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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学派的起源是什么?临川学派的性质

临川学派

〖临川学派〗北宋王安石所创学派。因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故名。参见“荆公新学”条。

“荆公新学”是北宋时期王安石创立的学派,学术界一般称之为荆公新学,又简称为新学。新学学派以王安石为首,其主要成员有王安石、宋神宗、王雱、吕惠卿、蔡卞、常秩、陆佃、蹇序辰、邓洵武、王令、龚原、许允成、沈括等。

《三经新义》的撰修,体现了王安石“以经术造士”的思想

王安石的“新学”,一般指其《三经新义》 (即《诗义》、《书义》、《周礼义》),及其为释经而作的《字说》,反对新学者对这四部书也尤加攻击。《三经新义》的撰修,体现了王安石“以经术造士”的思想。

王安石认为,经术造士是盛王之事:训释经义,教育士子,符合盛王的做法;衰世伪说诬民,私学乱治;孔孟经学精义自“秦火”后散失,章句传注陷溺人心,淹灭了经义的“妙道”,遂使异端横行;因此他们要重新训释经籍,使义理明白,解除以往对经学的曲解,从而能够以经学来化民成俗。在《三经新义》中,以《周礼义》为最重要,它是变法的理论依据,因此由王安石亲自训释;《诗义》、《书义》则由其子王雱和吕惠卿等共同参与训释的。《三经新义》成后,由官方在全国正式颁行,“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各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宋史·王安石传》)。由此标志着汉唐经学的真正结束和宋学的全面展开。

新学虽以《三经新义》和《字说》为主,但并不限于这些内容,王安石的《洪范传》 、《老子注》、 《易义》、《杂说》等,也无不是新学要著。此外,“新学”中人对《孟子》也都十分重视,如王安石、王雱、王令、龚原、许允成、沈括、王子韶等均有《孟子》方面的著作,他们都是当时“孟子升格运动”中的有力人物。

新学初步形成于宋仁宗后期,当时已有一部分青年学子从王安石游。王安石执政后,设局修经义,不少学者参与其事,成为其学派中人,新学遂为官方之学。从此开始直至北宋灭亡前的近六十年里,除元祜初年略为受挫久,新学基本上统治了当时的思想界,《三经新义》和《字说》,乃至“新学”中人的经学著作如《易解》、《论语解》、《孟子解》等,通行于科举考场,为学子所宗(参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上、下)。因此,“新学”可谓北宋后期最有势力的学派。不过,自王安石去世以后,新学因意识形态化而变质,不仅没有出现有影响的学者,更有甚者,其学成为蔡京秦桧之流利用来作为排斥异己的工具。南宋后,随着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程朱理学成为思想学术主流,新学也就被视为“异端邪说”,不断遭到贬低和否定。

荆公新学在北宋后期60年是居于独尊地位的官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王氏之学达于天下,其徒尊之与孔子等,动之以卓诡之行,而矜之以华丽之文,如以锦绣蒙覆陷阱,悦而从之,鲜不坠者,行之以六十余年。”新学作为北宋中叶复兴运动脱颖出来的主流学派,不仅被视作孔孟思想的正统学派、祀享孔庙,而且为天下士林所宗。南宋建立后,荆公新学受到相当大的冲击,但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在南宋孝宗乾道、淳熙以后才真正走向式微,而被彻底否定则要到宋理宗淳祐以后,就新学传承而言,新学在南宋已构不成一个主流学派,在大多数场合下,新学成为政客们打击政敌的一种工具和士林考取功名的阶梯而已。首先公开站出来批判荆公新学的是程门弟子杨时,此后理学的传人在其著作中大都少不了批判荆公新学,但对荆公新学的批判最为彻底的还是对理学的发展有集大成之功的朱熹。元明清尊理学为统治思想,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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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的性质,即所谓的“道德性命之学”

新学的性质,属于北宋时期开始兴起的儒家心性之学,即所谓的“道德性命之学”或“性理之学”,是当时理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学派。翻检一下《王文公文集》 ,马上就可以发现:他对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的否定,他对佛道思想的汲取,他对孟子其人其书的推崇,他对道德义理的提倡,他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他对性命、情欲、义利等问题的探究,丝毫也不逊色于同时代的任何一家思想家。如上种种说明,处于时代思潮的激流漩涡之中,王安石没有也不可能游离或跨越这个必由的历史取向。他只是在用他的方式、他的理解,来研究阐发理学思潮所关注的时代课题。正因为如此,其学生蔡卞会这样评价乃师:“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

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郡斋读书记·后志二》引)反对王安石的人,也不否认其学为“性理之学”。如当时的陈颧为攻击王安石的《日录》是诬伪之书而作的《尊尧集》 ,其序中云:“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邓洵武等,用心纯一,主行其教,所谓‘大有为’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继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亦;其所谓‘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谓‘同风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

不习性命之理谓之流俗,黜流俗则窜其人,怒曲学则火其书,故自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动摇也。”(《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三引)在这里,陈颧把王安石及其后学蔡卞等的思想学说,统统说成是“性命之理”。又如金朝的赵秉文也说:“自王(安石)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而不知笃厚力行之实,其蔽至以世教为‘俗学’。而‘道学’之蔽,亦有以中为正位,仁为种姓,流为佛老而不自知,其蔽反有甚于传注之学。此又不可不知也。”(《滏水文集》卷一《性道教说》)这里不仅揭示了安石之学汲取佛老思想性的实质,而且直接把它与“道学”联系在一起,以与传统的训诂传注之学“俗学”相对举。无论是蔡氏褒王,还是陈氏、赵氏贬王,可以看到其中的共同一点,那就是都认为王安石的“新学”是以发明“道德性命”为旨归的。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中把二程的“洛学”名之为“道统心传式的理学”,而把王安石的“新学”名之为“新义式的理学”(见《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第441页、第43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