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百八十寺 南京与中国的佛教文化

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拥有2480余年的建城史和1780多年的佛教文化发展史。它既是古代中国出现佛教活动的最早城市之一，也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研究中心。“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既是人们对当年佛教兴盛的追忆，也是南京以弘扬佛教文化隆盛于中国的佐证。从东汉末年佛教东渐江南，到清朝末年杨仁山建立金陵刻经处，南京在中国佛教文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丰厚的佛教文化底蕴，众多的佛教文化遗存，以及最新考古发现的长干寺地宫瘗藏的圣物佛顶真骨，使得南京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佛教之都。

江南首寺

建初寺的建立开风气之先,为初来江南沙门提供了生活起居之地和佛事活动的方便。

佛教文化流入南京,始于东汉献帝(189-220年)末世。自孙权建立东吴政权定鼎建业(南京)之际,佛教南渐。

公元222年,精通汉文、梵文等六国语言的西域大月支(氏)人支谦从洛阳来到吴地,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十分器重,拜为博士。支谦就在建邺传授佛教,翻译佛经。这可以说是南京佛教初传,也是佛教在吴地正式传播的开始。

东吴赤乌十年(247年),西天竺沙门康僧会至金陵,营建茅庵,设立佛像,进行传道。当时吴人初见佛门僧人,观其形貌衣饰奇异,怀疑有诈。孙权在得到禀报后,马上召见康僧会,问他“你传之道,有何灵验?”康僧会说:“佛祖仙去,转眼已过千年。他的遗骨舍利,依然神光照耀。从前,印度阿育王建起寺塔八万四千座,就是为了彰显佛祖的遗教风化。”孙权不信,说:“如果你能得舍利,我就为你建造寺塔,如果是虚夸妄语,国有法规,你必受刑。”康僧会要求孙权给他七天的时间。他和僧徒们洁斋静室,把铜瓶放在几案上,烧香礼请舍利。七天过去,铜瓶内悄无声息。康僧会请求再给七天,孙权同意了。结果舍利依然没有被请来。康僧会再次要求孙权给他第三个七天。孙权勉强准许。康僧会对法门属众说:“宣尼(孔子)有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法灵应降,而吾等无感?现在怎能面对国王的法令?只有誓死为期了!”第三个七天的晚上,还是没有见到舍利出现,所有僧徒,莫不震惊恐惧。到了五更之时,忽然听到瓶中有声响,康僧会立即前往观看,瓶中果然获得舍利。

第二天,康僧会把舍利献给孙权,举朝文武大臣一起前来观看,五色光芒,照耀到瓶外。孙权拿起装舍利的瓶子,把舍利倒在铜盘上,铜盘立刻被穿透。孙权肃然叹曰:“这真是世间少见!”康僧会说:“舍利的神威,岂止只有五色光芒呢?如要焚烧,火不能毁坏它;如要砸碎,金刚杵也不能破碎它。”孙权让侍从试验。康僧会发誓说:“法云方被,苍生仰泽,希望再垂神迹,以此广示威灵。”舍利被放在铁砧上,大力士用锤去击打,结果锤砧俱陷而舍利无损。孙权大为叹服,于是为康僧会造建初寺,并建阿育王塔,据传系阿育王八万四千塔中之一。这段历史被敦煌壁画记载了下来。

因为这个缘故,东吴大地,始有佛寺。建初寺的建立开风气之先,为初来江南沙门提供了生活起居之地和佛事活动的方便。由此江东吴地佛法大兴。

初唐第323窟敦煌壁画。孙权建造建初寺并阿育王塔，供奉康僧会请得的舍利，这段历史被敦煌壁画记载了下来。

举国兴佛

上至帝王宗室,下至世家大族、平民百姓都崇信佛事,佛教乃成为国教,兴盛空前。南朝(420-589年)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均以南京为首都。佛教在东晋已有较大发展,至南朝,由于宋、齐、梁、陈四代王朝的大力支持和提倡,佛教进入了一个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阶段,隆盛整个江南。当时在南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以至很多佛教戒律都出自南京。中国比丘尼如律受戒始于金陵。佛教传入中国后,戒律一直不完备,尤其是比丘尼没有如律受过戒。公元430年,来自狮子国的第一批比丘尼共8人来到建康,目的是为中国比丘尼授戒。按照规定,授戒者必须要懂当地的言语,而且必须10人以上才具有授戒资格。因此这8位比丘尼先在建康学习汉语。公元433年,狮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来到建康,满足了授戒人数的要求。应景福寺尼慧果和净音之请,铁萨罗等于公元434年在南林寺设坛传戒,请印度僧人僧伽跋摩为传戒师,为三百余尼僧重受具足戒,创中国比丘尼如律受戒之始。据传,当时曾在建康建铁萨罗寺,以纪念此事。汉传佛教不食酒肉开始于梁武帝时期。梁武帝坚持素食,不食肉。公元511年,武帝亲自颁《断食酒肉文》,要求僧尼吃素食。他还以杀牲祭祖“无益至诚,有累冥道”为由,改变了历代天子太牢血祭的礼典,直至梁亡。但是僧尼不食酒肉的仪轨从此确立了下来。南京栖霞寺千佛岩石窟造像是我国南方开凿最早、规模最宏伟的佛窟群,始于南齐永明二年(484),几乎与北方的云冈石窟同时代。最早开凿的无量殿中无量寿佛像坐身高三丈一尺五寸,总高四丈,观音、势至两菩萨像分侍左右,各高三丈三尺。此窟及窟中佛像为千佛岩之最。自无量殿东去,岭上岭下,依岩之高下就壁凿龛,状若蜂房,龛中造像,神态各异,大有丈余、小不盈尺。全山先后开凿了二百九十四个佛龛,造佛菩萨像共五百五十尊,号称千佛岩。尤其是萧梁一朝,大批西域和天竺名僧前来,译经事业空前发达。佛教与中华儒道思想交流争鸣更为突出,也促进了佛教义学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丰富的著述,并形成各派学说。江南各地大规模建造寺院,佛教徒不断增加。梁武帝萧衍(464—549)年轻时曾信奉道教。登基第三年便率僧俗二万人举行大法会,宣布自己“舍道归佛”。他希望通过“以佛化治国”的途径,将人们从对现实名利的关注引向彼岸和未来,以此求得生命得永恒与超脱。梁武帝大力倡建寺院。同泰寺、大爱敬寺、大智度寺、皇基寺、光宅寺、开善寺等都是梁武帝所建造。他还大造佛像,如同泰寺的十方金像、十方银像,光宅寺的丈八弥陀铜像等,都非常宏伟。梁武帝皈依佛门后,曾四度舍身同泰寺。贵为皇帝却舍身出家,此种做法扩大了佛教的影响,提高了佛教的地位。梁武帝广泛结交当时的名僧,光宅寺法云、开善寺智藏、庄严寺的僧旻被称为梁的三大法师,其他如宝志、宝唱、僧祐等,都受到礼遇。他还热心讲经,不但请僧人讲,还亲自讲经,经常宣讲的有《涅槃经》、《般若经》等。他还请当时的学问僧编著佛教书籍,他也亲自著作,据说有《涅槃经》、《大品经》、《净名经》等义疏百卷。存世的除《成佛义记》和《敕答臣下神灭论》外,还有译经序和有关佛教的诏、颂、文、赋、诗等。他还创立了“三教同源”说,把佛教比做月亮,儒、道喻为众星,认为这三者既有高下之别,又相互辉映。为了驳斥范缜的《神灭论》,他动员名僧、权贵64人,写了75篇论文,对“有神与无神争论”进行干预。这次辩论成为中国佛教有神论确立的标志。正是由于帝王的推崇并以身事佛,南朝佛教至梁,达到了顶峰,上至帝王宗室,下至世家大族、平民百姓都崇信佛事,佛教乃成为国教,兴盛空前。“都邑大寺七百余所、僧尼讲众常有万人”。据唐法琳《辨正论》,南朝至梁代,佛寺有2846所,僧尼82700人,比东晋时寺院增加千余所,僧尼增加三倍多。如果说在三国、东晋时期,全国佛教的重镇是在北方的长安和洛阳,那么,到了南朝,建康已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

栖霞寺千佛岩

诸宗之源赵朴初说:“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和南京有关。”南京开了中国佛教诸宗的先河。汉传佛教主要有八个大乘宗派和两个小乘宗派。其中大乘的八个宗派,即唯识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和密宗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诚如赵朴初先生所说:“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和南京有关。如三论宗即在南京的摄山成立;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是在南京最初宣讲他的学说;华严宗依据《华天经》是在南京翻译的;涅槃师依据的《大涅槃经》也是在南京经大文学家谢灵运和慧观再治并由鸠摩罗什的高足弟子道生讲授的;禅宗依据的《楞伽经》是在南京翻译的;创立摄论、俱舍两宗的真谛法师最初也是由梁武帝请来南京的。”南京开了中国佛教诸宗的先河。东晋初年,西域名僧帛尸梨密多罗来到建康,丞相王导拜其为师,亲自为他驾牛车,称“高座”法师,并为其建高座寺。帛尸梨密多罗在建康译出《大孔雀明王神咒经》等密教经典,最早把密宗传到南京,也是密宗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传播。达摩祖师与金陵有过一段佛缘。南朝梁时,达摩受梁武帝邀请至建康宣扬佛法。公元520-526年,达摩历经千辛万苦从海上到了广州。梁武帝派人专程迎达摩到南京,仪式十分隆重。达摩在江北长芦寺短暂停留后,又至定山如禅院驻锡,面壁修行。今长芦禅寺内的一苇堂,就是为纪念达摩渡江后参拜长芦寺而建的。定山寺至今留有“达摩岩”、“宴坐石”、达摩画像碑等遗迹。其中,明代达摩画像碑为国内最早的达摩造像碑,比嵩山少林寺的祖师碑要早120多年。定山寺成为禅宗重要丛林,被誉为“达摩第一道场”。后达摩去河南嵩山,继续弘传禅宗。陈隋之际,金陵人吉藏完成了“三论”的注疏及《三论玄义》等,创立了三论宗。其弟子慧感、慧颐、明法师等在长江下游颇有影响。建康的栖霞寺、兴皇寺是南方三论宗的中心。陈废帝光大元年(公元567年),智顗奉其师慧思禅师之命,与法喜等数十人赴金陵弘扬教观、讲经说法,受到了陈代朝野僧俗的欢迎与敬重。宣帝太建元年(569),智顗被朝廷迎请住进了瓦官寺,前后住了八年。在瓦官寺,智顗讲经说法,标立宗义,判释经教,为创立佛教宗派打下了基础。智顗之学使江南佛教注重义理的风气有所改变,同时也吸收了南朝盛行的三论、涅盘二宗的思想。后至浙江天台山,为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因此,天台宗虽以天台标名,但仍视南京光宅寺、瓦官寺为其祖庭之一。梁代大同年间,智文(508—509)于光业寺首开律藏于江南,影响甚大。唐代高僧鉴真也在金陵弘传过律学。明末清初,律宗在金陵一度振兴。万历初,如馨(1541-1615)在古林寺传戒,被尊为律宗中兴祖师。在佛教各宗派中,禅宗在金陵流传最久,影响最大。贞观元年(627),禅宗四祖道信的弟子法融(又称慧融)来到金陵南郊牛首山支脉祖堂山悟道修行,创立了牛头禅法。法融著有《心铭》。此宗在于“排遣多言,着眼空寂”、“菩提本有,何须用守”,这种思想成为后来的南宗先声。弟子及再传门人有智严、慧方、法持、智威、慧忠等。至八世纪习此禅法的还有鹤林玄素、径山法钦、鸟窠道林等人。当时,牛头禅法在常州天宁禅寺、镇江鹤林寺等江南名刹都有传承,至唐末渐衰。后由日本僧人最澄传入日本。南唐时期,文益禅师被中主迎至金陵,住报恩禅院,后建清凉寺。针对当时禅宗不通教理的弊端,他撰写了《宗门十规论》等,大力提倡研究教理,学习《华严经》。文益去世以后,中主赐谥为“大法眼禅师”,塔号“无相”。于是,文益开创的法系便被称为“法眼宗”。吴越末年,高丽王派36名僧人随文益的再传弟子延寿学法,此宗遂由此传入朝鲜,盛行海外。宋代以后即成为佛教各宗派共同信仰的净土宗,一直在金陵广泛流传。被列为南宋净土祖师之一的宗颐于宋哲宗元祜年间(1086—1093)住持长芦寺,以主张禅净双修闻名。瘗藏圣物南京供奉佛舍利历史悠久,也是中国历史上瘗藏圣物最早、最多的城市。释迦牟尼佛茶毗后,其真身舍利被摩揭陀国、释迦族等八国建塔供养。阿育王即位(前273年—前232年)后,重新分佛舍利供奉,使其流传东南亚及中国。南京供奉佛舍利历史悠久,也是中国历史上瘗藏圣物最早、最多的城市。中国佛塔之祖是洛阳白马寺塔,建于东汉,而中国之有佛舍利塔——阿育王塔,始于三国吴时建康。孙权建造建初寺并阿育王塔,供奉康僧会请得的舍利,开始了南京先后十次瘗藏圣物的历程。东晋孝武帝宁康(373-375)中,僧人慧达(刘萨河)至京师建康,在长干塔下挖掘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铁函,函中又有银函。银函裹金函,金函裹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发。发神长数尺,卷则成螺,光色炫耀。据《南朝佛寺志》卷上记载,慧达“复于其地建寺,造三级塔,遂称其寺为长干寺。梁时大加兴建,号为阿育王寺”。刘宋元徽三年(475年),僧人法献西游于阗,在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一带得到了佛牙舍利一枚,秘不示人达15年之久。临终前,才将佛牙献出,藏于南京上定林寺的佛牙阁里,广受四方佛徒朝拜。历经隋唐和五代,这颗佛牙被辗转传到北方的燕都(今北京)。辽咸雍七年(1071),佛牙被安放在北京西山灵光寺的招仙塔内,深藏在塔基之下。1900年,“八国联军”的炮火将招仙塔轰毁,邻近的灵光寺僧人在整理宝塔瓦砾时,在塔基下发现佛牙。此后,佛牙便一直供养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灵光寺佛牙舍利塔里。隋仁寿元年(601年),栖霞寺建舍利塔。《帝京景物略》记载:“隋文帝遇阿罗汉授舍利一囊,与法师昙迁数之,奠定多少,乃以七宝函致雍、歧等三十州,州建一塔”。《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记载:“相传文帝遇异尼,得舍利数百颗,分八十三州,各树塔,蒋州其一也”。原塔早已塌毁废弃,五代南唐时高越、林仁又重新修建,现存塔应是南唐所建的。虽未发掘,塔中应藏有舍利。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润州刺史李德裕将隋唐时期荒废已久的长干寺阿育王塔地宫打开,从中发现了21枚佛祖真身舍利。李德裕将其中的11枚舍利迁往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在北固山甘露寺建塔供奉,另外的10枚则被留在了原地。北宋端拱元年﹙988年﹚,玄奘大师顶骨被迎到南京。玄奘是我国著名高僧和佛典翻译家,被尊称为玄奘大师、唐三藏。唐麟德元年(664年),玄奘大师圆寂,曾先后葬在陕西玉华宫、樊川兴教寺。唐末兴教寺三藏舍利塔被毁,一僧人将玄奘顶骨带到终南山紫阁寺建塔供奉,并刻下碑文说明原委。北宋末年,天禧寺住持可政大师在紫阁寺发现了玄奘顶骨、金钵以及一些衣物,将顶骨与石碑背回南京,于天禧寺密藏供奉。明朝时,玄奘顶骨先后迁葬三藏塔和大报恩寺。太平天国时大报恩寺毁于战火,所幸顶骨藏于地宫之中,未遭破坏。1942年,侵华日军在三藏塔遗址上建造“稻垣神社”时,挖出一石函,内有玄奘遗骨及佛像铜匣等,石函上的文字记载了玄奘遗骨辗转来宁的经过。经汪精卫政府交涉,玄奘顶骨被分成六份,分置在日本、广东、天津、成都、北京及南京。位于广东与北京的顶骨,已在“文革”中遗失。南京的那份1973年被移供于灵谷寺。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北印度乌填曩国高僧施护,将所携佛祖顶骨舍利奉献金陵长干寺。真宗时,可政大师奏报长干里一带佛舍利经常显灵,朝廷调查属实,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重修长干寺和塔。天禧二年(1018年),宋真宗根据他的新年号,将长干寺改称为天禧寺。南宋《景定建康志》“天禧寺”条说:“天禧寺者,乃长干道场葬释迦真身舍利,祥符中建真身舍利塔,赐号‘圣感舍利宝塔’。”2008年南京发掘大报恩寺遗址,发现大报恩寺是在宋长干寺地宫上重建的,并出土了石函等物。石函北壁上刻有《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舍利石函记》,碑文记载“长干寺葬佛顶骨舍利”。考古发现,石函内置铁函,铁函内安放七宝阿育王塔,塔内有二套盛放舍利的容器,一套鎏金银椁;另外一套为方形银函,椁、函内都有安置舍利的金棺,佛顶真骨安奉其中。

七宝阿育王塔

传播中心南京不仅是闻名全国的译经、讲经中心,而且是名扬中外的刻经中心。南京是古代中国江南地区最早传播佛教文化的圣地,也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研究、传播中心。从东吴到南朝,一代代译经大师在金陵翻译了大小乘佛教经典约500部、2000多卷,使金陵成为全国重要的译经中心、义学基地,以建康为中心南方佛教逐渐形成了重视与清谈玄理的交流、传播般若性空之学的特点,对全国佛教义理的弘传与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孙吴时,支谦共翻译佛经三十六部四十八卷。这是南京有佛教经典的开始,对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主导作用,其中《大阿弥陀经》、《般舟三昧经》为汉地净土宗思想奠定了基础。康僧会翻译了《阿难念弥陀经》等,又注了《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最早融合释、儒、道三家思想,为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东晋时,道场寺云集了佛陀跋陀罗、法显、宝云等许多著名高僧,翻译了《大方广佛华严经》、《摩诃僧祗律》、《大般泥洹经》等许多经典,为大乘瑜伽学说的东传开了先河,对佛教义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法显在建康道场寺翻译了6部佛经,共100多万字。还写成了与玄奘《大唐西域记》齐名的《佛国记》,直至今日仍是研究南亚次大陆诸国古代历史、宗教和风土人情的重要历史文献。尸梨蜜在建初寺主持翻译了《大孔雀王神咒经》等密教经典,使密宗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传播。南京不仅是闻名全国的译经、讲经中心,而且是名扬中外的刻经中心。明代南京就刻印了三种版本的《大藏经》;《洪武南藏》收佛典1600余部,7000多卷;《永乐南藏》收佛典1625部,6331卷。报恩寺还刻印了报恩寺版大藏经。清末,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致力于佛典的搜罗、整理、刻印,是我国第一家融经籍收藏、雕刻、印刷、流通和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金陵刻经处初设于北极阁,继迁至杨仁山位于常府街的家中,后又转迁至花牌楼(今太平路)一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杨仁山又把在延龄巷的住宅60多间并宅基地6亩多无偿捐给刻经处。金陵刻经处建成后,杨仁山委托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在日本搜集了中国失传的佛典经疏300多种,择要刻印了3000多卷,使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等重要佛教宗派的教义又重新昌明。他弘法四十余年,共刻成木版经书211种,经版4700多片,印刷佛典1155卷。组织编刻《大藏辑要》460部,3300多卷(完成了五分之四)。金陵刻经处所刻的佛经准确、清晰,深受国内外佛教界欢迎。目前,这里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汉文木刻版佛经的出版中心,每年刻印10多万册佛教经籍流通至国内寺庙以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作为收藏木刻佛教经像版的文物中心,还藏有从全国各地收集的各类经版及自刻经版13万多块(含佛教典籍1500多种)、佛像版18种和大批珍贵的古代佛教经书,许多古老的经版至今仍被用于印刷佛经。1907年,杨仁山设僧学堂祇洹精舍,创办近代佛教著名的居士道场,自编《初学佛教课本》,讲习佛典,开近代佛教教育之先河。除自己主讲外,他还聘请著名的苏曼殊教授梵文和英语。1910年,他建立了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研究佛学宣讲佛法,每月讲经一次,培养了许多学者。杨仁山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做出了巨大努力和杰出贡献,因此被誉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的高足欧阳竟无是近代中国的佛学大师。他苦心经营金陵刻经处及佛学研究部,并创立了支那内学院(即中国佛学院),培养了不少佛学研究人才,著名学者梁启超、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陈铭枢、黄忏华、蒋维乔等都在这里学习过。金陵刻经处第三代传人吕澄先生,在研究与传播佛教文化方面亦有非凡建树,撰有《印度佛教史略》、《佛学研究法》、《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等多种著作,对现代佛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杨仁山及其传人的不懈努力,使南京成为中国近现代佛教文化的策源地。民国之后,太虚大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佛教会以及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中国佛教总会,使南京成为全国的佛教活动中心。由此赵朴初先生曾赞叹道：“在中国佛教史上，南京作佛教学术的中心是当之无愧的。”转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