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力更召，延续300年的蒙古语诵经

梅力更召今貌。资料图片 

风景幽雅的梅力更召背靠阴山山脉乌拉山南麓，为藏汉融合的建筑群落，是内蒙古西部地区一处规模较大的宗教圣地。

梅力更召建筑群建于公元1677年，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梅力更召自一世葛根(住持)迪努瓦主持佛事以来，和该召庙（蒙古族藏传佛教寺庙）一世法王乌格力贡达来一起，把梵、藏文经书编译成蒙古文经书，并且在当时推行蒙古语诵经，用蒙古语举行法会。后来在清政府和西藏佛教上层阶级的双重压迫下，曾经在蒙古地区用本民族语言诵经、召开法会的一些寺庙相继被迫关门或者转用藏文诵经。但是，梅力更召坚持了下来。其中贡献最大的人，是梅力更召第三世活佛罗布森丹碧佳拉森，“梅更力召”之名也是因其俗名梅力更巴特尔而来。

乌拉特部修建了梅力更召

藏传佛教被蒙古族接受，要追溯到13世纪中叶的元初时期。在此之前，蒙古族一直信仰草原上延续了2000余年的原始宗教——萨满教。随着元朝的兴起和壮大，蒙古族的原始宗教、文化开始遭到多种文化和宗教的撞击，藏传佛教就是在这个时代开始走进蒙古族当中的。

公元1253年，忽必烈在六盘山接见了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在八思巴的影响下，不仅忽必烈本人，包括他的王妃等家族成员，都成了藏传佛教信徒。公元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任命八思巴为国师，藏传佛教开始在蒙古贵族上层流传。但是在民间，普通牧民还是信仰萨满教。

到了明代，在青海大草滩一带游牧的蒙古贵族阿拉坦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渐渐地，索南嘉措把藏传佛教在整个蒙古高原推广开来。

当时，一些蒙古族高僧试图将藏传佛教改变成具有浓厚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蒙古佛教，并且为此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始终未能如愿。17至18世纪间，一些曾经在蒙古地区用本民族语言诵经、召开法会的寺庙也一个接一个地被迫关门或者转为用藏文诵经。

17世纪中叶，蒙古族乌拉特部奉清朝政府指令，从故土呼伦贝尔大草原迁移到阴山山脉西部——乌拉山南北、黄河北岸，也就是从现在的包头市东河区以西及北，石拐区、固阳县的一部分到现在的阿拉善盟一带。

据《梅力更召创建史》记载，乌拉特部在呼伦贝尔时，即17世纪40年代左右已经开始信奉藏传佛教。后来，他们邀请了呼和浩特小召寺一世乃齐陀音呼图格图的弟子迪努瓦到乌拉特西公旗(现乌拉特前旗)主持佛教事务，并且在黄河边为迪努瓦建了一座小庙，取名昌梵寺，即现在的梅力更召。1705年，寺院迁至现在的位置，由清朝理藩院管理，由乌拉特西公旗扎萨克镇国公供养。

三世葛根开创、规范蒙古语诵经

梅力更召自一世葛根（住持）迪努瓦以来，就开始推行蒙古语诵经。但对寺院蒙古语诵经贡献最大的人，是梅力更召第三世活佛罗布森丹碧佳拉森。

罗布森丹碧佳拉森（公元1717－1766年），诞生在乌拉特部一个普通牧民家中，父母为他取名梅力更巴特尔。5岁时，梅力更巴特尔被青海塔尔寺活佛阿嘉认定为乌拉特西公旗梅力更召活佛的转世灵童，于是被迎请到召庙坐床，继承法位，并取佛家法名为罗布森丹碧佳拉森，被册封为梅力更召第三世葛根（住持）。

罗布森丹碧佳拉森有很高的佛学造诣，在康熙皇帝召集全国最有学问的高僧大德到京城翻译《甘珠尔经》和《丹珠尔经》时，罗布森丹碧佳拉森因有出众的表现，受到康熙的赏识。康熙当即赐名梅力更召为“广法寺”，罗布森丹碧加拉森也被授予“敬神喇嘛”。因罗布森丹碧佳拉森的俗名叫梅力更巴特尔，蒙古语的意思是“聪明、智慧”，当地的牧人也把“广法寺”俗称为梅力更召。

在罗布森丹碧佳拉森主持梅力更召庙务期间，梅力更召达到顶盛。在这位高僧的主持和直接参与下，梅力更召的喇嘛们在前人基础上，重新翻译和编著了大量梵、藏文佛教经典和蒙古文经书，并完善了蒙古语诵经的各项规章制度。例如寺庙每年举行的诵经法会，全部使用蒙古语，从未间断。喇嘛们进行学位答辩时也用蒙古语。同时，罗布森丹碧佳拉森将歌颂神佛的大量诗词，改编成诵经特定的韵律，还谱上了具有蒙古族特色的曲调，自成体系，独具一格，并且将它发扬和推广，成为乌拉特部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梅力更召蒙古语诵经的存在，在蒙古语发展史上、在蒙古语古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今天的研究发现，罗布森丹碧佳拉森编译的蒙古语诵经与旧译文相比，突出特点是经书更加蒙古化，语言生动、句式押韵、通俗易懂。同时，他还为大多数经文谱写了乐曲，使蒙语诵经法则更加完善。可以说，梅力更召蒙古语诵经已经超出了宗教本身的界限，成为蒙古民族整体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