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庵学派创始人龚自珍有什么主张？定庵学派龚自珍的经历

定庵学派

〖定庵学派〗创始人龚自珍（１７９２—１８４１）。自珍，字璱人，号定庵，清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自珍为段玉裁外孙，幼从段习经学、训诂，后又从刘逢禄习《春秋》公羊学。自珍交游者有徐松、魏源、朱为弼、何绍基、潘谘、端木国瑚、王萱龄、蒋湘南等。此派博通经、史、舆地及文学。于经，通《尚书》、《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于文，出入周秦诸子。龚自珍曾著《大誓答问》，设论凡二十六事，据刘向父子之说，辩古文之本无此篇。其说《诗》，以涵泳经文为主，于古文、毛氏、今文三家无所尊，无所废。自珍又尝佐修《会典》，其中《理藩院》一门及青海、西藏各图皆出其手，又撰《蒙古图志》三十篇。《孤虚表》一卷则订裴骃《史记集解》之误。他著有《尚书序大义》、《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补义》、《左氏决疣》、《春秋决事比》、《定庵诗文集》等。其著作后被编为《龚自珍全集》。

自珍虽自幼便受到汉学的薰染，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危机的刺激，他并没有恪守外祖父的学术传统而沿着正统考据学的道路走下去。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很仰慕宋代的王安石，立志改革。但后来由于受到当权派官僚的排挤，长期“困□下僚”，以致宿愿难酬。在其著作中反映出强烈的社会改革思想。他揭露当时的封建社会，是如同患了“痹痨之疾”的病人，犹如“惨于搞木”的行将萎落的花朵，好比“日之将夕”的奄奄待毙的衰世。他猛烈抨击当时官僚政治的腐败，揭露封建官僚集团庸碌无能，“尽奄然而无有生气”，并且指斥他们是一群无耻之徒，“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他们只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干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末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而造成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则是“天下无巨细，一束于不可破之例”，此“不可破之例”暗指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诌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臣节之盛，扫地尽矣”！他揭露封建帝王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要“摧锄天下之廉耻”，谓“昔者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他还抨击当时的科举制度，渭科场之文，万喙相同，词可猎以取，貌可拟而肖，势必使封建士子自进身之始便“言不由衷”，故作官后只知“浮沉取容，求循资序而已”。他同时也抨击了“用人论资格”的制度，认为这必然使官吏们“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葸，因退蔚而尸玩”。自珍预感到将有巨大的变乱发生，指出将有“山中之民”起而反抗，“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他还力图进一步探索社会危机的经济根源，认为“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贫富不齐是导致封建王朝覆灭的根源，“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故提出“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的理想。龚自珍还疡示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危险，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扣关，狎之则□国。”主张预防其军事侵略，并主张严禁鸦片。他还十分重视我国西北地区的边务问题，提出迁徒“内地无产之民”到新疆从事开垦的建议。龚自珍对天人感应论曾进行批评，认为星象不能预示灾样，天不能对人进行赏罚。在人性论问题上，他继承了告子的人性说，既不赞成孟子的性善说，也不同意荀子的性恶说。在历史观方面，他持变易和进化的观点，指出：“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天运十年而小变，人事亦然”，“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认为这种“自然之势”是“圣贤”也不能左右的。以龚自珍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派，虽也深研经籍一如其他汉学家，但强调古为今用，常为改革朝政立论，故已不同于一般的汉学家。龚为近代改革运动的先驱者，十九世纪末叶的许多改革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受到其思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