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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

佛教西传南传的交会地

法隆寺经幢。时宽兵摄

站在市区江南法隆寺高高的经幢前,四周是萋萋的野草和刚刚生发的植物新叶。这座高6.3米的经幢,已经见证了1150多次草木枯荣、生死幻灭。注视着经幢上怒目圆睁的金刚、长袖飘飘的飞天,身边是婴啼犬吠、引车卖浆的市井气息,耳畔仿佛还能听到穿越1000多年时光传来的诵经声。

法隆寺经幢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其时,离公元845年开始的唐武宗灭佛不过10多年。这10多年时间就像是佛教从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的一个缩影:几起几伏,屡毁屡兴。

佛教南传的重要节点

一般认为佛教是沿着西域丝绸之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但据市博物馆赵一新介绍,从浙江一带的考古发现,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寺庙或者佛教器物。比如东阳古吴宁城遗址不远处的法兴山上曾经有一座法兴寺,法兴寺建于东汉时期。东汉桓帝时期中原的佛教才刚刚流行,从常理上推论,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克服自然、社会环境上的种种困难,从中原传播到江南。

于是,就有了“佛教南传”的理论。持佛教南传理论的最著名人物当属清末的梁启超。

佛教南传和另一条“丝绸之路”有关。赵一新认为,从南方沿海出发,到东南亚、南亚等地存在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路的时间还早于始于张骞出使西域才发端的陆上丝绸之路。考古发现,温州、东阳、辽东半岛与韩国、日本、印度以及地中海沿海地带存在着一种形式非常相似的墓葬:石坟墓(石室墓)。这种高度相似的墓葬形式证明当时这些地区就存在某种形式的交流。

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也就不排除佛教通过海路传播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可能。而且和佛教西传不同,佛教南传走的是大众草根路线,从三国时期的墓葬出土物品可以得到证明。

金华和武义曾经从三国墓葬中出土过几个陶质“谷仓”(放五谷种子的一种陪葬品,古人认为人死后还要继续耕种)。谷仓上的人物造型、服装都和印度相类似,比如和印度相似的排箫乐器,还有印度神话中的神猴造型,最重要的是出现了趺坐莲花座的僧人形象。从普通人的墓葬中出土佛教器物,证明东汉末年,最晚三国时期,浙江和金华一带佛教在普通阶层就已经比较流行。

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虽然番禺(今广州)已经是一个大港口,但两广地区仍然是蛮荒之地,在其后数百年间仍是流放犯人之所,贬谪的官员视去两广海南为畏途。江浙一带则介于两广和中原之间,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但上层社会又不是很发达,传播佛教不会遭到高层的打压,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具有天然的优势。

历史上的佛教名人

说到佛教南传,还有个著名的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达摩祖师。达摩是禅宗初祖,很多武侠小说还将其描写为少林寺的创派祖师、少林寺七十二绝技的发明者。

据说达摩在南朝梁朝时乘船从印度到达广州,现在的广州荔湾区华林寺附件,还有一个“西来初地”的牌坊。当时的当政者是梁朝开国皇帝梁武帝。梁武帝也是个有趣的人物,他笃信佛教,为了弘扬佛教,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满朝大臣为了替他“赎身”,前前后后花了几万万钱,将国库给掏空了。

梁武帝和金华也有不小的渊源。他的国师慧约禅师俗姓娄,是金华人,他的家族“祖世蝉联东南冠族”。慧约禅师被梁武帝尊为国师前,是金华智者寺的方丈。慧约禅师和义乌的傅大士为佛教汉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达摩听说梁武帝崇信佛教,北上建康(今南京)与梁武帝论佛,因为话不投机,就“一苇渡江”到了北魏治下的嵩山,面壁九年。

据婺城区文管办副研究员刘金发研究,达摩到达建康前,曾在金华驻锡过一段时间,《金华县志》《义乌县志》《汤溪县志》中均有记载。县志将其称为“嵩头陀”,意味在嵩山修行的和尚。三个县志的记载大同小异,《金华县志》载:“嵩头陀,名达摩,梁天监中来婺双林北四十里岩谷间,为创香山寺及建灵刹。”义乌《傅大士文集》则记载:“法师(嵩头陀)却还龙丘岩寺,及入灭。大士心自知之,乃谓弟子曰:‘嵩公已还兜率天宫待我,我同渡众生之人,去已尽矣’。”龙丘,因汉代金华名人龙丘苌而得名。龙丘苌隐居在今婺城区汤溪九峰山,九峰山因此又名龙丘山,龙丘岩寺就在九峰山。若记载属实,达摩的圆寂之地就在九峰山。

东汉末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能够在中国扎根并且逐步流行,和整个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在这个跨度400来年的漫长时期中,战乱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和平的时间。广大民众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渴望有精神寄托,能够自我安慰、自我超脱。在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宣扬来世、讲究善有善报的佛教就有了用武之地。

随后的唐宋时期,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佛教在完成本土化后也进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就有了金华的万佛塔等佛教建筑。上世纪50年代,万佛塔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佛像和佛教器物,可谓是金华佛教的一个高峰,元代的天宁寺,则是金华现存最古老的寺庙。

来源:金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