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民族化的重要奠基人：道安法师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在公元前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经过适应中国环境、国情、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相结合的民族化过程，逐渐演变成中国民族宗教之一。这一漫长的历程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从两汉至西晋——佛教传入和初传；东晋和十六国时期——佛教向社会各阶层迅速传播和普及；南北朝时期——佛教研究盛行，学派林立；隋唐时期——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相继成立，标志着佛教民族化历程基本完成。

作为东晋十六国时期的著名佛教高僧和领袖，道安在推进佛教民族化的进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这一时期的佛教打上了深刻的印记。

进行佛学研究

无论在后赵灭亡前后社会连续动荡和充满战乱的北方一带，还是在东晋统治下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襄阳，以及晚年生活在前秦京城长安的时候，道安总是持续不断地从事阅读佛典、研究佛学、撰写阐释佛教义理的著作等工作。他所阅读和研究的佛典属于早期译经，这些经典语句艰涩难懂，译出后研究的人极少，一些经书在中原都很少能见到。道安每得经书，便如获至宝，进行研究。据南朝梁僧祐的《出三藏纪集》记载，道安的佛教著述有近50种。这些著作特别是经序成为后世了解和研究早期佛典的重要参考文献。

建立中国最早的国家译场，组织翻译佛经

在长安时，道安在前秦王苻坚的支持下，设立国家译场，设置译经程序，组织来自印度和西域的学僧在汉僧的协助下翻译佛经，译出佛典达14部183卷，其中以小乘佛教经典居多。这些经典的翻译，使后世僧人对佛教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为其关注和研究小乘佛教经典论书起到了奠基作用。

至于大乘般若类经典，则是道安特别重视和关心的方面。道安在襄阳和长安时，每年至少讲两次西晋无罗叉所译的《放光般若经》。他对经中“诸法性皆空”的“空”以“本无”加以解释，创立东晋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他在长安组织弟子对以往所译属于大品《般若经》的《放光般若经》、《光赞般若经》作了补译。在这个过程中，他作出译经有“五失本”、“三不易”的结论，很有价值。

鉴于以往中国没有完备的戒律，道安还请来华的昙摩侍译出说一切有部传承的戒律《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请罽宾（汉朝时之西域国名）学僧耶舍翻译《鼻奈耶律》，这些有利于促使中国佛教僧团的建设和发展，完备僧尼的行为规范。

首创经录，奠定中国佛教目录学的基础

随着佛教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佛典翻译不断增加，社会上流传的手抄本也日益增多。有的佛经有许多不同题目的译本（“异译”），有的佛经不知译者（“失译”）和翻译年代，并且出现了不少疑伪经典。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各种手写佛典进行甄别整理，编出目录（“经录”），以利于佛教正常传播。在中国，道安最早创编了佛教经录《综理众经目录》（又称《安公录》、《安录》）。此录虽已佚失，然而因其主要内容被南朝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卷二至卷五吸收，由此可窥见其原貌。

道安的这部目录对后世影响很大，唐代道宣说：“众经有据，自此而明，在后群录，资而增广。”由此可知，中国佛教独具特色的目录学的基础正是由道安奠定的。

聚徒讲学，所培养弟子成为佛教界承前启后的骨干

在道安辗转各地的过程中，一直追随他并拜在他门下的僧人达四五百人之多，其中著名弟子有几种情况：有的原是他的同学，如法和、竺法汰；有的是他的朋友，如道安在避难过程中结识并且彼此切磋学问的竺法济、支昙讲、竺僧辅、竺道护等人；还有他的入门弟子，如慧远、昙翼、昙徽、法遇、道立等人；也有是在他主持下参与译经，实际奉他为师的学僧，如僧略、僧睿、僧导、慧睿以及竺佛念、僧伽提婆等人。

道安为了使僧团运营有序，做到内外关系和谐，除要求门下徒众严格遵守戒规外，还参照戒条制定了僧尼规范，要求众僧在日常生活、参加法事活动与修行中严格遵守。这为寺院对中国社会和伦理规范的环境适应作出了创新尝试。

道安在南下襄阳、西入长安时，曾两度分张徒众，有的入蜀，有的弘教东南，有的隐栖庐山，成为分布于大江南北各地传法的骨干，为佛教在社会上的迅速普及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们今天纪念道安诞生1700周年，就是要通过回顾和考察他的事迹，缅怀道安和其他无数民族先贤为中国历史和文化作出的贡献，以增强对祖国和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进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为新时期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奋斗。（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