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故事:星云大师 我一生与病为友
贫僧从小说来应该是一个健康宝宝,但眼耳鼻舌身心六根,也好像经常大病、小病不断。算起来,一生的岁月里一直都在「与病为友」。
人生,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但生病也是很难避免,所谓「英雄只怕病来磨」,再怎样有钱、拥有多少亲人,当疾病降临到你的身上,你也没有办法拒绝。有钱的人,可以医药治疗,甚至到国外就医;有些疾病需要物理治疗,甚至有些麻烦的疾病也需要心理治疗。因为有的人意志不够坚强,稍微有一点小病就内心恐慌;假如能够与病搏斗,从意志上的坚强,到心理上的建设,疾病也会减少。
贫僧自信健康,但是,人有了这一个四大五蕴和合的身体,吃的是五谷杂粮,怎能不生病呢?说来,贫僧有过的毛病,都与上述方式有关,但无论大小病况,可以说都用「时间治疗」。因为没有金钱财力寻找医师,那时也无健康保险,只得用「时间治疗」,逼得自己与病相互尊重,才能彼此稍获安宁,所以就把它名为「与病为友」了。
幼儿时期的疾病,早已不复记忆,只记得十岁以前,每到七月生日的时候,整个人就会恍惚,不是头痛,就是昏沉,好像瘟疫降临到自身一样,总觉得这一天过得毫无感觉。不过,只要睡它个半天,就没有事情了。所以,我后来就不太喜欢过生日。说得迷信一点,每到生日这一天,大概是过去世的子孙在祭拜吧,不然,怎么会只害病一天,就忽然痊愈了呢?
在记忆里,出家前,每一年都会有一到二次眼睛红肿疼痛,大人们也没有说必须去找医师治疗,在我幼小的年龄,也不懂得有病还可以去医治。「医生」、「治疗」这两个名词对我来说都非常陌生。但也奇怪,每一年的眼疾,只要一个星期,几乎也不多一天,也不少一天,就自然会好。现在回想起来,这不都是如朋友相聚一样吗?当然,好聚好散,也就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了。
贫僧的童年并不嗜好零食,也没有余钱买零食,并没有像一般儿童因为喜欢吃糖而有牙痛的疾病。但出家前后,最常见的毛病就是牙疼,不是这颗牙齿发炎,就是那颗牙齿蛀牙。最初的牙痛也是几天,不要一个礼拜就好,但到了十五、六岁,因为蛀牙,牙齿有洞,每逢饭食,米粒卡在洞里,压迫到神经,疼痛实在难忍。
因为出家的生活非常严谨,也不敢告诉别人,总觉得牙齿是很坚硬的东西,怎么会有洞呢?这实在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每次吃饭也不敢咀嚼,只有囫囵吞食,以免除疼痛。若再加上舌头破烂,前后也有好多年,可以说,不与病为友又奈何呢?
十七岁那一年,也懂得舞文弄墨了,我在日记上描述了牙齿疼痛的情况,给一位爱护我的老师看到以后,他就怪我,你怎么不早一点说明呢?他转告给我师父志开上人知道,我师父才对我说,你可以到南京治疗。我在栖霞山出家,距离南京城还有数十公里,我从来没有去过,师父就从栖霞山坐火车带我到南京,找到牙医为我治疗。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牙齿有病可以治疗,也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接触到医生。当然,牙医师用石膏填补蛀牙,后来也就没事了。之后的岁月,难免也有掉牙齿、神经疼痛的情况,如今年近九旬,口中的牙齿,还是有几颗可以帮助咀嚼饭菜,我不同牙病为友,哪里到现在还能有这种功能呢?
至于有人说,饭食不经过咀嚼,不容易消化,对肠胃不利,在贫僧一生当中,其它的疾病不断,但是肠胃从来不曾跟我为难,彼此尊重,倒也没有犯过什么毛病。不过,在贫僧的记忆里,还在大陆的时期,比较严重的就属疟疾了。
每逢疟疾来袭,再热的夏天,一冷起来,就是盖了几条棉被,都抵抗不住。时冷时热,真是苦不堪言。那时候的我,也不懂得如何应付,只有来的时候让它来,去的时候就让它去,大概都是十天、半个月,或者二十天,就自己痊愈了。
在我要离开栖霞山前,应该是十七岁那一年,疟疾发病的情况最为严重,持续了一、二个月之久。我当然不懂,也不敢投诉,在那个时代,好像也没有听说别人有这种疾病,我没有医疗常识,不知道病的原因,只好任其自然发展。每天到了一定的时间,寒热交加,实在难以抗拒,好像死亡就要降临。
有一天,正在奄奄一息、意识模糊的时候,有一位和我差不多年龄的沙弥,大概是我师父的侍者,他送来半碗咸菜,在我的病床前说,这是你的师父叫我送来给你吃的。
那个年代岁月,哪里有什么好的饮食?尤其重病的人,那半碗咸菜,真是比什么珍馐美味还要有价值。我边吃边流泪,在心中发愿:师父,您怎么知道我有病呢?您怎么送这么好吃的咸菜给我呢?我誓愿将来一定要做好出家人,弘法利生,报答您慈悲的恩惠。
说也奇怪,那一次严重的疟疾没有夺走我的生命,后来就不药而愈了。甚至,以后数十年的岁月中,再也没有得过疟疾。尤其到了台湾之后,政府为了杜绝疟疾,如果有人患了这种严重的病,不但为你医疗,还可以去领赏。我真是没想到,国家社会还有这种好的方法厚待病人。
贫僧还有一段深刻的记忆,二十岁要离开焦山的时候,出了一场严重的天花,除了头部以外,全身溃烂。在那个时候,寺院里很少人看病,就是病死了,就用木板钉个像方型桌子大小的箱子装起来,送到后山,火化了事。那一次的疾病,因为皮肤长了脓疴疮,每一次脱衣服,皮肉和衣服都黏在一起,实在痛彻心扉。后来也不记得是哪一位同学,给了我两颗「消治龙」的药片,一吃痊愈。大家传说,那是因为在中日战争时期,许多死尸泡在河水里,使得水源受到污染,不少人喝了这种有毒的水而染病致死。
有一天,同学们都吃饭去了,我因为全身溃烂脓血不能走路,就坐在学院里看守门户。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大概是游客,见到我便问:「你几岁了?」我忽然想起当天是我的生日,就回答他说:「我今天二十岁。」确实,那一天正好是我七月的生日,但他大概以为我说的是「我今年二十岁」。那一刻,我也才想到,在古刹丛林度过的人生时光里,我已经活到二十岁的年龄了。
临离开焦山之时,一位普莲法师跟我们讲授生物学,在课堂上,不知道怎么提到各种病症,其中有一种叫「疑心病」。他说,很多疾病,本来没有事,都是自己疑心而增加了致病的原因。他举例说,像本来没有肺病的人,因为怀疑自己有了肺病,就真的难以治疗了。
我回到祖庭后,感到饮食没有营养,自觉自己害了肺病。从此以后,这个念头多年持续不断,每天心中不时想着:「我有肺病、我有肺病。」甚至,二十三岁到了台湾,也都还念念想着:「我有肺病。」我也曾自我安慰,又没有人传染,我又没有吐血,肺部也不疼痛,哪里会有肺病呢?但奇怪的是,「我有肺病」这个想法,怎么样都不能去除,甚至觉得这个念头会加速自己的死亡。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在无可奈何当中,忽然听到有一个人说,番茄可以治疗肺病。我一听,觉得有救了。它不是很贵的水果,又是盛产时期,于是,我买了一抽屉的番茄。早上也吃,中午也吃,晚上也吃,我在想,吃了这么多的番茄,肺病应该会好。贫僧到底有没有肺病也无从得知,不过自此之后,「我有肺病」这个念头就消失了。
贫僧说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身体的毛病,当然需要医生治疗,假如没有那个条件,只要自己有信心,具有抗拒疾病的观念,有勇气胜过疾病,信心、耐力、勇敢、无惧、乐观,也能有医疗的功用。
到了二十八、九岁,也就是一九五五年左右,贫僧为中华佛教文化馆担任环岛宣传影印大藏经的任务,自备了一台重达二十公斤的录音机。我们一路从宜兰,经花莲苏花公路、台东,到达屏东,沿途都是颠簸的石子路,我唯恐损坏贵重的录音机,为了保护它,都把它放在我的双腿上。
半个月后,到达屏东东山寺。按照佛门规矩,到了寺院,都要先在佛殿里销假礼拜,忽然就在礼佛跪拜的时候,我的两只脚疼痛难忍,几乎站不起来。不过,已经养成坚忍的性格,也不以为意,等到四十天之后,勉强回到宜兰,就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弹了。只要稍微一动,我的双膝,就如针刺般的疼痛。
信徒闻讯,好意请了省立医院的医师替我检查。医生诊断后,大致说明:这是急性的风湿关节炎,会传染全身,恐怕有死亡之虞,最好把双腿锯断,还可以保住生命,不让病情扩大。贫僧听后,也没有一点恐惧,反而心想,锯断双腿也好,就免得在外奔跑、走路辛苦,从此可以安住在寺中专心读书、写作,那也是人生快慰的事。
要锯断双腿,必须事先做一些准备,拖延了大概一个月后,感到双腿的疼痛好像减少了,觉得也不必要锯断他。后来又听信徒说,风湿病需要保暖,不能吹风受凉。从那时候起,一直到现在,无论怎样炎热的夏暑,贫僧都穿着厚厚的卫生裤,从未离身。那一次,没有经过医生治疗,也没有打针吃药,后来两条腿还是很正常的供我使用。我保护了两个膝盖,双膝也没有为难我,这不就叫与病为友吗?原来,疾病来临的时候,你不必太畏惧它,可以把它当作朋友,互相尊重,互相体贴,互相照顾,疾病和身体也会共存共荣的。在佛光山开山后,有一段时间,不时的要去小便,经常感觉肚子饿、口渴,有一个夜晚发病,完全昏迷,徒众感觉事态严重,将我送到高雄阮外科医院。承蒙院长阮朝英医师为我看诊,在他仔细检查后,他说贫僧患了糖尿病。我并没有糖尿病的常识,后来才知道这叫多渴、多尿、多饿的三多症,也叫消渴症。他又对我说:「你的胃长得跟别人不同,应该说,五百万人当中,都不容易有和你一样特殊的肠胃。」贫僧听了这话,也不觉得有什么,心想,大概是他安慰病患者的好意吧!
被宣判得了糖尿病后的好几年,贫僧一直感到体力不支,全身无力,经信徒介绍,和台北荣民总医院新陈代谢科蔡世泽医师结上了因缘。蔡主任告诉我可以先吃药,如果血糖还是升高的话,再施打胰岛素治疗。就这样,贫僧每天依照医师指示,打针吃药,从此,糖尿病陪伴我一生。靠着蔡医师给我糖尿病的知识,我对它没有过分的防备,它也没有给我过分的威胁,像朋友一样,互相好意相处,想来,这应该是最长久的朋友了。
当然,因为糖尿病的关系,起居之间,也影响到一些日常作息。医师交代徒众要照顾我的身体,并且告诫我要注意饮食,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困扰。因为一般都说,患有糖尿病的人不能吃过多的米面,避免淀粉糖类食物增加血糖的指数;但不吃米面,食不饱腹,日子实在难过。后来,我也没有太去忌口,每天照常生活,有饭吃饭,有面吃面,随缘过日子。一直到现在,贫僧血糖的指数,大约都在一、二百之间。
后来的大夫看到这些数据说:「现在你年龄大了,这还不至于有什么关系。」我在想,过去年轻的时候,也大都是在这一、两百之间的数值,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贫僧觉得糖尿病不是问题,但是要劳动、工作、运动,因为每天运动,消化了糖份,不会造成血糖过高的现象,那就应该不是什么严重的事了。
当然,到了老年,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又附带眼耳鼻舌身心都受它的影响,等于朋友交往久了,难免有彼此的意见,忍耐一些,也能相安过去。不过,这又是后话了。
除了糖尿病以外,记得好像在五十岁左右,佛光山的朝山会馆、大雄宝殿,经过十年建设,粗胚已经完成。有一次台风来袭把树木吹倒,我爬上屋顶,希望把它扶正,不小心从屋顶跌落到地上。当时不觉得怎么样,只是背部疼痛了几天,也不以为意。后来,政府倡导进入中年的公教人员和民众,都要做健康检查。在徒众们一直催促下,贫僧也去台北荣民总医院做个体检。检查完之后,已接近傍晚下班时间,一位主任医师认为我的检查结果有问题,邀约好多位相关的医疗人员来为我诊断。他吞吞吐吐,好似难以启口,最后问我:「你们出家人畏惧死亡吗?」
这个问题问得太突兀,我是来检查身体,为什么讲到死亡这个议题呢?这真是很难回答,但我又不能不回答他。如果我说怕死,他会笑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修行人;如果我说完全不怕死,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那我也太过矫情了。我就回答他说:「死亡不怕,应该疼痛比较可怕。」他听了以后终于开口:「你的背部有一块可疑的阴影,应该是不好的东西。如果真是恶性的,生命只有两、三个月而已。你明天再来重新检查一下吧。」
贫僧听了一点也没挂怀,反而跟他说:「不行,我明天在宜兰要主持一位比丘尼的告别式。」他说,那就后天好了!我说,后天也不行,因为我在南部高雄开山,已经约了工人要会议。他就怪我:「你的健康也不是不重要啊!」当然,我谢谢他的好意,就说:「那等我从高雄回来之后再说吧。」贫僧确实对自己的色身健康不是那么样的重视。我回到普门寺,时候已晚了,徒众们等得心急,纷纷问我检查结果如何。我说,今天做了切片检查。他们很讶异,问我什么是切片检查?我幽默的跟他们说,就是割一块肉下来,用刀切成一片一片检查。他们紧张的问我:割的哪一块肉?严不严重?其实,我只是吓唬他们一下,莞尔一笑而已。
我在高雄完全忘记了检查这件事情。十多天后,医师透过台北普门寺打电话追踪我的行程,好心要我一定前往医院复检。贫僧漫不经心,不感到有什么严重性的回到台北荣总,十几位医疗团队的医师已经在等候。那时,贫僧因为写作、建寺、弘法,已经有了一点名气,承蒙他们对我特别照顾,做一个彻底检查。
照过片子之后,他们问我:「你有跌跤过吗?」我想不起来是否有摔倒的往事。后来医生说明,你背后的黑斑瘀血严重,我才记起那一次从屋顶跌到地上的事。他们一听,才松一口气说:「啊,那就不要紧了,背上的黑点应该是跌伤的瘀血。」一场癌症的疑虑,也就烟消云散,好像这个朋友还没有认识相处,就离开了。
随着年岁的增长,人生的各种问题,也会不断的来访问。记得是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佛光山在台北举办供僧法会,早上贫僧在浴室沐浴更衣,准备前往参加。忽然房间内的电话响个不停,我跑着去接听,还没拿起话筒,响声就停了,于是我又回到浴室继续盥洗。这时,电话铃声又再响起,贫僧担心电话那头的人等急了,赶紧又跑着去接听,没想到电话还是没有接到,因为地上有很多肥皂水,我一不小心整个人滑倒在浴室里,跌断了腿骨。徒众们紧急把我送到台北荣民总医院,承蒙主任陈天雄为我开刀,放进四根钢钉固定。
睡在病床上,我疼痛难忍。到了半夜,见弟子心平法师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顾,我跟他说:「心平,你来睡在床上,把椅子让给我坐,我睡在这里非常不舒服。」他不敢违逆我的意思,就睡到床上去,我就坐在椅子上歇息。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起身说:「师父,不行啊!等会儿护士来打针,把我当成病人,打错了就不好了。」疼痛,让我整个人糊里糊涂的,后来如何解决这一段公案,我也不复记忆了。
从那时候起,四根钢钉就留在贫僧的大腿里,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年。每一次出国,进出海关做安全检查时,我身上没有任何金属物品,但仪器总是叫个不停。海关人员在我身上怎么搜查,就是找不出什么东西。人来人往,引起不少人注目,尴尬之余,我只有跟他们说明自己身上有四根钢钉,难道要我把皮肉剖开来给你们看吗?他们不容易懂得我的意思,多次以后,干脆也不说,任他们随意检查了。就这样,这四根钢钉一直与我和平相处,过了这数十年的岁月。
那一次的跌断腿,让贫僧尝到寸步难行的苦头,躺在病床上时却发现,可以不用会客,不用开示,就跟闭关一样,真是悠闲舒服,成为难得的享受。但同时,贫僧的管理人也增多了,一下子这个人说:「师父,那个不能吃。」一下子那个人说:「师父,你的脚要这么动。」让我倍感束缚。但看到徒弟们为我担忧、为我忙碌,不忍心拂逆他们的好意,也只有自己忍耐下来。
所以,一件事情总是有好有坏,有苦有乐,都在自己一念之间,一念善,就上天堂,一念恶,就下地狱,全看我们怎么去体会。只要看破放下,也就随喜自在了。
半个月后,有一场在日本东京宪政议事厅举行的讲演行程必须出席,我如实告知主办单位:「我的腿跌断了,只能坐轮椅,可能无法前往了。」没想到,日本《朝日新闻》的名记者吉田实先生以及好几位国会议员,一再诚恳地表示愿意做各种服务,我只有如期赴会。
到了讲演会场,竟然发现没有无障碍空间的设施,最后,由多位日本议员连同轮椅将我一起抬上讲台进行讲说。贫僧平常少有荣耀的感觉,总觉得自己只是一介僧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那许多国会议员抬我的时候,忽然兴起一个念头,过去多少年来,中国人都是给日本踩在脚下,现在你们肯得以议员之尊抬一个和尚上台,这也真叫贫僧感觉「难遭难遇」了。
三个月后,我离开了轮椅,反复练习走路,上下自如,连医师都啧啧称奇。所以,有病不要紧,只要对症下药,就能迅速的恢复健康,如果一昧逃避,即使华陀在世,也难以治好啊。
要说贫僧这一生最严重的疾病,大概就是一九九五年四月时,因为心脏冠状动脉阻塞,在台北荣总接受了冠状动脉绕道手术了。
在那之前,由于一九九二年起,世界各处佛光会陆续成立,我在全球各地奔波弘法,当然糖尿病也没有离开我,随着时间,疾病慢慢的腐蚀我的身体,损毁我肉体的结构。一九九四年八月,贫僧在南非弘法,夜里心脏忽然绞痛,当时,我已明显感觉到参与这许多活动以及说话,都要花费我许多的气力,身体的症状也已经很严重的提醒我:需要看医生了。
我忍着身体的不适回到台湾,台北荣总的江志桓医师立刻为我作了心导管检查,确定是主要供应心脏的三条大血管阻塞,一定要我立即准备开刀治疗。但是这一年已经排定了许多的行程,我答应欧美的信徒会员前往成立佛光会、主持会议,我不能随意更动,失信于信众,因为我的一生是信守承诺、永不退票。
江医师要我做慎重的考虑,他说:「难道你的身体都不照顾吗?要开刀的不是别人,更何况你的心脏血管三分之二都阻塞了。」后来,我跟医师谈妥,他们也千叮咛万交代,叮嘱我哪里要小心,哪里要注意,有什么症状时,一定要赶快回来。医师们无奈的妥协,并且护持我完成这一段不轻易更动的行程。结束之后,我又忙于过年,接着又前往菲律宾,出席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第六次理事会。
直到一九九五年四月,贫僧带着一颗沉重的心脏回到台湾,乖乖的前往台北荣总赴约,在当时的院长彭芳谷、副院长姜必宁的领导下,为我组织了一个医疗小组,包括江志桓、蔡世泽、陈国瀚等各相关科别的专门医事人员,为这一次的心脏开刀进行准备。
当时,姜必宁副院长向我介绍了几位心脏科的医师。他问我:「每一个人都很相当,你要选择哪一位呢?」我不常看病,对医疗领域的医师也不太认识,但我直觉说:「我选张燕医师。」在我想,心脏开刀,时间耗费长久,年轻、体力、医术敏捷、医学新知等,都是重要的条件。
在手术之前,他拿了一颗心脏模型,走到我的病榻前,跟我说:「我叫张燕,是你心脏主刀的医生,我并没有把您当作星云大师,我只知道您是我的病人,在开刀前,我必须把心脏的结构、关系、过程,先向您说明……」我心想,这么一位年轻的医生,说话这么率直、严肃,不过,我对他很有信心,欣赏他的坦诚、直接。
手术的日子终于来到,贫僧记得那天早上七点钟,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很安心地等待进入手术房。那个时候,心脏开刀是一件很严重的大事,看到站在一旁的徒众担忧紧张的表情,我兴高采烈的对他们竖起手来,安慰他们说:「放心,我一定会凯旋归来!」这大概也是缘于我一生在面临危险艰难的时候,都有不畏惧的勇气吧。
经过八小时,从手术室出来,进入恢复室观察。等我醒过来,看到对面的墙上,时辰钟正指著「六点」,外面有一些光线,也不知道是清晨还是黄昏。我又闭上眼睛等待,觉得过了很久,又再睁开眼睛看,时钟指著「六点五分」。我感觉好像已经过了几个小时,怎么只有五分钟呢?时钟成了我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结物,它让我知道,我没有死亡,自己还活着,因为从时钟的走动,表示我的生命还存在。
经过第一个夜晚的休养,我的情况恢复得很好,隔天就送我回到一般的病房。医生、护士教我要如何小心、如何复健,不可以摔跤跌倒等等注意事项。到了第二天,四周无人,一方面也听从医生嘱咐要有适当的活动,一方面也感到无聊,于是就下床四处走动,观察医院的建设。后来听说,看护人员吓得到处找我,遍寻不著,因为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医生也很紧张,怪我说,你不能这么快就起身走动啊。
第三天,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复原,那一天,正是佛光山丛林学院的「梵音乐舞─礼赞十方佛」要在台北国家剧院演出;我认为,佛教音乐能走入国家殿堂,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觉得自己应该前往观看,鼓舞大家的士气。但是这个想法不被医师团队允许,后来,我说动了替我主刀的张燕医师,他说他可以陪我前去。就这样,从院长到医护人员有十几人,都跟着我一同去欣赏梵呗演唱,自己也觉得非常得意。
出院以后,贫僧在台北道场设宴感谢这次照顾我的医护人员,也欢迎有缘人一同前来。原本以为大概二十多人,竟然来了近二百位,忙得厨房里的人,赶紧增加饭食菜肴,不过,我知道,那一天大家吃得很隆重,从院长、副院长、主任、医生、护士,甚至他们的家属,都非常开心。这就是贫僧与病为友的最好记录吧!
后来,因为张燕医师说可以运动,我就邀约他一同到加拿大。我告诉他,那里有洛矶山脉,我久已向往想前去一看,邀请你相陪。他一听也非常高兴,可以随行对我照顾。记得那一次有七、八人同行,大家一同畅游美西一个星期。不但贫僧与病为友,徒众们与医护人员也因病而结成好友了。
这一次的住院,是我在医院里住过最久的一次,我像一个刚进学校的学生,对这门心脏学,我是一年级生,努力的学习,每一位医事人员讲的话,卫教的知识,我都很努力配合及学习,几乎忘了自己是一个病人了。
之后,身体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况状,几乎每年都要进出医院几次。像一九九八年十月,因为糖尿病血管硬化的并发症,侵蚀了我的心脏,也侵蚀了我的双腿,让我不良于行。在信徒赵元修夫妇的建议下,到了美国休士顿美以美医疗中心(themethodisthospital),由八十多岁高龄的狄贝克(dr.debakey)医生,为我进行颈动脉血管阻塞疏通手术。在医师严正嘱咐下,手术后一个星期,我便到澳洲黄金海岸佛光缘中心闭关休养。
贫僧想,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于是在闭关的时候,带著书记们做《佛光教科书》的撰写编辑。虽然身体不良于行,还有嘴巴可以宣说佛法,也就一心一意地指导他们编写这一套书,希望让佛教徒有修学佛法的课本可以研读。
因为糖尿病久了,影响到眼睛视力模糊,右手颤抖,将近二十年前,就在台北请医师为我做眼睛镭射治疗。那时候,老旧的机器替我的两只眼睛打了三百多下,不见好转反而恶化。由于经常往来美国弘法,洛杉矶有一位旅美眼科名医罗嘉医师,医术高明,他也为我镭射,打了一、两百下都没有声音。在他悉心治疗之下,我维护住了眼睛,戴上眼镜矫正,勉强还可以看。
一九九九年,七十三岁的我,视力日渐退失,曾经也给国内眼科权威文良彦医师看诊,他告诉我:「在医界服务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糖尿病患者,在接受多次镭射治疗后,还能保有像你这样的视力。」他这样的一句话赞叹,贫僧也感到有些安慰。
后来到了美国,因为眼睛再度出血,在当地,罗嘉医师又一次为我诊疗双眼,并且进行镭射止血。他如实的告诉贫僧,生病的眼睛,就像是一件破旧的衣服,破了缝补,只会再坏,并不会变好。他要贫僧对还能用的眼睛,多给予爱护,让他多休息,让仅存的功能,维持最好的状态。
为了这双眼睛,承蒙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的关心让我到北京看诊,那许多老医师也给我很多医疗的意见。也承蒙美国迈阿密一位信徒,特地把医疗仪器搬来台湾为我医疗,他不相信不能为我医好眼睛。但是洛杉矶沈仁达医师告诉我,糖尿病是不会好的,等于头发白了,还会变回黑发吗?他的这句话,等于宣判了我那一双因为糖尿病而引起病变的眼睛死刑。从此以后,贫僧也不太去在乎它了。
后来,由于眼睛退化很快,又加上眼底钙化,几年前开始,有人站在前面,贫僧可以知道前面有个人,但是人的五官长什么样子,已经看不到了。不能看书,不能看报纸,做什么好呢?忽然想到,可以写字。凭着心里的衡量,一笔到底,不能中断,因为只要中途停顿,第二笔要下在哪里就不知道了,所以叫它「一笔字」。这也算是贫僧与病为友另外的一种成长,虽然身体的功能一直在降低,但贫僧也不以为苦,总是在生活中,创造自己的价值,学习做自己的贵人。
二○○三年三月,贫僧因为胆结石发炎引起剧痛,连夜住进高雄荣民总医院急诊室,因为高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在医护人员陪同下,又至台北荣总,由雷永耀副院长亲自操刀,为我割除胆囊。记得那次,我还在每年写给护法朋友的一封信里写下:「……从此,我已是『无胆』之人了,虽然生命去日无多,但在这个复杂的人间,还是『胆小』谨慎为好。」
二○○四年,我这个鸡皮鹤发之躯,视力比起以往更加不及。八月,在美国弘法期间,右眼确定患有白内障,又由罗嘉医师为我进行水晶体置换手术。
二○○六年四月初,我不慎跌断三根肋骨,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强忍着连呼吸都痛的伤势,按照既定行程,应邀前去浙江杭州参加首届的「世界佛教论坛」,并且进行两个小时的「如何建设和谐社会」讲演。
贫僧的坚持,让身旁的弟子担心不已,但一想到自己多宣讲,可以促进两岸来往,对未来宗教、文化、种族的和谐共融,能够略尽棉薄之力,也只有义无反顾的向前去了。因为贫僧自小从战争中走过来,知道战争的悲惨可怕,两岸人民同文同种,不可以再有战争啊!
同年十月,因为要飞往印度海德拉巴市(hyderabad)主持皈依典礼,我的主治大夫江志桓医师不放心,就在他的陪同下,我带着心律不整,和随时会有心脏衰竭之虞的色身,前往参加「安贝卡博士(dr.b.r.ambedkar,1891-1956)五十周年的纪念会」,同时主持二十万人皈依三宝典礼。
二○○七年四月,我又因为一时不小心,造成手腕骨折断裂。俗话说「伤筋断骨一百天」,在长庚骨科郭继扬医生及复健科吴宜华治疗师的协助下,将我的手固定;而那三个月,让贫僧学习如何使用一只手生活,也算是生命中一次独特的体验了。也因为贫僧常常头晕,自然要跌倒,因此跟徒众们自嘲说,我对跌倒很有经验,懂得如何跌倒,不会受伤太大,要他们放心。
除了这些大一点的毛病,小毛病也不是没有,就常有人要介绍什么医生、什么偏方。台湾南部有一位名中医,每天门诊都有大排长龙的病患等候诊治,但这位中医师对贫僧有特别缘分,常要上山来为我治疗,我都婉谢。胡秀卿女士是台湾女中医师公会的理事长,因为她从幼年信佛虔诚,看到我热心弘扬佛法,主动要做我的随身护理,但我不觉得有这个需要,所以也拒绝她的好意。
贫僧不会去听信别人有什么偏方、办法,或者什么特效药,但确实自己也有一些方法去对治一些毛病,例如:香港脚、痔疮、晕眩、感冒、止痒等。但在这里不方便公开,因为个人有个人体质的反应,在这个人适用,在那个人可能就不适合了。光是感冒,就有千百种的病菌引起,哪里能人人都适用的呢?
像有一次,贫僧应邀到基隆做一场讲演,因为感冒,咳嗽不停,一位信徒知道了,自称有特效药,可以一针见效。我虽然不喜欢打针吃药,碍于演讲在即,也不喜欢拒人于千里之外,就答应他了。哪里知道,这一针打下去之后,膀子竟然举不起来了,连脱衣服都困难,只有忍耐,几乎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渐渐好转。挂念这个信徒会被人责怪,也一直不敢说,至今这个信徒是谁,我都不敢告诉别人。
后来,一位医生告诉我,伤风感冒不用吃药对治,只要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痊愈了,坊间一些感冒成药,只是心理的安慰,实际上没有多大疗效。因此,有人要给我吃什么秘方、偏方、补药,我都只有谢谢他们的好意了。在我认为,任何疾病临身,要先检查原因,再给医师治疗,唯有正知正见,以正确的方法面对才是最重要的。
而对于有些年轻人的观念,我也很不了解。常常身体有病了,南部不看,一定到北部看,北部不看,非得要到南部看;或者是西医不看,指定要看中医;中医不看,也一定要看密医。其实,为了健康着想,看医生还是要慎重一点才好。
说起我这一生与病为友的经验,很感谢早期佛光山大专佛学夏令营的学员,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后来在世界各大城市都做了医师,像美国的沈仁义、李锦兴、郑朝洋,日本的林宁峰等,我在各地弘法、建寺,牙痛、眼睛、皮肤等小毛病,都经过他们悉心为我治疗,也没有什么大碍。
所以,我的「与病为友」的想法,觉得很有用,大病,不会来找我,小病,只要对它稍微关心一点,也不致造成什么大害,大家相互尊重,就这样一天一天迈入老年。而多少年来,这许多医师中,有中医、有西医,有信天主教的、有信基督教的,大概为我看过病的人,都成为我的好朋友。
特别是最近三、五年来,贫僧很感谢高雄长庚医院的陈肇隆院长,他是世界知名的活体换肝专家,有「换肝之父」的美誉,也是过去佛光山大专夏令营的学员。他特地为我成立了一支十多位专业医师的医疗团队。他体贴我的老迈,要医师就我,我不去就医师,要仪器就我,不要我去就仪器,免得我舟车劳顿;甚至,他们都用卡车把仪器载到佛光山为我检查。承蒙他的慈悲美意,实在让我感到相当过意不去,有时候觉得比有病的负担还要沉重。
就像美国信徒赵元修居士,他们一家族都非常诚恳热心,特别为我安排到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梅约医院作全身检查,在盛情难却之下,应允前往。这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医疗中心,听说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各国的公主、王子都在这里看病。他们的检查确实仔细,前后总共十天的诊疗当中,这里的和谐、谦让与亲切,让我深受感动,我写下了〈梅约医疗中心检查记〉一文,记录这里的所见所闻,并且刊载在《讲义》杂志上。
尽管如此,看着信徒一家人为我奔波劳动,不得休息睡觉,听说还花了几十万美金医疗费,让贫僧感到宁可以病痛,也不要浪费他们的金钱、情意。后来,他们又有好几次鼓励我再去检查,想到贫僧这个老朽之身,实在不值得他们这样耗费精力,也就婉谢他们的好意,坚持不再去了。
二年前,在一次重感冒之后,长庚医院几位医生在佛光山开山寮为我看诊,强迫我一定到医院做一次核磁共振和超音波的检查。其实这在过去,已有过多次的经验,过程也只是受一小时到半小时的折磨而已,没有感到是好是坏,贫僧也没有过问结果,就好像这个色身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一样,对它并不特别关心。因此,像医生每次检查后,总要做的一些说明,我听不懂,也不想要听,大部分都是由慈惠法师帮我听,我想,几十年下来,他应该听成具备各种医药常识的专家了。
但这一次,医生们神情紧张,非得要贫僧去医院做更精密的检查。记得那是在一间医疗室里,十几名医护人员围着我,过程中,一下子这个人要我这样,一下子那个人要我那样,一会儿是提手,一会儿是抬脚,这时候翻过来,那时候又转过去;我心想,横竖自己也看不到,就听任他们的安排,统统照做。我知道他们的好意是为了对身体每一个部位做仔细检查,但在我,忽然感觉到,过去的屠宰场杀猪宰牛,也不过就是这样吧。
我不禁感慨,人生不就是如此吗?生死存亡一线间,每个人面对老病死生都是平等的,到了最后,什么功名富贵、权力地位,没有什么大不了,也不值得去恐怖畏惧了。
因此,贫僧这一生的疾病,可以说也是经常有之;因为不介意,「与病为友」这个想法,让自己虽有病痛,还不致于如临大敌,倒也相安无事,过得很顺利。如今年近九十,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这大概与贫僧从青少年起,就在苦难岁月里成长,觉得世间也不是怎样美好、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有关吧!
而在佛教里,死亡也不是没有去处,在我们的看法,死亡不是消灭,而是像移民一样,所谓「往生」,就是从此处移民到彼处;又好像汽车零件,这个零件坏了,换另外一个零件;这个身体坏了,换另外一个身体,这应该都是好事,不必那么悲伤。
但大部分的人认为,生死是人生大事,事实上,在生命过程中,人之生也,何必欢喜?生了不久不是要死吗?人之死也,何必悲哀?死了不是会再生吗?所以,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命是不死的,是一种轮回,是无穷无尽,看得淡泊,像春天播种,如夏秋生长,似冬天枯亡,这些转换改变,也是一桩平常的事情而已。好比气候有春夏秋冬,物质有成住坏空,人生有老病死生,又何必分别计较,那样看不破呢?
因此,佛教讲「生老病死」,在我的体会,应该把它改做「老病死生」。因为讲「生老病死」,死了好像就没有了;假如改成「老病死生」,生了以后会死,死了之后还会再生,生了就有希望,就有未来。
我非常欣赏一位老太太要过世的情形,国外的儿女子孙都回来围绕在她的病榻前面,她望望子女说:「我想喝杯酒。」儿孙们为了满老人家最后的愿望,就倒了一杯酒给她喝。
喝过酒后,她又说:「我想抽根菸。」一位信仰西方宗教的儿子就说:「妈妈,你患了重病,不宜吃菸。」旁边的儿女就说:「你不可以这样讲,妈妈欢喜要吃菸就让她吃吧!」于是拿支菸给妈妈。
这位老妈妈在喝了酒、吃过菸之后,说了一句「人生真美」,就含笑而去了。到底她是带着病友而去呢?还是病友陪她同去呢?这就不必深究了。
想到贫僧一生虽与病为友,但没有罣碍,生病时,也不觉得自己生病,所谓「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就能够「远离颠倒梦想」,《般若心经》实在是最好的人生观。所以,贫僧常说的四句话:「冷不怕,怕风」,这是在大陆过冬的感受;「穷不怕,怕债」,这是贫僧童年的回忆;「鬼不怕,怕人」,这是社会历练的教训;「死不怕,怕痛」,应该就是贫僧现在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至于也有人问贫僧,既是修行人,又号称「大师」,怎么也会有这么多疾病呢?其实,佛陀早就说过,修道人要带三分病痛,才知道发道心。所以,疾病也是我们修道的增上缘,不要排除它,与病为友,才是最好。用《金刚经》的话来讲:佛说有病,即非有病,是名有病。而这《金刚经》的妙义,就需要参详,才能断疑生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