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儒道于一身的刘元先生

清代四川学者刘元，是历史上少有的被人奉为教主的学问大家，其著作《槐轩全书》，以儒学元典精神为根本，融道入儒，会通禅佛，体大精深，鸿篇巨制；又创立槐轩学派，名震一时。

三次名落孙山 

刘元，四川双流人，字止唐，一字讷如，号清阳居士。出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西元1768年），卒于咸丰五年（1855年），享年八十八岁。刘元祖籍湖北麻城，其远祖在明末入蜀避乱，先定居眉州，后又避匿峨眉山，辗转流离。到了清代初年刘元高祖刘坤一代，刘家始定居四川双流。

刘元之父刘汝钦好读书，精于易学，有著作《笔记》传世。他曾在清代名将岳钟琪部专办粮草，随军队四处征战。退役归家之后，注重对子刘濖、刘元的教育，送他们进私塾、入县学，望子成龙。

刘元生而颖悟，沉潜嗜学，随父兄读书，七岁成诵。他爱书如命，民间传说，道光年间，刘元家里收藏几万本书。有一次，强盗犯境，阖城居民出逃，唯有刘元端坐书房，不为所动。强盗来了问：“全城的人都跑光了，你为何不跑？”刘元回答：“书是我的命，书没有了，要这命有何用处？”强盗听毕，肃然而退。这个传说虽未必真实，但是他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元爱书的个性。

年轻时候的刘元，理想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一心所想，也无非是科举仕途一路。刘元的这条道路，初期颇为顺畅。清乾隆五十年（西元1785年），他以冠军入为双流县庠生， 

 又于乾隆五十三年（西元1788年）被选拔为贡生。但是次年父亡家贫，刘元无心仕进，便在家乡双流县开门课徒，以收入支补家用。其间，刘元继续参加科举，于乾隆五十四年（西元1789年）选拔明经，乾隆五十七年（西元1792年）由拔贡中试举人。他虽屡次乡试中榜，但皆念高堂老母，形孤体弱，不愿离去。

 同时，刘元顺畅的科举之路也到此为止。清乾隆五十八年（西元1793年）、乾隆六十年（西元1795年）、嘉庆元年（西元1796年）三次参加会试，但是三次皆名落孙山。这令从小接受父亲教诲、秉承儒家理想的刘元备感失落，也渐渐坚定了留守成都侍奉母亲的决心。

嘉庆元年，刘元之兄刘芳皋中进士，出任翰林院庶起士散馆，刘元随之北上，一则为兄作伴，二则游山玩水，以消解名落孙山之苦。弟兄二人途经湖北当阳县紫柏山时，刘元遇到了他一生当中的第一个奇人——静一道人。静一道人的详细情况，史无明文，根据刘元的记述来看，他或许是位隐居于紫柏山的道人。静一道人向他讲解养身之道和儒家某些观点，临别还赠以一部《道德经》。刘元“讶其与吾儒同”，发现道家修养理论与儒家道德似有相通之处。不管道家养生与儒家是否真的相通，至少初步接触道家养生的刘元是这么理解的。这次巧遇，对即将而立之年的刘元无疑起到潜移默化作用。这也是刘元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儒家理论和道家养生学联繫起来，初步窥探到了这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学术联繫。这次奇遇，可以说为刘元一生的学术奠定了重要的基调。刘元日后留心道学，自成一说，在学术上开闢了一条“贯通儒道”的道路。

 成都建槐轩

 　刘元“仰承庭训”。易理之学，算是刘家的家学。刘元曾祖刘嘉珍因力弱而好读书，祖父刘汉鼎则好读《易》，曾著有《易蕴发明》一书。刘元之父刘汝钦则精于易学，洞澈性理。刘元关于融道入儒的思想，关于追求纯一即《大学》止至善的思想，主要渊源于此。刘元一生成就，除了家学渊源和自己的聪敏苦学外，他一生中所遇的两个奇人也居功至伟。第一个奇人是前文提到过的静一道人。另外一个则是野云道人。尤其是后者，更是改变了刘元的人生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学术走向。

 刘元在京逗留不久即告别兄长，回到家乡双流县，专心讲学侍母。不料先是两个侄子病亡，接著自家坟地被豪邻侵佔，母亲为此忧愤发病。一惊一气之下，刘元竟也病卧床榻，忧心不已。诸事不顺，少年时本已身体羸弱的刘元更加疲惫，年纪轻轻就已像七八十岁一样多病，自知命不遐长。嘉庆三年（1798年），刘元病体稍愈，一次偶在本地彭家场集上遇一位卖药老人，“形容殊异，心爱敬之，求示延年之方”。这就是野云老人。野云老人给了刘元治病药方，还向他阐述圣贤之言“仁者寿，大德必寿”等，嘱咐他存心养性。刘元见老者不凡，顿有所悟，遂拜其为师，自此在老人指导下静心服药和锻练，还学会野云老人静心养性之内功。不两年刘元病体完全好转，且日趋强健。野云老人所传的根本即“存神养气即存心养性”，其实质是道教的内丹术与儒家修身两者的融合。

 野云老人教导刘元时间将近八年，当时刘元三十六岁。此后刘元更益励修，身体日壮，从五十九岁至八十岁生八子。后来他感慨说：“回思平生辛苦备尝，几如再世，使不遇野云老人，早归大暮。”刘元在青少年时期身体羸弱，几番临死，得授野云老人之教后，竟然在晚年连得八子，将近九十才逝世。此番经历，使刘元对道家养生的丹道思想至为信从。这也决定了他的学术体系中道家丹道思想佔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嘉庆十八年（1813年），刘元从双流县柑梓乡三圣村（旧名云栖里）祖宅移居成都南门淳化街（又名三巷子，1959年修建锦江宾馆时拆除殆尽），自建房屋，新立门户。因新宅院中有株百年老槐树，浓荫掩映，雍穆恬静，刘元遂名宅曰“槐轩”。此后四十二年，他一直在此讲学治学。他有教无类，教学报酬不计多寡，家贫学子，无钱一样可以就学。教学内容，除了传统经史书籍之外，还教学生练“坐功”，即静心养性之功，晨夕宴坐，平心存性，以强健身体。刘元在成都淳化街设馆讲学四十年，门生弟子遍佈西南各省，世称“槐轩学派”（简称“刘门”）。刘元也被誉为“塾师之雄”，当时学子均以“槐轩门人”自豪。刘元在世之时，其学术已经远播他省，被人尊称为“川西夫子”。刘元的学术在近现代四川国学界有深远的影响，近代陈寅格、梁漱溟、蒙文通等国学大师皆服膺其学。

道光五年（1825年），清廷授刘元文职正二品资政大夫（散阶）。道光六年（1826年），礼部下文，时年六十余岁的刘元又被选授湖北天门县知县。但刘元淡泊功名利禄，早绝仕进之念，託辞居家为亡母守孝，乞假还乡，不久即获淮改授国子监典簿放归。清国史馆《刘元本传》说他“安贫乐道，不愿外任，改国子监典簿，寻乞假归，遂隐居敎授”，一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去世。

刘元与成都

刘元传经讲学，数十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光绪年间，刘元之子刘梖文及门人刘芬等人集资创办守经堂，选集刘元著作二十二种刻印成《槐轩全书》发行于世。槐轩，乃刘元居所之称，因为他在成都和双流的居所，都有古槐。《槐轩全书》内容之

宏富、方法之独特、论述之精深，为当世所罕见，堪称鸿篇巨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传统文化中罕见的会通儒释道三家精要并具完整学术体系的珍贵文献。而刘元可谓历代学者中以至善、纯一和天人合一等哲学范畴来阐扬儒释道三家本原，尤其是儒家元典精神的“大儒”。他的学说，对于今人来说，是极富学术价值和文化思想价值的。

作为一个学问家和一个宗教家，刘元的学术和宗教事业都后继有人。刘元教业的真正继承者是第六子刘梖文，在刘梖文掌教的二十余年间，“刘门教”从初期创立的理论缔造阶段，发展到扩充教门、进行宗教实践活动的阶段。除了一些例行的斋蘸和法会外，还进行了一些大规模的慈善活动，在巴蜀民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元学术上的继承者是孙子刘咸炘。刘咸炘对其父刘梖文的教业不感兴趣，他专攻学问，学术上融文史哲于一炉，虽在壮年去世，但是著作已经等身。著名学者梁漱溟、陈寅恪、蒙文通都对他推崇备至。蒙文通称他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

 刘元晚年喜致力于公益，集资筹办慈善事业，修复祠庙。如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主持修葺成都武侯祠，重新审定树立祠内文臣武将塑像。现在，武侯祠内47尊蜀汉历史人物塑像中，有25尊是在刘元的主持下重塑的，至今人们所见仍为刘元调整后的风貌。还为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几处名胜古迹挥笔题咏，留下一首首锦绣诗文。刘元还在祠内留下了33通碑碣，除两廊每尊塑像前的小石碑计28通外，另有《汉昭烈庙从祀功臣记》碑、《巍然庙貌》诗碑等五通。今天成都武侯祠尚存刘元撰书的《巍然》等碑石，杜甫草堂尚存刘元撰书的一块七律诗碑。书法圆润遒劲，取法甚古，风采动人，此外，刘元还重修了位于成都西郊的黄忠墓。而刘家人自刘元开始，五代人关爱武侯祠，堪称蜀中佳话。

 清同治年间，经四川总督锡良奏淮，清国史馆为刘元立传，清末翰林院编修伍肇龄在刘家府宅门首题“清儒林刘止唐先生第”，黑底金字，庄严肃穆。

民国时期，簇桥地区“刘门”弟子在簇锦镇修建儒林祠，供奉刘元。1956年改为省物资局仓库，今已不存。 刘止唐名字的由来

 清时，蜀之成都有修道者二，一姓刘，一姓唐。刘则学问渊博，才艺高超，谙三教经书，当时曾有徒众千馀。其研究道学之后裔，迄今绵绵，故不述其名。唐之才学较逊，所习经书也不逮，但得遇真传，居北陪（成都西北），潜隐默修，知者甚鲜，而知音者更稀。刘独知之，常念其笃于道，缘何不从我游？一日，刘因事过北陪，顺便访唐。二人把晤，相与深谈。刘乃引经据典，出口成章，议论纵横，滔滔不绝。唐则举其所修之心得，铿铿自述，语也粗陋，有不能尽达其意者。然而唐之所言，皆属实验功夫，而刘未尝经历，闻之莫名其妙焉，惟以其所言粗陋，衣衫褴偻，乃颇自负，而鄙视之，指唐为不合。唐固自知功已达六通程度，乃应之曰：“恐汝错矣。”辩难良久，卒无定论。唐以刘偏执已见，终难言喻，遂反身取一针之刺其手，流白血数点。刘见之，即下跪，请罪曰：“浊眼不识圣真，言多冒犊，伏祈海涵宽恕，并愿拜门下，执弟子礼，随侍左右。”唐扶之起，乃谓之曰：“修道要无事于身，无念于心，乃可。今如先生者，弟子既多，交游又广，事繁心烦，何能达此？”刘曰：“愿在最短期间，摒挡种种，以专于一。”遂与辞别。刘去后，果于最短时期，了毕各事，复赴北陪。盖唐已他迁矣。唐之不纳刘为弟子者，刘口诀未得真传，功夫未得实验，不应好为人师，广收弟子，贻误后学，且矜持好辩，傲岸自大，既无辨别之耳力，又乏识别之眼力，当时虽尝低首折服，虚心礼下，愿为弟子者，是特由于白血之故耳，实不足与言道也。夫凡浑身皆是白血之人，头面无皱纹，无毛孔，鬚髮黝黑，两目炯炯，鼻无呼吸，冬不畏寒，鼻不流涕，夏不畏热，身不发汗，真阳特殊旺盛，处身内室，冬则阖室温暖，夏则炎热特甚，别人难在此室。此其特徵也。

《槐轩全书》书目

 《易经恒解》《诗经恒解》《书经恒解》《礼记恒解》《春秋恒解》《论语恒解》《孟子恒解》《大学恒解》《中庸恒解》《大学质言》《拾馀四种》《正讹》《法言会篆》《槐轩约言》《赤凤髓丹旨》《性命微言》《槐轩杂著》《杂著外篇》 《保身立命要言》《子问》《又问》《埙篪集》《下学梯航》《法言外集》《参同秘解》《悟真玄要》。

 刘元之孙刘咸炘

“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夏完淳哀悼妻舅的诗句，也是自己短暂一生的诗谶。其实悬之用来凭吊、感怀刘师培、吴芳吉、张荫麟以及古今一切天纵之才，又吝予寿的灵杰，都无不契合又无不令人希嘘太息。刘咸炘(1896－1932)无疑也是一位堪当后世用此诗句来追怀的英年早逝之天才。大凡天才，多有一个良好的遗传基因和书香环境，刘咸炘与刘师培一样，其曾祖汝钦精《易》学，祖父刘元究心六经四子，儒道并重，著作等身，开创槐轩学派。历观神童，多有一段让馆师拱手敬谢不敏、另请高明的佳话，咸炘幼年的颖慧也曾使堂兄咸荥深愧不如，只能让父亲躬自任教。经史通人蒙文通说他是“一代之雄”，或可理解为他们曾同办敬业书院；少所许可的张孟劬说他“自成一家”，也可原情他们都继承、精研实斋之学；但像史学大师陈寅恪，在刘身后抵成都，也四处访求其著作，称其“识见之高，实为罕见”:足见其在当时杰出学者心目中的地位。一位学人能够让并世学者敬仰、折腰的无疑是他的著作。咸炘自21岁撰《易》及《小戴记》笺记起，至辞世之前撰《颜李之学》绝笔，16年中著作达231种，1169篇，475卷。1926年至1937年间陆续刊印69种，但早已星散难觅。1996年成都古籍书店选印65种，冠以《推十书》总名。唯影印本模糊不清，阅读困难，故广西师大出版社近期将推出《刘咸炘先生著作选刊》整理本。就《推十书》所收65种151卷约计，已达270万言，与《刘申叔遗书》篇幅相垒。观其内容，举凡经史子集，内圣外王，人心道心，世风学术，宏观微观，无所不包。以传统四部观之:经部有《易易论》《周官王制论》《礼记温知录》《儒行本义》《中庸述义》《礼运隐义》《春秋平论》诸篇。虽无专书，却语多警策。 史部有《太史公书知意》《汉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等九卷，或辨析史传，独下己意；或引录成说，间予按断。另有《史学述林》二十五篇，对于史题史目、合传分传，纪传编年之体例，记注实录之史源，条分缕析，各归于当。子部成篇虽仅《诵老私记》《庄子释滞》《荀子正名篇估释补正》《吕氏春秋发微》数篇，然皆极精微。而《子疏定本》高屋建瓴，阐述研治诸子应分为考校、专究、通论三步。指出明以前人疏于前二步，故流于粗疏；清以还只作考校，故失于局狭；清末民初始作专究，却误于尚异。料简旧说之后，独出机抒，将先秦两汉数十家学说之源流传承作了精辟的评述。 集部除自己诗文集外，尚有《骈文省钞》《风骨集评》《风骨续集评》，其《文学述林》四卷二十二篇，可以补正、开拓文学史各领域的研究。即《谜考》一篇，考索物谜、字谜各类谜语的起源，足以启示后世应该将它纳入文学史的研究范围。 至于《右书》中的《汉后唐前学系考》《魏晋名士论》《唐士风论》《南宋学风考》《宋太学事辑》《宋元明实学论》《明末三风略考》诸篇，完全是当今撰述学术史之重要节目，而他在八十年前就已经有了系统的规划撰述。 《推十书》包罗万象，其中的学术火花触目闪烁，许多真知灼见与同时代和后世学者或不谋而合，先后辉映；或蜀山鸿宝，为人所遗。这里拈出几则，以备撰写学术史者取资。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崔适《史记探源》出，将刘歆伪造经文说推向极致。1929年钱穆著《刘向歆父子年谱》，一连举28条证据斥责其说之不可通，这是最具影响的著作。而1927年咸炘撰《经今文学论》，表明自己绝不偏今袒古，从史实分析推论，就今文学家对待古书、孔子、孔经、刘歆以及治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其中所举公孙禄、范升等谏立《左传》而不言其伪一事，与钱穆同，而谓“《左传》制度之不同《周官》也，歆既改《周礼》，何不并改《左传》”一条，则在28条之外。其他诸论，亦可互补。四十年代初朱东润在四川乐山斗室中将传叙这一文学形式从定义、产生、发展一直到风格、流别等都作了详细的梳理，著成《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或许因为战争烽烟的隔断，他似乎没有参考就在乐山北面不远的双流学者刘咸炘于十多年前写过的《传状论》。至今阅读两位先贤的论著，可以体味到朱书的文学色彩浓，刘文的史学眼光锐。五十年代刘伯骥在美国作《六艺通论》，图列孔子到班固各家的六艺顺序，不知咸炘早已作《六艺旧说表》，不仅图列其说，更敏锐地指出其有二脉:“西汉以上，止言其本体，小异而大同；西汉以降，乃有配合象数之说，小同而大异。”是为刘伯骥所未曾措意。章实斋于《易教》篇提出“六经皆史”之说，早已尽人皆知。钱钟书《谈艺录》和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二书都用专章溯源发微，余英时还特地标举现代学者多篇相关论文，但均未征引刘咸炘的论述。咸炘既自称“吾宗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经今文学论》)，对此自有深刻的研究和见解。其《先河录》叙言中已经对“六经皆史”之源流有详尽的揭示与清理。钱、余二先生皆博学多闻，这只能证明《推十书》流传不广。日本山口久和著《章学诚的知识论》，用四五万字篇幅专论此一问题，也参考了刘氏《文史通义识语》的观点，但在具体探讨“六经皆史”说本意时，仍然漏略刘咸炘对章氏本意的表揭。咸炘之整个学术体系，系以深厚的国学为其基础，上继浙东史学，以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为其治学方法，复又融入了西来的哲学和史学因子。故其思想如天马行空，风卷残云，发而为文章，则咨肆汪洋，莫测崖涘。浏览《推十书》，视觉的享受是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听觉的感受却如空中人语，难以应对；理性的感应则更觉根基浅薄，凑泊不上:因而所得有限。像这样宏深的大著作，应该由传统的经史子集或现代的文史哲乃至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学者分工合作地进行研究，各得其一鳞一爪一角一鬛，综而观之，方能得见神龙之首尾。

刘咸炘先生著述选刊出版缘起

 近代学术史上有二刘，仪徵刘师培与双流刘咸炘，皆天才卓特，渊博精勤又冠于一时，虽得年均未满四十，而著书已数百种，为中国学术之绝大贡献。师培早岁鼓吹革命，名与章太炎齐，声驰南北，殁后八九十年间，其著作屡有翻印，选编之本亦不下十馀种，凡今治文史学者皆知其名而读其书，群推为儒林之巨子。咸炘则未出巴蜀，课塾授徒以终，而广涉多能，持纵横两术，观风识变，凡经论定，罔不穷源竟委，罅隙毕照，真所谓看书眼如月者，又能为深湛之思，弘大而辟，深闳而肆，于儒具见本宗，兼又资之道家，发明中国圣哲精诣，既详且尽。蒙文通谓爲一代之雄，实非过论，而身后声名晦演，不能如师培之洋溢在人耳，是宜亟待为之表彰而发其潜德之幽光者也。 

 先生平生著述，总为《推十书》，推十者，取《说文》载孔子“推十合一爲士”之义，凡二百三十一种，四百七十五卷，已刻者六十九种，成都古籍书店尝甄选其中六十五种，一百五十一卷，影印一次，惟非正式出版，印数又少，故见之者不多，图书馆亦鲜收藏，使一代大师巨擘之伟著，若存若亡，少人发视，其亦可慨也夫。 

辉尝以新刊先生著述事宜商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郑纳新先生，郑先生自主持上海贝贝特以来，传播人文经典著作，久为学林所称道，既获知先生学行，慨然以流布其著作为己任。惟念《推十书》卷帙浩繁，又多未刊遗稿，恐一时难以观成，因有意择要选刊，先付梓人，复不以辉鲁钝，以编次校点先生著述相委。辉虽自顾学识荒陋，恐弗克堪，惟念郑先生既力任刊印，而创议者又爲辉，平素推崇先生学术，宝爱其遗著，亦不得以此事诿之他人，故承命而不辞。窃喜有事于校雠之役，得以朝夕研读，而先生之学，义蕴深闳，非浅学所能尽知，故虽勘之再周，既竭吾才，而未窥先生命意所在者仍不少，失句误校，实难尽免，尚睎海内通人硕彦指点裁正，不胜翘企。 

先生尝自别其著述爲九类，甲纲旨，乙知言，丙论世，丁校雠，戊文学，己授徒书，庚祝史学，辛杂作，壬杂记杂钞。前五编尤其学术精要所在。甲编爲论学原理，乙编爲子学，丙编爲史学，己编爲授徒之教本与讲义，丁、戊两编则睹其名而可知其义。今编次先生著作，分为五编，其目如次。 

哲学编第一：甲编纲旨中之《中书》《左书》《右书》《内书》《外书》《两纪》悉入此编，此皆先生学术根柢所在，多论天人之微，先生固尝旁及远西学术，《外书》且有《哲学杂评》之作，故僭易纲旨爲哲学，取其醒豁易晓。 

子学编第二：乙编知言之《子疏定本》《诵老私记》《庄子释滞》《吕氏春秋发微》《旧书别録》悉入此编，改知言爲子学。 

史学编第三：丙编论世之《太史公书知意》《汉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史学述林》悉入此编，改论世爲史学。 

校雠学编第四：丁编校雠之《续校雠通义》《校雠述林》《目录学》悉入此编。 

文学讲义编第五：戊编文学之《文学述林》，己编授徒书之《浅书》《浅书续录》《治史绪论》悉入此编，文学仍旧名，授徒书则改爲讲义，并为一卷。 

合此五编，总题曰“刘咸炘学术论集”，凡得二百三十万言，又新辑附録四种，附于文学讲义编之后。经始于丙戌，至丁亥年春而卒业。 

咸炘先生著述如邓林之富，无所不包，凡读其书者，均可豁耳目而益神智，因念陆象山有言：“文王不可轻赞，须是识得文王，方可称赞。”故今谨守此训，不敢妄事评论，惟略记全书刊行颠末于卷端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