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国之瑰宝欣赏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境内，是县内102处摩崖造像的总称。其中75处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有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市级有尖山子、妙高山、舒成岩、千佛岩；县级有峰山寺等66处。造像1030龛（窟），约5万余尊。内容以佛教为主，道教次之，余为佛道合一、佛道儒三教合一、历史人物、供养人（又名功德主）等造像；碑文、颂偈、题记10万余字；雕刻类别主要是高、浅浮雕，少数圆雕，极个别阴线刻。

大足石刻始于初唐，兴于晚唐、五代，盛于两宋，余绪延于明、清、民国，经六个朝代，约1300年。形成两个造像高潮、两个中心地带（一是晚唐五代的北山造像；一是宋代的宝顶山造像），学术上可分四个时期（唐前、后期，前、后蜀期，北宋、南宋期，明、清、民国期）。开创了中国宗教石刻艺术的一个新时代——“大足石刻时代”（雕塑大师刘开渠语）。

大足石刻之崛起，有其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安史之乱”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巴蜀相对安定，成为经济繁荣的地区，入宋以后更是如此。经济的发展为文化、艺术、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大足地处巴蜀地缘文化交汇之处，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繁荣昌盛，9世纪末至公元1250年间，大足无大的战争，“内如世外桃源，外有战乱刺激”，人们产生了造像求神保佑的愿望。晚唐至宋有当地长官韦君靖、任宗易等的提倡、组织以及外地官员冯揖等捐资造像，有僧人赵智凤以一代宗师之坚毅营造宝顶山道场，等等，使大足石刻得以延续建造，渐具规模，走向顶峰。

大足石刻是一部古典大百科全书，在宗教、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科学、建筑、民俗等诸多领域，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它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杰作。大足石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宗教的人间化，这种人间化集中反映在中国化、地方化，及儒、佛、道入世与出世思想的交融。神像人化，是造像的外部特征。我们在观摩大足石刻中的菩萨、佛等造像是，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它们是巴蜀人的形象反映，增加了神人间的亲合力。镌刻者虽然受到宗教仪轨的制约，但是，其造像无不是现实生活的折射。世俗化、生活化、大众化，使深奥难懂的教义，通过浅显的图像表现出来。

大足石刻除宝顶山道场为主持僧人募化集资开凿外，大多数是信众捐资求神灵保佑而镌造，并刻像入龛。供养人（捐资者）在大足石刻中大约1000人左右，这在全国石窟中是罕见的。中国早期石窟及西北、华北、中原地区石窟镌匠画师留名甚少，而大足石刻中留名却多达46位（宋代28位，明清18位）。这不仅是研究民间工艺大师的珍贵资料，也丰富了石窟史的内容。工匠留名消除了“古印度的造像都无作者姓名，归之于仙人所出，神力所为”的迷信，也是人的主体意识增强的佐证。

大足石刻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不可多得的造像。在造像区域不仅有佛道同处（石门山），也有儒佛道同处（石篆山），甚而有儒佛道同龛（妙高山2号）。这是与宋代理学兴盛，巴蜀又是理学重要地区并形成蜀学相合拍的。宝顶山大佛湾虽是佛教造像，但一方面讲儒家入世思想“孝养”学说，一方面又讲佛教的业力果报出世求净土。“三教合一”是佛教日益中国化之必然历史趋势，而大足石刻则是其最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证。

大足石刻的造像题材，也充分体现了宗教的人间化的进程。87类题材中有：经变，佛、菩萨，明王，天王、护法神，佛教史迹，瑞相图，道教神系诸神，儒家人物，民间传说诸神，历史人物、供养人，神兽、器物、山水等。其中观音、地藏、西方净土变、牛王菩萨、七佛、千佛等13种题材是大足石刻人唐至明、清长盛不衰的。道教、儒家与世俗之神占造像的近20％，这是其它地区石窟不能比的。300多尊观音（共20多种），占佛经所提出的种种观音名讳的2／3还多。92头水牛的造像，更为别处所罕见。从这些题材特点可看出，宗教神化世界乃是人间世界的幻化，也体现了佛教与当地民俗风情、生产劳动和生活的融合。

大足石刻在艺术形式和风格方面，有别于西北和中原的早期石窟。不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审美意识，更具有巴蜀文化的地域特色；既有雄浑的阳刚之气，又有世俗情趣的婉约之美。大足石刻是世俗生活的画卷，是古代社会的缩影。

大足石刻集石窟艺术之大成，题材广泛，雕刻精湛，保存完好，是我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新千年到来前夕，大足石刻继敦煌石窟之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标志着大足石刻这一艺术明珠为世界所瞩目，闪耀着更加灿烂的民族艺术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