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西传南传的交会地

法隆寺经幢。时宽兵摄

站在市区江南法隆寺高高的经幢前，四周是萋萋的野草和刚刚生发的植物新叶。这座高6.3米的经幢，已经见证了1150多次草木枯荣、生死幻灭。注视着经幢上怒目圆睁的金刚、长袖飘飘的飞天，身边是婴啼犬吠、引车卖浆的市井气息，耳畔仿佛还能听到穿越1000多年时光传来的诵经声。

法隆寺经幢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其时，离公元845年开始的唐武宗灭佛不过10多年。这10多年时间就像是佛教从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的一个缩影：几起几伏，屡毁屡兴。

佛教南传的重要节点

一般认为佛教是沿着西域丝绸之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但据市博物馆赵一新介绍，从浙江一带的考古发现，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寺庙或者佛教器物。比如东阳古吴宁城遗址不远处的法兴山上曾经有一座法兴寺，法兴寺建于东汉时期。东汉桓帝时期中原的佛教才刚刚流行，从常理上推论，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克服自然、社会环境上的种种困难，从中原传播到江南。

于是，就有了“佛教南传”的理论。持佛教南传理论的最著名人物当属清末的梁启超。

佛教南传和另一条“丝绸之路”有关。赵一新认为，从南方沿海出发，到东南亚、南亚等地存在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路的时间还早于始于张骞出使西域才发端的陆上丝绸之路。考古发现，温州、东阳、辽东半岛与韩国、日本、印度以及地中海沿海地带存在着一种形式非常相似的墓葬：石坟墓（石室墓）。这种高度相似的墓葬形式证明当时这些地区就存在某种形式的交流。

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也就不排除佛教通过海路传播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可能。而且和佛教西传不同，佛教南传走的是大众草根路线，从三国时期的墓葬出土物品可以得到证明。

金华和武义曾经从三国墓葬中出土过几个陶质“谷仓”（放五谷种子的一种陪葬品，古人认为人死后还要继续耕种）。谷仓上的人物造型、服装都和印度相类似，比如和印度相似的排箫乐器，还有印度神话中的神猴造型，最重要的是出现了趺坐莲花座的僧人形象。从普通人的墓葬中出土佛教器物，证明东汉末年，最晚三国时期，浙江和金华一带佛教在普通阶层就已经比较流行。

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虽然番禺（今广州）已经是一个大港口，但两广地区仍然是蛮荒之地，在其后数百年间仍是流放犯人之所，贬谪的官员视去两广海南为畏途。江浙一带则介于两广和中原之间，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但上层社会又不是很发达，传播佛教不会遭到高层的打压，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具有天然的优势。

历史上的佛教名人

说到佛教南传，还有个著名的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达摩祖师。达摩是禅宗初祖，很多武侠小说还将其描写为少林寺的创派祖师、少林寺七十二绝技的发明者。

据说达摩在南朝梁朝时乘船从印度到达广州，现在的广州荔湾区华林寺附件，还有一个“西来初地”的牌坊。当时的当政者是梁朝开国皇帝梁武帝。梁武帝也是个有趣的人物，他笃信佛教，为了弘扬佛教，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满朝大臣为了替他“赎身”，前前后后花了几万万钱，将国库给掏空了。

梁武帝和金华也有不小的渊源。他的国师慧约禅师俗姓娄，是金华人，他的家族“祖世蝉联东南冠族”。慧约禅师被梁武帝尊为国师前，是金华智者寺的方丈。慧约禅师和义乌的傅大士为佛教汉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达摩听说梁武帝崇信佛教，北上建康（今南京）与梁武帝论佛，因为话不投机，就“一苇渡江”到了北魏治下的嵩山，面壁九年。

据婺城区文管办副研究员刘金发研究，达摩到达建康前，曾在金华驻锡过一段时间，《金华县志》《义乌县志》《汤溪县志》中均有记载。县志将其称为“嵩头陀”，意味在嵩山修行的和尚。三个县志的记载大同小异，《金华县志》载：“嵩头陀，名达摩，梁天监中来婺双林北四十里岩谷间，为创香山寺及建灵刹。”义乌《傅大士文集》则记载：“法师（嵩头陀）却还龙丘岩寺，及入灭。大士心自知之，乃谓弟子曰：‘嵩公已还兜率天宫待我，我同渡众生之人，去已尽矣’。”龙丘，因汉代金华名人龙丘苌而得名。龙丘苌隐居在今婺城区汤溪九峰山，九峰山因此又名龙丘山，龙丘岩寺就在九峰山。若记载属实，达摩的圆寂之地就在九峰山。

东汉末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能够在中国扎根并且逐步流行，和整个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在这个跨度400来年的漫长时期中，战乱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和平的时间。广大民众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渴望有精神寄托，能够自我安慰、自我超脱。在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宣扬来世、讲究善有善报的佛教就有了用武之地。

随后的唐宋时期，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佛教在完成本土化后也进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就有了金华的万佛塔等佛教建筑。上世纪50年代，万佛塔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佛像和佛教器物，可谓是金华佛教的一个高峰，元代的天宁寺，则是金华现存最古老的寺庙。

来源：金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