蹲半坐于冲天吼背莲花座上，左手搭垂于左膝前，右手放在右大腿部，头戴佛冠，身穿宽袖紧身袈服，项挂璎珞，飘带绕体，左右肩肢处各托一净瓶宝物。
护世天天王造像通高57厘米，底宽21厘米，重16.2公斤。天王呈方脸盘，高颧骨高额头，双目圆睁，眼角上挑，满腮须鬓，头戴佛冠，身穿盔甲及宽袖战袍，飘带绕体，赤手空拳，手无兵器。右手掌心向前，食指和小手指向上，其余三指微屈。右臂向内弯曲，左手握空拳，双脚分开，神态威严，直立于月牙山型神台上，勇猛威武。
鎏金护法神韦驮铜造像为佛教经籍护法神，高58厘米，正面宽31.7厘米，侧面宽16厘米，为站立姿，盔樱飘飘拂，护耳翻卷，面相方正威严，金甲裹身，下衬宽袖征袍，披带临风扬起，双手合十于胸，两肘间横托降魔杵，足踏半马蹄型山岳台座，奇伟雄武，英俊威武。
拾得和尚通高54厘米，身宽22厘米，底宽25厘米，重16.8公斤。拾得披长发，圆面大方，面带微笑，面部丰满，慈眉善目，垂鼻方口，右肘曲臂上举，右手掌心朝下，食指上指，五指微分前伸，左臂自然下垂，左手执木浆，文静温顺，幽默诙谐。身穿紧袖宽身袈服，系腰带，右肩斜跨绳结串联的五个宝葫芦，腰左胯下挂一锦囊，赤脚立于六边形神台上。双龙钮八卦青铜钟通高66厘米，直径52厘米，重量64.5公斤。钟顶端二龙蟠符钮，左右两龙双爪弯曲抓地，龙爪瘦劲遒奇，肘尖向上突起，探首躬背呈拱形，龙头上角双指，两须前伸，项脊呈锯齿状，鳞片整齐，层次分明，钟声肥硕，钟肩饰一周串珠垂莲，莲瓣丰腴，采用双道纵起凸棱钟身。腰部中间横施三道凸弦纹，将钟身分为上下两部，上部方框格内填以八卦图形，钟口为八面凹弧状，表面部分有锈蚀，保存基本完整。此钟为道教用具，与上述佛像一起出土，可见当时佛、道教合流的景况。
一次性出土如此众多青铜文物，在宁夏考古史上尚属第一次。许多考古学者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在兴奋的同时，又对这些文物产生了疑问；这些文物是哪个朝代的，为何会被埋在这里，偏居西北的西夏王朝能造出这样的精湛艺术品吗？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派来青铜器研究专家进行了鉴定，从青铜所含金属成分和造像的特征以及窖藏开口层位上进行分析推定；有的认为应为西夏时期的无疑，有的则认为应是元末明初的文物。考古学者吴峰云推理道：“这些珍贵艺术品应该是某寺院中供奉和使用的器物，而绝不是一般的世俗官宦人家所能拥有。”但到底是哪个寺院呢？
当时，西夏皇家寺院很多，很难确定到底是哪个寺院。银川承天寺塔是皇家寺院，而且距离文物出土地——银川新华百货大楼千米左右，因此，承天寺塔是最有可能供奉这些精美佛像的寺院。可是如此精美众多的青铜宗教文物为什么会被草率地埋葬在不规则的土坑里呢？这又是一个不解的谜。文物和考古专家推测大概有两个重大事件导致精美文物被埋的主要原因；一个可能是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在西夏国屠城，造成寺院遭劫，和尚们草率埋藏文物。另一个可能是当时发生了大地震，为保藏文物慌忙掩埋。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其最大劲敌不是辽金军队，也不是宋军，而是西夏军队。蒙古军队曾六次攻打西夏兴庆府。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最后一次攻打西夏。作战中，西夏军队的毒箭射中了成吉思汗，一代天骄从此不能弯弓射大雕，蒙古军队愤怒了，挖开银川附近的唐徕渠，大水淹漫了西夏首都兴庆府。此时，自然灾祸又来降临。6月，兴庆府突然发生强烈地震让兴庆府内遍地房屋倒塌，西夏人畜死亡，瘟疫爆发，粮食殆尽。仗是打不成了，西夏末代皇帝只好打开城门出城投降。但蒙古军并未因西夏皇帝的投降而放弃攻城，反而对西夏国施行大屠杀。西夏皇家寺院的和尚们，为了避免被蒙古铁骑的屠刀杀戮，四散奔逃，仓皇逃命。临逃跑前，又不甘心让珍贵的菩萨铜像落入蒙古军的手中，于是和尚们将各种青铜造像收集成一包，慌乱地寻找离寺院较远处挖坑埋了这些佛像。可能心里还打算，哪天有机会趁着月黑风高的夜晚，再偷偷将青铜器物挖出来带走。但他们未想到一去不复返，这些珍宝就这样在新华街地下躺了800年。
这些只是专家们的推论，关于这些鎏金铜佛像的年代一直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是西夏后期的，有专家认为是明代造像，据西夏《阿毘达磨顺正理论》卷首的韦陀画像，亦为双肘中托金刚杵，盔式和铠甲战袍的择式以及天衣飘动走向等细部分析，与银川新华东街出土的鎏金韦陀铜造像的造型择式颇为一致。而银川新华东街出土的鎏金韦陀铜造像的足下的半马蹄形山岳台座，在唐代已流行，在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唐武士造像”里就有，而不是明代单尊铜像上最为喜用和流行的择式。从上述考证中，可以确定，银川新华东街出土的鎏金韦陀铜造像是西夏时期，埋藏年代当在西夏末年，不是元或明代的。这批造像没有可比性，说明西夏的遗物和其国家神秘消失有关。这批文物现收藏于宁夏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