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护教 佛门典范

今年是杭州武林佛学院创办70周年。1946年，巨赞法师(1908-1984年)创办了武林佛学院并任院长。为了纪念他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巨大贡献，中国民族报社、杭州灵隐寺、杭州佛学院将于9月9日在京举办“禅门宗师巨赞法师爱国爱教思想研讨会暨杭州武林佛学院创办70年纪念活动”。

巨赞法师是著名佛学家。他深入经藏，研究法相唯识、天台教观、华严义理，以至于禅学、三论等大乘经典，勤学苦修，阅读佛经数千卷，写下了上百万言的读书笔记。其主要著作有《评熊十力所著书》《佛教的回顾与前瞻》《龙树提婆与无著世亲》《道安法师传》《鸠摩罗什法师》《法显玄奘两大师》《天台与嘉祥》《禅宗的思想与风范》《华严宗的传承及其他》《般若思想在中国汉族地区的发展》《关于玄奘法师的会宗论》等，收录在8卷本《巨赞法师全集》中。

巨赞法师是爱国佛教领袖。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投身抗战救亡运动。在桂林主编《狮子吼》月刊，宣传抗战。

巨赞法师重视佛教教育。1946年，巨赞法师回到杭州灵隐寺，出任浙江省佛教会和杭州佛教会的秘书长，创办了武林佛学院。他要求学生不仅要勤于读佛书，而且应读文史哲等学科的书，认为只有深入了解“世间法”，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出世间的佛法。他还要求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经常阅读报纸新闻。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参与筹备、成立中国佛学院的工作。中国佛学院成立后，巨赞法师曾任副院长，并亲自授课。

巨赞法师力推佛教改革。他倡导自食其力、钻研佛学的“生产化”、“学术化”新佛教运动，对中国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巨赞法师：爱国的典范爱教的表率　

□本报记者吴艳蓝希峰俞灵实习生王亚凤

赞园巨赞法师造像。

1965年4月，巨赞法师(二排右一)接待日本天台宗来访。

故居客堂。

少年巨赞沉思冥想图。

故居。

多愁善感的敏学青年

季洪度老先生今年80岁高龄，他原先的家与巨赞法师家相邻，从小经常听长辈说起他的故事，后通过史料加深了对巨赞法师的了解，对他十分崇敬。季洪度曾四处奔走，筹措资金修缮巨赞故居。1998年10月，在巨赞法师诞辰90周年之际，修缮一新的巨赞故居受到了僧众和百姓的称赞，并被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政府批准为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无锡举办前，包含巨赞故居、巨赞法师纪念堂、巨赞文化园3部分的赞园正式开园。现在，季洪度是赞园最抢手的义务导游、最受欢迎的志愿讲解员。在他的讲述中，巨赞法师年轻时多愁善感的敏学青年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

1908年10月6日，江阴东门外贯庄村的潘家喜得贵子，他便是日后闻名海内外的我国当代法门龙象、佛界巨擘——巨赞法师。巨赞，俗名楚桐，字琴朴。潘家为殷实农户，父亲潘咏霓，半商半农;母亲徐氏，家务之外喜欢念经拜佛;弟兄三人，潘楚桐居长。他先读私塾，跟随徐雪帆学习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后入贯庄小学读书。

潘楚桐从小就显得多愁善感，他经常在月白风清的夜晚，在田塍上冥然兀坐，短笛横吹;在梧桐树下对月独酌，直至酩酊。有时看到小叫花上门乞讨，就把省下的一点钱尽数给他，还替他难过半天。巨赞法师在《一年来工作的自白》一文中写道，“记得大约是十四五岁的时候，寒假在书房里温书。看见窗外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就自己问来来往往为什么?刚巧一个朋友走进来，我就问他，街上的人来来往往究竟为什么?他反问我，你在这里又为什么?我当时吓了一大跳，肩头上好像挑起一个很沉重的担子放不下来，从此就想出家。”

1927年，潘楚桐以优异成绩从江阴师范学校毕业。同年，入上海大夏大学就学。暑假期间，赴常州清凉寺请求出家，未能如愿。未几，到杭州灵隐寺，巧遇佛教著名领袖太虚法师，要求削发为僧，皈依佛教。太虚法师要潘楚桐作一文陈述出家缘由，潘楚桐用骈文写出了1000多字的《出家志愿书》，当中有一个志愿是“改革佛教”。太虚法师阅后，赞叹不已，认为这位年轻人思想敏锐，才华出众。在评语中，太虚法师写道：“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师导，可臻上达。”潘楚桐后随太虚法师至厦门闽南佛学院学习和研究佛学经书。但终因学院风潮和迫于父命，又回到上海大夏大学继续读书，并相识田汉等左派人士，秘密参加革命活动。

1929年，潘楚桐任江阴金童桥小学校长，兼任江阴东南乡学产保管委员会委员。他频频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组织学校教员和纱厂工人参加罢工斗争，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仇视。当地的土豪劣绅联名写状，向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告发潘楚桐等人。1930年，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下达了通缉令，潘楚桐料理好因病去世父亲的后事，避难苏州、常熟、江阴、青阳、上海等地，后逃至杭州，匿居灵隐寺。1931年，潘楚桐再次巧遇太虚法师，承他介绍，终于如愿出家，从灵隐寺方丈却非法师披剃，取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法名巨赞。当年，于句容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时年23岁。从此，“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

　　解行相应的现代佛教改革先驱

1931年，巨赞法师为佛学问题走访了马一浮居士和印光大师等，并依欧阳竟无居士，住南京支那内学院数月。未几，任教重庆汉藏教理院，边教边学，苦心参究。后复回支那内学院，遍览群经，对法相、唯识、天台教理、华严义理、四论、禅宗致力尤多。两三年间，巨赞法师读经7000多卷，写下300多万字的读经笔记，并开始编撰《五家学案》《如是集》等读史札记。在汉藏教理院期间，在太虚院长的指导下，巨赞法师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同时对佛教的未来、佛教与社会的变革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季洪度说：“太虚法师是巨赞法师的引路人，也是巨赞法师一生的追随对象和学习榜样。巨赞法师继承了太虚法师的衣钵，特别是在之后的佛教改革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浙江大学哲学系李明友教授对太虚法师、巨赞法师颇有研究，他认为，太虚法师所提出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思想影响了巨赞法师，使其佛教改革的思想找到了方向。“无神、无我的佛教思想如何与时代精神相吻合，佛教如何与社会相适应，巨赞法师很早就开始了摸索。他很早就说过，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长老。”

巨赞法师天资高朗，敏慧过人，1936年即在《论学》杂志上发表了《评熊十力所著书》。熊十力看了文章后，赞叹“足用心人语，非浮士口气”，意欲推荐巨赞法师到浙江大学教书。同年，巨赞法师在福建厦门出版的《佛教公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先自度论》，接着又在该刊发表《为僧教育进一言》。这两篇文章非常精辟，引起了佛教界的重视，当时有不少人怀疑这是弘一法师所写。弘一法师见到这两篇文章后，备加赞扬，即集《华严经》句，亲笔写了一幅对联：“开示众生见正道，犹如净眼观明珠”。次年，巨赞法师所写《如是斋琐议》一文，在北京出版的《微妙声》发表后，因论证精彩，又受到各界好评，并引起了史学大家陈垣的注意，多方打听是何人所作。

1937年，巨赞法师离开支那内学院，应聘到福建厦门闽南佛学院任教。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京沪弃守，厦门岌岌可危。巨赞法师满怀悲愤，匆匆离开厦门，经香港去广东，途径韶关南华寺，一度曾依虚云老和尚为记室，是年冬到达湖南。

　　爱教不忘爱国的佛门典范

1938年秋，巨赞法师来到湖南南岳，在一座小佛教学院教书。

次年，国共合作在湖南南岳举办了一个游击干部训练班，叶剑英是该班的副教育长。叶剑英对巨赞法师说，抗日战争不是个人的事情，建议佛教界应该起来参加抗战。南岳佛道教界的抗战团体——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因此成立。

1939年春，周恩来给南岳正在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他看到巨赞法师发起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后，连声称赞道：“好!你们这个举动好极了!全国数十万佛道教徒团结起来，那就‘法力无边’啦!”并当场挥毫题赠“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个大字。

巨赞法师与共产党的联系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1940年秋，国民党发动一批衡阳的和尚，到南岳与巨赞法师为难，并多次扬言要打死、烧死巨赞法师。巨赞法师再无法在南岳立足，便前往当时的广西省府所在地桂林。

到达桂林后，巨赞法师住在月牙山上的月牙山寺。月牙山寺位于现在的桂林七星公园内，如今，寺院的痕迹已荡然无存。记者了解到，1944年桂林沦陷时，月牙山寺全毁，后部分修复。1959年，地方政府建七星公园时，将该寺旧房拆除，改建为楼房及亭阁，辟为七星公园的一个景区。

在桂林，巨赞法师曾担任广西省佛教会秘书长，同时编辑佛教会刊物《狮子吼》月刊。《狮子吼》在他到桂林之前就已经开始筹办了，他到桂林之后，这个刊物就由他来负责。

《狮子吼》办起来并不容易。巨赞法师后来回忆道，《狮子吼》实际上是他一个人办的，发行的时候才叫下面的人帮帮忙;刊物没有稿费，是拉稿子，靠熟人供稿。他的生活费主要靠订户的订费来维持，刊物办下去了，生活问题也就解决了。

主张抗战和团结是《狮子吼》的主调。巨赞法师先后在《狮子吼》月刊上发表了《新佛教运动与抗战建国》《佛家之救亡抗战论》《致抗日将士慰劳书》等文章，向佛教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佛教界、广大信众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狮子吼》的另一使命是宣扬佛教改革。巨赞法师提出佛教要“生产化”、“学术化”，就是“使僧制不至于俗化，而僧人的生活可因而庄严起来。”

1942年3月，巨赞法师离开桂林，驻锡桂平西山，任龙华寺住持，并兼任西山风景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一到桂平，巨赞法师即组织佛教徒在西山李公祠、龙华寺举行隆重的悼念抗日阵亡将士法会，激发社会的救国热情。

巨赞法师以西山作为“新佛教运动”的实验基地，实践在桂林时提出的“学术化”、“生产化”的主张。

巨赞法师说，“近几百年来，因为僧团组织的每况愈下，僧众分子过分庞杂，佛教的真精神隐没不显，以至不能随着时代的转变而前进。到现在，社会的各阶层都有崭新的姿态，惟有佛教团体还是那么封建，那么死气沉沉;假定不设法革故鼎新，将因不切需要而被整个社会所厌弃……”

“‘学术化’在于提高僧众的知识水准，恢复僧众在学术界原有的地位。‘生产化’则求生活之自足自给，根本铲除替人家念经拜忏化缘求乞之陋习。”

在“学术化”方面，巨赞法师把本来是佛教徒礼拜之所的李公祠和水月宫改为居士林，附设五明图书馆。寺院实行自我教育，每天规定时间讲授佛学。巨赞法师自己则每月下山两次，为女居士们所举办的女子佛学研究班授课。

在“生产化”方面，巨赞法师先从培植西山茶着手，开了十多亩地，种了百多斤种子。“今天龙华寺、洗石庵的这些茶场，就是巨赞法师一手开垦出来的。”指着远处山坡上一片绿油油的茶场，桂平佛教协会秘书长、龙华寺昌愿法师告诉记者。

当时，巨赞法师还设想利用西山上下两寺的山地，植桐、植棉、种蓖麻和各种水果。

振兴佛教未能让巨赞法师忘记抗战。他平时更主要的工作是向佛教徒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发动信徒捐款捐物支援抗战前线，举行悼念阵亡将士的救难息灾法会，祈求抗战胜利和世界和平。血性气十足的巨赞法师甚至直接参与战事，痛击日本侵略者。

1944年日军入侵广西之时，巨赞法师随逃难人群辗转来到金田乡安众村山脚屯。

原桂平市农委农业调查科科长徐汉平曾撰文回忆巨赞法师来到安众村的情形，“有一个人，中等个子，光着头，身穿服装与众不同，着的是白色土布衣裳，白长裤，白长布袜，纽扣是用白布相结，白带扎着裤脚。”

当年8月，日军来犯金田。巨赞法师联系上之前在桂林相识的瑶王李荣保，协助他谋划了一次伏击，取得歼敌百余的胜利。这场伏击，巨赞法师日后称之为“石崖塘夜战”。

今年91岁高龄的安众村老人徐志希告诉记者，在那场战役中，参加战斗的本村村民徐志朝被日军子弹打中左臂，鲜血直流，抬回厅堂后仍流血不止。当众人束手无策时，巨赞法师赶到，拿出一包药，立刻敷上。几年前才过世的徐志朝，一辈子都念念不忘巨赞法师。

1944年冬，桂平战事日紧，巨赞法师离开桂平赴北流，直至抗战胜利，后辗转回到他当初出家的杭州灵隐寺。

　　致力佛教教育事业的探索者

1946年至1948年，巨赞法师联合若瓢法师以及杭州各寺名僧，在今天灵峰寺内的“灵峰探梅”处创办了武林佛学院。会觉法师任第一任院长，1947年，巨赞法师担任第二任院长。

与巨赞法师同在武林佛学院教书的方兴居士回忆：巨赞法师任职武林佛学院时，对于当时佛教腐败的情景痛心疾首，深为佛教前途忧虑。巨赞法师认为，佛教确实到了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的地步，非大动手术、彻底改革不可。巨赞法师切实践行他所提倡的佛教“学术化”、“生产化”的两大理念，具体落实太虚法师提出的“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

不过，到了1948年底，武林佛学院经费来源全部断绝，不得不将学僧遣散，宣布停办。

1948年夏天，巨赞法师应觉光法师之邀，赴香港讲学，并去台湾、澳门。在台一月余，走遍台湾考察日本化佛教。回杭州后，草拟改革全国佛教教务计划，冬因江南传警，再去香港，接受时任中共华南局负责人潘汉年的委托，拟定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的建议。

新中国佛教事业的开拓者

1949年4月，巨赞法师与李济深等人从香港回到北京，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他。面对同情、担心甚至某些人的辱骂、污蔑和嘲笑，巨赞法师坦言：“我为佛教在新社会中，取得一个合理的立场与正当的工作岗位而来北京。”9月，巨赞法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10月1日，他作为佛教界唯一僧人代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从此，巨赞法师定居北京，致力于佛教界的爱国爱教工作，下决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据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圆持法师介绍，1950年至1952年间，巨赞法师与法尊法师、正果法师等同住北海永安寺内，除了与社会各界广泛联系以谋求佛教在新中国存在的地位外，还紧密团结佛教界，积极致力于融入新社会的工作——于1950年与周叔迦居士合作开办大雄麻袋厂，组织失去原有经济基础的僧尼参加生产劳动，自食其力;与陈铭枢等人发起创办《现代佛学》并任主编;担任北京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员会主任委员，发动首都佛教界捐资捐物，支持“抗美援朝”。l952年11月，巨赞法师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的发起和筹备工作，上书中央领导人，呼吁将军队借用的广济寺退还，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会址。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巨赞法师担任副秘书长，后又担任副会长。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巨赞法师担任副院长。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巨赞法师一直参与中国佛教协会的各项领导工作。“文革”爆发后，他成为中国佛教协会体系的主要批斗对象，并遭受长期囚禁，直到1975年释放回到广济寺。此后，他逐渐参与了一些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从而为改革开放后的佛教事业恢复做了准备。“1980年，他得到了平反，补发了历年的工资，曾邀请同样在中国佛教协会工作数十年的正果、明真两位法师在西单素餐馆吃饭，反映了他当时欣慰的内心。”圆持法师说。

1980年秋，巨赞法师参与恢复了停办14年之久的中国佛学院，仍担任副院长。同年12月，第四届全国佛教协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他当选为副会长兼副秘书长。次年，中国佛教协会创办会刊《法音》，由他主持该项工作。1983年春，尽管巨赞法师因病长期住院，仍旧参与中国佛教协会的一些决定性工作。当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京召开，确定了“人间佛教”的发展方向，这与他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曾撰文指出：“巨赞法师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之一，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主要领导，长期指导中国佛教协会的各项自身建设，在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政策、增进各民族佛教徒的团结、鼓励佛教徒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推动各项佛教教务活动、创办佛教院校、开展佛教学术研究、出版佛教学术书刊、团结海外佛教同胞、促进国际佛教友好交流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4年4月9日，巨赞法师于北京圆寂，享年76岁。4月27日，巨赞法师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邓颖超、李维汉、帕巴拉·格列朗杰、叶圣陶等赠送了花圈。习仲勋、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刘澜涛、杨静仁、屈武等参加了追悼会。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主持追悼会，并送了“薪尽火传，法身久佳;空澄海印，心月长明”的挽联。

“巨赞法师是值得尊敬的。在他的身上，爱国爱教的精神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他是爱国的典范、爱教的表率。”曾于上世纪80年代初亲近过巨赞法师的圆持法师说，无论学识、德行还是胆识、魄力，也无论新中国成立前支持或参与革命和抗日事业，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经历各种政治运动，由于坚持正确的是非观，不为强权而阿谀苟且，巨赞法师不但保持了独立的人格，也验证了他佛教信仰的纯洁。身为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圆持法师收藏了50多封政界和学界名人写给巨赞法师的信札，时间横跨半个多世纪。他表示，在适当的时候，这些重要的书信包括其他史料性的资料可以整理出版。作为不可或缺的珍贵财富，巨赞精神值得后人继承并发扬光大。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巨赞精神：爱国护教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温金玉

一个人就是一部历史，巨赞法师1908年至1984年的生命历程，正是上世纪中国风云激荡百年史的缩影。在这百年间，帝制被推翻，共和被拥戴;西学东渐，国故反省;科学与民主挺进，激进与保守抗衡;抗战爆发，奏响民族救亡主题曲;内战再起，国共两党争夺天下。新中国成立，制度鼎新，三反五反破四旧，根除陋习。“文革”10年，民族大灾难;改革开放，百废再兴。巨赞法师正是踩着时代演进的节奏，走完了自己平凡而又辉煌的一生。

回顾巨赞法师的一生，总结其生死以之的事业，其思想精金粹玉，其精神爱国护教。从当代佛教史的角度来看，巨赞法师的功绩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具有高度的爱国情操。巨赞法师生活的时代正逢社会大变革，佛教在新旧交替之际如何适应形势，成为当时关系其生存的大问题。巨赞法师对社会变革有着异常的前瞻性。在学生时代，他就参加进步青年组织，后来回到老家从事教育工作，担任江阴金童桥小学校长之职。其间，他秘密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负责江阴东乡的组织宣传工作，后为当局下令通缉，险些被捕。抗战时期，巨赞法师曾在湖南组织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和佛教青年服务团，影响较大。

巨赞法师的爱国情怀一以贯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抗日救亡，一是新中国佛教建设。早在抗战时，巨赞法师就与一大批社会名流及进步人士相往来，如夏衍、田汉、郭沫若、柳亚子等。他在主编的《狮子吼》杂志上宣扬抗战救亡思想，在宣传口号中有“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地狱”这种富有时代特征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认识到这是佛教新生的最好契机，积极投身于新社会的建设之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在抗美援朝期间，他发表演讲，号召佛教徒捐献飞机，引起社会人士对佛教的重新认识。巨赞法师从心底拥护新生政权，当时许多人迁移海外，他却从香港回到大陆。1949年9月21日，巨赞法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至此，他致力于佛教界的工作，担任《现代佛学》主编，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并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巨赞法师对于佛教界的第二个功绩就是对新佛教建设的思考。这一缘起也可由杭州灵隐寺说起。巨赞法师对于佛教的最初认知起步于灵隐寺。他曾回忆说：“其实那时我所知道的佛教，只是在灵隐寺看过几本《安士全书》一类的知识而已，以前我从未研究过。”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在灵隐寺初遇太虚大师时，遵大师之意写下出家志愿书，其志愿之一却是要“改革佛教”，为太虚大师所赞叹，评语中有“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师导，可臻上达”之语。这也可看做是太虚大师对他初心的鼓励与期许。

对于新佛教运动，巨赞法师有着持之以恒的思索。就今天所见史料，1940年，巨赞法师在广西桂林时，创办《狮子吼》月刊，就专门出版了“新佛教运动专刊”，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和佛教革新运动。新佛教运动“生产化”、“学术化”两个标志性口号当时就提了出来，他还撰写了20多万字的《新佛教概论》。在这段时间里，巨赞法师致力于推动新佛教运动的宣传，写出了《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新佛教运动的中心思想》《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新佛教运动与抗战建国》《怎样处置庙产》《重申立场》《所期望于佛教整理委员会》等多篇文章，阐发自己改革僧制、教制、教产的思想和措施，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这一思索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试图将佛教的教义与社会主义作联结、相协调，将新佛教运动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写出了《关于佛教徒的信仰问题》《再谈关于佛教徒的信仰问题》等文章，主张佛教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与时俱进，逐渐改变落后的面貌。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巨赞法师对于新佛教运动的思考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即佛教与社会的相适应问题。

在抗战时期，巨赞法师发起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行动纲领可以概括为“新佛教运动要和全面抗战、全民动员的阵容配合着，普遍发动佛教同仁参加实际工作”：第一，用佛教反侵略的理论，对大部分信佛的日寇努力宣传，使他们知道宗教上所指示的侵略的恶果，而厌战反战。第二，联合世界佛教徒及各宗教徒，在精神和物质方面，作反侵略的总动员。第三，利用广大群众对于佛菩萨的信仰，说明佛菩萨也要他们起来保护祖国，以坚定其抗战的决心。第四，打破日寇在南方佛教国如缅甸、暹罗、锡兰、安南等处所作征服中国就是挽救佛教的歪曲宣传。第五，要严密地把各地佛教徒组织起来，拉到抗战的阵线里去。第六，要以纯正的佛理，洗涤佛教界内不正确的理论与组织。此后，这一工作一直持续着。1946年他在杭州时，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沈鸿烈曾经鼓励他草拟改革浙江全省佛教教务的计划。后来，省民政厅厅长杜伟居士也希望他能改革杭州市的佛教教务，但巨赞法师认为，“社会经济基础未变，……想要加以改造，只是主观的愿望，唯心的想法，决不会成功的。”

1948年，巨赞法师在香港讲经，遇到了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郭沫若诸先生。大家都认为佛教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巨赞法师鉴于此，就到台湾去考察，想借鉴台湾佛教的经验。由台湾回到杭州，他开始考虑草拟改革全国佛教教务的计划，赵朴初居士也为此到杭州与巨赞法师商量过一次。时任中共华南局负责人的潘汉年，通过别人要巨赞法师写一个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后此草案转到当时中央所在地石家庄。

新中国成立后，巨赞法师主动从香港回归。他认为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来，一直与我国固有的文化相协调、相融合，并成为了中国人自己的信仰。但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统治背景，佛教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腐朽没落的东西，特别是近代以来经忏佛教的影响，更是使众多社会人士误解了佛教。因此，新中国的建立恰恰是改革佛教的最好契机。于是，巨赞法师为了使佛教适应新的时代潮流、新的社会环境，倾全部心力于新佛教的建立。

巨赞法师在北京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与讨论，以“北京市佛教同人”的名义，上书毛泽东及各民主党派《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后又有《新丛林组织纲要》(草案)，提出佛教建设的许多思路与想法，这些都得到中央的肯定。在教内，他提出“生产化”与“学术化”两大口号，对当时振兴佛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950年，他在北京开办大雄麻袋厂，组织僧尼劳动生产，提倡恢复农禅生活，影响波及全国，后来又办有大仁、大力麻袋厂。“学术化”在于提高僧众的知识水准，博学慎思，研入世出世间一切学问，恢复僧众在学术界原有的地位，使每一个庙都造成学术团体，而每一个和尚都是文化人。“生产化”则求生活之自足自给，根本铲除替人家念经拜忏化缘求乞之陋习，如此则佛教本身可以健全，然后才能谈得上对国家社会的贡献。

今天，我们纪念巨赞法师，同样有一样的继承与反省。其一生以佛教革命者自居，然最后却以“反革命”罪入狱，思来令人唏嘘。在其《一年来工作的自白》中，有几处表述很有意味。一是由他起草并有21人签名的意见书上书毛泽东后，“组织方面当然不便批示”。二是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交谈，张说应组织佛教团体，但最好以解决佛教问题为宗旨，不必涉及其他。三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召集座谈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大意为政府与宗教的合作，在于政治上一致，而不要求思想上的一致。各宗教应在教言教。这3个小细节其实都透出一个信息，即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希望宗教回归宗教的本位。巨赞法师认为，“佛教这一阶层，和整个社会是分不开的，整个社会没有改革，佛教内部的革新也无法进行”。他将太多的希望与责任寄托于外力。早年他就曾呼吁：“我诚挚地、热切地期望着党政当局，注意佛教问题，注意新佛教运动在抗战、建国乃至学术文化上所可以发挥的力量。”这样的思路可能带来成功，有时也会有风险。想想当年东晋慧远大师“方外之宾”的僧格形像，也是要引起后人的警醒。

巨赞法师留给我们另一个问题是要注重佛教制度的建设，他始终认为制度的整理才是教理整理的基础。新佛教运动的倡议，缘起于他对旧佛教痛彻心扉的反省，他发现当时出现丛林商店化、地主化、小庙家庭化的畸形状态，才发起建立新丛林的构想。今天，道风建设是佛教界致力推动的一项工作，教制建设也是佛教僧团建设的主要内容，如何因应当代的形势，重新构建新时代的丛林制度，当是最为迫切与关键的任务。太虚大师的改革蓝图，巨赞法师的《新丛林组织纲要》都是我们建设现代丛林清规可资借鉴的宝库。

　入世出世心忧天下　

■杭州灵隐寺方丈、杭州佛学院院长释光泉

纵观巨赞法师的一生，“爱国爱教”是他矢志不移的思想基础，“人间佛教”是他孜孜以求的实践目标。围绕“爱国爱教”的主题，巨赞法师在弘法利生、培育僧才、对外交往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人间佛教”的当代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巨赞法师的一生爱国爱教，备受推崇。国难当头时，他高举义旗，揭竿南岳，先后参与发起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他在组织纲领中宣称，“要以大乘救世的精神，尽国民应尽天职，集中僧道力量，参加战时工作以挽救国难”为宗旨。以后又组织了“佛教青年服务团”和流动工作团，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集中为僧人培训佛学和军事、救护常识，为抗战做宣传、救护、超度和疏散难民等工作，为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周恩来曾专门题写“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赠寄巨赞法师，以鼓励僧人投入抗日救亡事业。

1940年，巨赞法师住锡广西桂林，出任广西佛教协会秘书长，主持月牙山，创办《狮子吼》月刊，继续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思想和佛教革新理论，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界抗战救亡的活动。在这期间，巨赞法师发表了大量的佛教文章，结合时代精神，凸显了南岳僧人爱国爱教的光辉形象。

1949年9月，巨赞法师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巨赞法师和赵朴初居士一起，作为佛教界民主人士，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巨赞法师是一位解行相应的佛教改革家，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佛教的改革和复兴事业。出家后，他对旧中国佛教界存在的弊病深有了解。1941年，他在《新佛教概论》中提出了“生产化”和“学术化”两个口号，作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标。“生产化”可以打破旧时各寺院封建的经济组织，发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传统，组织寺院僧人参加日常生产，来革除佛教界存在的追求安逸享受、耽于懒散、脱离民众的弊病;“学术化”则加强佛教徒对于佛教的认识与正信，以破除迷信，并且倡导僧人进行佛学研究来阐释佛教博大精深的教理，弃伪存真，增进佛教的文化品位，实践大乘菩萨的济世精神。同时，他还提出改革僧伽制度、改进佛教教育、整顿寺院、积极培养僧才的建议。这与太虚大师提倡的“新佛教运动”和“人间佛教”是密切呼应的，对推动中国佛教界有识之士重视和认真思考佛教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巨赞法师联合佛教界的领袖和有识之士上书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新中国佛教改革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再次提出以“生产化”和“学术化”来树立佛教正信，革除旧佛教中的封建糟粕，改进佛教组织，使佛教适应新中国的社会环境，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

巨赞法师潜心培育青年僧才，绍隆佛种，续佛慧命。早在1933年在重庆汉藏教理院学习期间，巨赞法师就担任了部分教课的工作。1936年，他在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任教，1938年在湖南沩山佛学社任教。此后不久，南岳福严寺创立华严研究社，聘请巨赞法师担任教师。后来，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加剧，局势发生变化，才使教学不得已停顿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17日，民国政府“内政与社会部”发布《依法组织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的训令，委员有：太虚、章嘉、虚云、圆瑛、昌圆、全朗、李子宽、屈文六、黄庆澜。并指定太虚、章嘉、李子宽为常务。自此，太虚大师着手抗战后的佛教整顿工作，并寄希望于浙江杭州。

1946年初，巨赞法师回到阔别已久的灵隐寺，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整顿杭州及浙江的佛教。在太虚大师的指导下，经过一番努力，新组建了杭州佛教会，巨赞法师担任杭州佛教会秘书长，负责日常教务(后又兼任浙江佛教会秘书长)，并与画僧若瓢等筹建武林佛学院。

正值这关键时刻，太虚大师从上海来到杭州。在这期间，太虚大师除了对新的杭州佛教会表示支持外，还对杭州、浙江佛教的整理工作作了具体的指导，并决定派弟子来武林佛学院工作。当时，巨赞法师正年富力强，杭州佛教的战后整顿卓有成效。武林佛学院于1946年9月正式开学，院址设在杭州灵峰寺(今已不见寺院，只存“灵峰探梅”处)。当时实行董事会制，画僧若瓢法师和巨赞法师分别为正、副董事长。太虚大师委派其弟子会觉法师担任院长，演培法师负责教务，巨赞法师、印顺法师、妙钦法师、仁俊法师等任讲师。演培法师后来回忆：“灵峰初创，规模不大，但因教师阵容坚强，在京沪杭各地，一时声誉雀起，各地僧青年，纷纷求来入学。”后来成为美国纽约中华佛教会长的妙峰长老和云门宗第十三代传人佛源老和尚，均是当年武林佛学院的学僧。应会觉院长之约请，巨赞法师在1946年9月28日(农历九月初四)武林佛学院开学典礼上作《论自得》的演讲，他说：“中国佛教的命运，我们是寄希望于新僧的。”佛学院就是培养“新僧”的摇篮。可以说，1946年的武林佛学院是抗战后中国佛教整理运动的产物，是由太虚大师、巨赞法师、若瓢法师等共同创建的。

巨赞法师致力佛教僧教育事业，为中国佛教培养人才，同时也寄托了他对杭州佛教僧团建设的重视和殷切希望。他注重开放式、启发式教育，要求学僧不仅要读佛书，而且也要读文、史、哲多种学科的读物，认为只有了解了“世间法”，才能进一步了解出世间的佛法。他还要求学僧关心国家大事，经常阅读报纸新闻。同时，巨赞法师还风尘仆仆，多次往来于台湾、香港、澳门之间，致力于讲学、考察佛教情况，加强佛教界的联络，呼吁改革佛教教务。

新中国成立后，巨赞法师和赵朴初居士等佛教界的优秀代表，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共同发起和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和创办《现代佛学》等工作。中国佛学院成立后，他曾任副院长，并亲自授课。1957年，巨赞法师当选中国佛协副会长兼副秘书长，并从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有关佛教部分的编审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巨赞法师又接着主编《法音》杂志，实现了他“佛教学术化”的梦想。巨赞法师为佛教的改革和复兴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我们追思、赞颂巨赞法师深沉淳厚的爱国情怀、开拓进取的非凡气魄、高尚无私的人格风范，就是要以巨赞法师的懿德高风为楷模，积极继承老一辈高僧大德的优良传统，努力高举“爱国爱教”的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新时期宗教工作的重要指示，努力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和巨赞法师的遗志遗愿，积极带领广大信众弘扬佛法，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为佛教事业的健康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中国梦而勇猛精进。

 　中国当代佛教史上的学问僧巨赞法师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班班多杰

佛教讲“法不孤起，待缘而发”。我与巨赞法师谋面未言的缘起，还要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说起。

记得1978年春节过后，当时青海民族学院的温存志老师来北京办事，得知我正在学习藏传佛教，即带我到广济寺拜见法尊法师，并将我推荐于法尊法师，向他学习藏传佛教史。从此，我就经常前往广济寺求教法尊法师。1980年12月，法尊法师圆寂后，经当时佛教协会干部泽旺先生的介绍，我又结识了观空法师，并跟随他学习藏传佛教。后来观空法师圆寂后，我又拜郭元兴居士为师，向他请教佛教的义理及历史问题。我与郭元兴居士的师生情缘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他去世为止。因为与这些法师的缘份，我和广济寺保持了十多年的密切关系。在此期间，我时常与巨赞法师相见，特别想主动和他打招呼、认识他，但当时我学无根底、不谙世事，不敢贸然和法师搭讪，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记得当年法尊法师住在广济寺后院最后一排大屋最西头的僧舍里，再往西拐是《法音》杂志编辑部，净慧法师当时就在《法音》杂志当编辑。我经常和他聊天，他对法尊法师评价很高，说法尊法师不但精通藏传佛教，而且还熟悉汉传佛教，是当代中国佛教史上不可多得的人才。挨着法尊法师住的是观空法师，观空法师旁边住的是正果法师，巨赞法师住在正果法师的旁边。这几位大法师在当时的中国佛教协会真称得上是高僧大德，是真正的学问僧。法尊法师岁数最大，且患有心脏病，加之身体发胖，视力极弱，他看藏文长条书都是拿着放大镜，行动十分不便，因此很少出门。但法尊法师的脑子非常清晰，思路敏捷。观空法师的年龄与法尊法师相仿，但显得十分苍老，加之“文革”中因患癌症左臂被截除，只剩下一只手臂，这给他的工作、学习、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他对这一切都不在乎，天长日久也就习惯成自然了。正果法师是法尊法师的学生，岁数比较小，但长期患有糖尿病，身体非常瘦弱。一出太阳，他就走出僧舍，在屋檐下晒太阳。我每次到广济寺来，都和他打招呼，但没有和他聊过。在这几位大法师中，唯有巨赞法师年岁不算很大，且身体健康。我每次到广济寺大概都能碰见巨赞法师，他五官端正、威仪庄严、气宇不凡，走起路来步履矫健、目不斜视、十分自信，精神状态极佳。我见到他最多的是在中午和晚上到食堂打饭的时间。或他拿着饭碗去打饭，迎面就碰上了;或他端着刚打好的饭进屋时，能看见他的背影。几次都想和他打招呼，但面对他威严冷峻的行状，我又胆怯了，一直没有和他说上话。

其实，当时我对巨赞法师还是有所了解的。那时，佛教方面的资料书籍和刊物非常匮乏，唯一的佛教刊物就是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现代佛学》，我一直在反复阅读这份杂志。初刊时期，巨赞法师任主编，并且在此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论文。“文革”结束不久，《现代佛学》杂志复刊并改名为《法音》后，巨赞法师还发表了数篇高质量的文章。这些文章我都拜读过，内容也略知一二。因此，能亲眼见到巨赞法师，我心里很激动，也非常敬仰他，特别想就有关佛学的理论问题向他请教。但因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也就未能如愿。没想到，巨赞法师1984年77岁就圆寂了，这真是中国佛教界的重大损失。他是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最坚定的守护者、传播者。当时“文革”结束不久，迎来了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的春天，巨赞法师的又一个新时代才刚刚开始。倘若老天再给巨赞法师10年的世寿，他将为中国佛教的复兴作出何等的贡献!据悉，巨赞法师一生饱读经论7000余卷，撰写具有重大影响的佛学专著、论文和各类佛学及其他著述近500万字，其中读经笔记达300万字。这些著述主要包括：印度佛学研究、中国佛学研究、佛教现代化研究、佛学问题争鸣和佛教实践研究等方面，涉及佛学论著、佛教史传、教制改革、法海春秋、时事经纬、读经笔记、书信、诗词、年谱等九大类，熔历史、文学、教义、禅机、修行、证悟、考据于一炉，文辞畅达、理义精深，气韵飘逸、蔚为大观。由此可以说，巨赞法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究通经论、博学于文、学富五车、勤于著述、著作等身的佛学大家。

概览巨赞法师的佛学论著，可知他特别注重佛教义理的探讨。众所周知，佛法大纲，不出空有二门。巨赞法师抓住了这个大纲，就空有之争，他写了3篇论文：《略论空有之争》《关于空与有的问题》《试谈空有之争的焦点所在》，三篇合观，颇益文思。如第一篇写于1940年，其核心观点是“说有所以成空，谈空即已摄有，空有相须，理善成立，未有乖空而能说有，遗有而能谈空者”。巨赞法师的这一论述言简意赅、提纲挈领，切中了佛教空有关系的要害，它与《中论》“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的“三是偈”深度契合。说明他对般若中观之义理有很高的造诣，极深的研究。巨赞法师不仅钻研佛教经论，潜心修持实践，勤奋著书立说，而且还就佛教的义理与历史问题，与学界的大师们互相切磋、彼此商榷、质诘答辩。如当时他与中国佛教学界大师级学者熊十力先生、汤用彤先生就进行过问难答辩。此举在佛教界、学术界引起巨大的反响。

纵观巨赞法师的一生，可知他是一位识大仁大义、明大是大非的君子。他自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活动，并遭遇坎坷。23岁时，因仰慕佛法而剃度出家。此后，一边修学佛法，一边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夕，巨赞法师决心不去台湾，毅然来到北平，以佛教界代表的身份参加新政协，当选政协委员，参加开国大典。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巨赞法师爱国爱教的热情。他积极献身新中国的建设伟业，主动建言献策，配合党和政府做好新中国的佛教建设事业，如筹办中国佛教协会，担任副秘书长，后任副会长;筹建中国佛学院，担任副院长;创办《现代佛学》，担任主编。在此期间，由他主持举办了诸多中国佛教界抗美援朝的重要活动。一时间业绩显赫，声誉很高。他对新中国佛教的改革、发展具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10年“文革”，巨赞法师也遭遇不幸。“文革”结束后，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巨赞法师不计前嫌、振作精神，为中国佛教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时，巨赞法师原先的职务不但全部恢复，还当选全国政协常委。这些都说明，巨赞法师不仅是一位遍览群经、探究法义的具甚深见者，而且也是一位有爱国爱教、救世济民之广大行者。佛教讲：“观色即空，成大智而不住生死;观空即色，成大悲而不住涅槃。以色空无二，悲智不殊，方为真实也。”我想，这也是巨赞法师一生安贫乐道、安心立命、安顿精神家园的终极港湾。由是观之，用“契理契机，如理如法”来概括巨赞法师的一生是非常恰当的。

　巨赞法师：人间佛教的积极践行者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刘成有

1840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处于极为艰难的特殊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携带坚船利炮，极大地冲击着中国社会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百事不如人”的窘境，催生出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等诸多尝试，无不是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谋求民族自立、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化的积极尝试。因此，陈独秀揭举出的“科学”与“民主”，迅速获得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极大认同。“人间佛教”，也是20世纪汉语系佛教界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产物。作为时代的产物，它显然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而是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这个时代思潮，被誉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的杨文会，自有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在杨文会之后，居士派的欧阳渐、吕澂、赵朴初等人，以及寺院派的太虚大师、印顺法师、巨赞法师等人，还有维新派的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学院派的胡适、汤用彤等人，均曾作出过重要贡献。他们的努力，实际上都是对中国社会面临的现代性问题的积极思考，体现着佛教界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独特回应。佛教参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意愿，正反映着“人间佛教”的实践旨趣。巨赞法师一生的佛教实践活动，也是这个时代思潮的一个缩影。

巨赞法师出家后，深受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影响。在抗日战争和新中国成立时期，他都勇立潮头，审慎谋划传统佛教的振兴，积极践行“人间佛教”的思想。

当时，巨赞法师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到火热的抗战中。据魏承彦《忆中佛协四高僧之量大学博的巨赞法师》的叙述，魏承彦问：“听说抗战的时候，你曾经组织过僧人抗日救护队，赞成僧人可以参加军队抗日，有没有这个事呀?”巨赞法师说：“有这件事。抗战初，我在湖南南岳佛教研究所讲课。当时国共合作，叶剑英元帅也在南岳培训抗日干部。有一次他到庙里来，我就认识他了。在交谈中，他鼓励我发动佛道参加抗日。于是我就联系当时在南岳的出家人，包括明真法师，一起创立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还成立了‘青年僧侣救护队’，打仗的时候抬担架。”魏承彦问：“巨法师，戒律不是规定不能杀生吗?你们出家人参加抗日，弄不好就要杀生啊!”巨赞法师说：“大乘的菩萨戒律，根本的一条是‘饶益有情戒’，就是你所做的事情都要对有情众生有益，只要是对众生有好处、有利益的事情，都可以做，不利的事情不可以做。当时，日本人已经打到我们眼前了，杀了我们很多同胞，所以我们抗日是正义的战争，对众生有益。僧人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份子嘛，他们当然是应该参加抗日的，成立救护队救护伤员，不但没有违背菩萨戒，而正是贯彻了菩萨戒的精神。”

此外，巨赞法师怀抱改革佛教的大志，积极谋划、护持新中国的佛教事业。国共决战与新中国的建立，无疑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里程碑。在这个里程碑面前，千千万万人的命运随之而变。巨赞法师审时度势，紧密结合社会发展趋势，积极参与新时期的佛教建设，为推动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出了重大贡献。

巨赞法师在1949年选择参加新中国的佛教建设，决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他早年就参加过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后来一直谋划佛教的改革，一直被一些人视为“红色和尚”。甚至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还上了国民党保密局要“做掉”的黑名单。据魏承彦文中转述，还是南怀瑾搭救了他。当时，巨赞法师从香港回到杭州时，南怀瑾与巨赞法师住在同一座寺院里。南怀瑾认识一些国民党上层的军政人员，知道保密局要做掉巨赞法师的消息后，就问巨赞法师：“你怎么还留在这里?你可能要出大问题呀!”巨赞法师直率地告诉南怀瑾：“我是为了佛教事业。共产党来了以后，佛教怎么办?我毕竟在佛门那么多年，懂得佛学，而且我年轻的时候跟共产党有渊源关系。我在这里可以对中国佛教的复兴起点作用。”南怀瑾有感于此，遂到武汉找到一个与此事有关的要员，告诉他：“请帮个忙，巨赞这个人你们不要动，他是为了中国佛教留在这里。”这个要员买他的账，就在黑名单中取消了巨赞法师的名字。

新的时代，佛教也有新的使命。但究竟佛教应该怎么发展?巨赞法师“为了中国佛教留在这里”，是当时很有想法的高僧之一。根据他的回忆，1946年，他到杭州住在灵隐寺，并任职浙江省佛教会及杭州市佛教会，“对于佛教界的一切内幕，看得更为清楚，才知道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下面要谈改革佛教教务是办不到的。”在他看来，“社会经济基础未变，旧有的一切，结合在一起，……牢固不化，唯心的改革想法，决不会成功的”。他直叹太虚大师“几十年奔走呼号，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者，受了时代的限制之故也”。但革命的时代终将来到，“人民解放军，不久解放全中国，佛教的现状必将打破，以后如何做法呢?”1948年春，巨赞法师在香港讲完经，就到台湾去考察日本化的佛教究竟如何。一个月下来，他认为日本化的佛教是有问题的。因此，“改革中国佛教教务，应配合时代重订合理的办法，日本化只能供参考而已。”

1949年4月3日，巨赞法师和李济深夫妇、吕集义先生等，同船自香港北上，13日抵京。抵达北京后，面对诸多质疑，巨赞法师抱定“为佛教”的信念，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与讨论，用“北京市佛教同人”的名义，上书毛主席及各民主党派，倡议改革全国佛教。该倡议中，除了欢喜赞叹新时代的降临之外，深入批判了传统佛教“由封建地主而商店化、家庭化，格外加强了迷信与没落的倾向”。在指出佛教“无神”又主张“实践无我”的本质与时代精神深相吻合的同时，呼吁“在新中国的国土上，出现了佛教的新姿态”，以促进“全国的完全解放和世界革命的进展”。更为具体的佛教改革设想，巨赞法师则是明确、清晰地提出了“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作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标。生产化可以打破旧时各寺院封建的经济组织，学术化则加强佛教徒对于佛教的认识与正信以破除迷信。封建的组织与迷信的愚昧既已毁弃，佛教革命的本质，才能完全流露。”为切实有效地推动佛教的“生产化”与“学术化”，巨赞法师积极成立麻袋厂、创办《现代佛学》、推动中国佛教协会的筹备。其中的“生产化”，尤其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

成立“大雄麻袋厂”，组织比丘、比丘尼做麻袋，是巨赞法师探索新时期佛教出路的积极尝试。当时，摆在他面前的现实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前，佛教徒的生活是靠信众布施供养，现在佛教徒没什么钱，信的人也少了，新中国佛教徒的生活怎么办?经济来源怎么办?土改后，寺院也没有土地了，佛教徒的生存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虽然“农禅并重”已经无农可务，但“农禅并重”的精神——自己劳动养活自己——可以传承。于是，巨赞法师想到了把一些僧侣组织起来做麻袋，“想试验一下看行不行”。结合后来佛教界的“工禅”实践，巨赞法师成立的“大雄麻袋厂”，颇有开风气之先的意味。

巨赞法师曾总括自己的思想与认识为4点：“一、我从小就爱好佛学，改革全国佛教教务是我的素愿。二、佛教教务的改革是必然的，但必须吸收佛教界优秀的素质，作为基本精神。……三、事上磨炼，正是入德之门，决不妨碍，也可以说就是真正的修行。相反的，离开了事而想求入理，则是钻牛角尖，愈钻愈窄，最后必定断送了自己的慧命。四、改革佛教教务非但是佛教界的当务之急，并且也是一般社会认为问题甚大，而且非常需要的。”新的时期，新的使命，佛教自然也应该有新的形象。改革，是植根于巨赞法师灵魂深处的“种子”。他的探索，实际上体现着新时代人间佛教的基本情怀。在对未来的人生境界与社会理想的期许中，人本的关怀与创造的精神，构成了人间佛教的基本维度。在这样的视野下审视巨赞法师的佛学思想与佛教实践，巨赞法师无疑是时代卓越的代表者。

 　将此身心奉尘刹：　缅怀佛教改革家巨赞法师　

■北京大学宗教学系王颂

一代高僧巨赞法师曾在一篇报告中，引《楞严经》的著名偈颂“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以明志，可以说，这也是对巨赞法师实践“人间佛教”理想、积极入世弘法的辉煌一生的高度概括。

明清以降，在封建专制统治的粗暴干预下，佛教日趋衰落，在形式上呈现为经忏佛教、香火道场，在思想上万马齐喑、百花凋落，曾经孕育出无数思想大师、领时代风骚，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佛教，竟然堕落为山林化、鬼神化的民间信仰，这不得不令人扼腕。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救亡图存的主旋律下，佛教又险些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在此危急关头，以巨赞法师等为代表的一代高僧大德，铁肩担道义，为佛教的复兴而奔走，为佛教的改革而呐喊。

巨赞法师在太虚大师的举荐下出家受戒，其思想与践行也受到太虚大师的重要影响。巨赞法师对中国佛教现实与未来的研判就是“改革”二字，其主张浓缩为著名的“生产化”和“学术化”两大纲领。

“生产化”主要针对僧人不事生产劳动，以经忏法事为业的弊端。与“新文化运动”时代的诸多批判性思想家一样，巨赞法师特别痛恨国人慵懒的作风，他认为这种歪风也危及戕害了佛教。他说：“生产化是僧徒各尽所能，生活自给”，“我觉得目前一般僧徒之几乎完全无知无识，原因是在懒，……生产化增加了僧界的健康，把懒的魔鬼从佛教界里驱逐出去。”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是说：“所谓佛教界的改革，也就是佛教界的整风。现在先从‘歪风’说起”，第一条歪风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学术化”一方面是对僧人不学无术等现实弊端的反省，一方面则受到当时流行的进化论、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一点较为复杂，与巨赞法师的学识和思想背景密切相关，也是理解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改革事业的重要线索。

概略而言，民国时代的高僧大德无不痛切地感受到当时佛教的现实弊端，无不热切地希望重振宗风。就这一点而言，他们都是改革派，并无新旧之分。但在思想方法与行事步骤方面，他们之间又有显著的差异。太虚大师、巨赞法师等“改革派”与圆瑛法师等“保守派”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他们全然不同的知识背景与话语体系。就巨赞法师而言，他的博通古今、内外、中西，是广为人所称道的。他曾与汤用彤、吕澂、熊十力等一代宗师探讨佛学问题，他掌握英、日、德、俄等多门外语，他的著作中不但有对先秦诸子与宋明理学的探讨，还有对康德、费希特、马丁路德等西方哲人的引用与分析。这样的才学与见识，不但在近代高僧中显得特别突出，即便置于硕学鸿儒之列，也毫不逊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博学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知识汲取的层面上，他还能自觉地运用新思维、新方法，充做他改革佛教的思想武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吸收，就是一个显著的实例。

一个出家僧人与唯物辩证法，这表面上看多少有些违和，也让一些人“诟病”。迄今为止，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宗教界，总是喜欢从政治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但笔者以为，巨赞法师宗教信仰的坚定性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接受与运用，在他看来不但与信仰丝毫不矛盾，还是推动信仰的重要助力。

巨赞法师曾经有一段话探讨随机说法和适应时代，在笔者看来，是对他改革思想的原则性提炼。他说：“第一、随机说法或新的适应，并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做潮流上的死猫死狗’。第二、要先立定一个明白的一贯的中心，由此而对着现前的环境，解释一切，衡量一切。第三、不能穿凿附会，故意歪曲以媚俗求荣，在理论上这样，在生活行为上也这样。”

这3条原则中的第二条明确提出：要确立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心”，或曰思想主义、或曰立场方法，并以此来对应时代，“解释一切、衡量一切”。这样的思想，可以说是贯穿了巨赞法师的一生。他经过对“五四”以来传入的多种西方思潮的比较与分析，琢磨它们与佛法的适应问题，最终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接受了唯物辩证法，此后始终不渝。即使在经历了“文革”浩劫，身心受到摧残，包括佛教界在内的有识之士集体反思极左思潮危害的时代背景下，巨赞法师仍然没有放弃这一思想方法。可见他接受唯物辩证法，并不是为了什么争取政治进步、表态站队，而是由衷信服、自觉运用，将之确立为那个“明白的一贯的中心”。就人格与思想的操守而言，这一点反而让我们感到敬佩。

第一条是对立场原则的坚守。例如，巨赞法师曾多次提出“精兵简政”的口号，反对盲目扩大僧尼队伍，甚至主张要淘汰部分不合格的僧众。他说，历史上佛教鼎盛的时期，僧人群体并不庞大，僧人的多寡反而是与佛教的兴衰成反比的。僧员冗多恰恰造成了佛法凋零、戒律松弛、法难濒临。为此，他提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可以通过丛林佛教与居士佛教相结合、扶植居士佛教的办法来弥补僧人的不足。但是，他的这一主张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佛教尊重僧宝的传统立场，相反，他对此还特别坚持。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阶段，就佛教界代表的名额问题，巨赞法师曾专门致函李维汉同志，强调：“依佛教经典，出家僧尼主持佛法，而在家居士护卫佛法，故僧可为一寺之住持，而居士仅称护法。近数十年僧尼中固不乏高明之人，而一般素质，每况愈下，其信仰学识，颇有远在居士之下者，惟其主持佛法之身份，则始终不渝。……则政协佛教代表，应以出家僧尼为主，其理亦甚显然。”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他对传统与现实关系的辩证态度。

至于第三条原则，巨赞法师自己解释说，坚守戒律是佛教复兴的底线。他提醒教界：“印度佛教之所以亡，除理论失掉中心的原因以外，戒律不振，僧徒生活流于放纵亦一重大原因。”这也是他对日本佛教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端的观察和反省。在中国佛教协会筹建的过程中，以及随后的佛教改革规划中，他始终强调这一原则。

由此可见，巨赞法师提出的两大改革纲领，继承了太虚大师“三大革命”的精神，在具体主张上则成一家之言。透过两大纲领，我们可以看到巨赞法师独特的改革思想。虽然与巨赞法师的时代相比，我们对佛教改革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但他的思想和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佛教徒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在党和国家英明的宗教政策的指引下，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在全国高僧大德和爱国爱教信众的拥护与参与下，佛教获得了空前发展，开创了崭新而可喜的局面。但我们也要意识到：现实仍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甚至潜伏着危机;自近代发轫、由巨赞法师等大德开创的佛教改革运动仍然未能全面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