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安源》油画风波

特殊的年代，一幅领袖肖像的油画作品《毛主席去安源》曾经一度在中国家喻户晓，印刷量高达9亿张之多。没人想到，20多年后，这幅作品又以605万元的身价创造了中国当代油画的拍卖记录;随后，围绕这幅画还引发了一场持续5年之久的官司……《毛主席去安源》创作于1967年，在那个物质生活极端匮乏的年代，这件作品却以鲜有的艺术感染力，激发了人们内心的理想与激情，它的印刷品曾经发行高达9亿张。1969年，《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被移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1980年，刘春华以该画是个人创作为由，将画从革命博物馆取走。1995年，嘉德拍卖公司以605万元的成交价将此画拍卖。1998年7月28日，北京市第二中心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毛主席去安源》的著作权案。究竟谁才是《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的合法作者，作品发表时署名“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刘春华等执笔”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一切，都要从一个展览说起。□从1967年到1969年，有近200万人参观过“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会”……这个简称“安展”的发起者是张培森，当年人民大学党史系的青年教师。张培森找来北京电影学院的青年教师郝国欣，担任展览美术组的组长，请他尽快确定能够为展览创作美术作品的人选。经过别人推荐，郝国欣找到了北京工艺美院的学生刘春华。刘春华接受的任务是创作一幅反映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的油画。第二天，他便与其他作者一起，前往安源去搜集创作素材。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成就了安源，同时，安源也成就了年轻的刘春华，让其成为历史的记录者，成为那段历史的一部分。1967年，刘春华在安源考察时，随时随地都画些小稿。他回忆说：“我画主席去安源，脑子里就推敲怎样来选择这个情节，有个说法，从萍乡到安源主席是走着去的。萍乡到安源这个路，我反反复复走过好几次，走的过程中一边看风景脑子一边想，在路上忽然想起画‘走’的环节。”后来，刘春华也为主席当年穿长衫拿雨伞的细节找到了依据。在湖南、在江浙一带，出门不管雨天、晴天都要带着雨伞，因为雨多，当时这一带人所常用的雨伞，就是那把红色的油纸的雨伞。经过近一个月的实地考察，刘春华的构思基本形成，他画出了《毛主席去安源》的第一张草图，但对于画中的毛主席形象却并不满意……以往的艺术家通常依据历史照片来绘制毛泽东的面部形象，因此，刘春华试图找到一张毛泽东在1921年的照片，但一无所获。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新办法，那就是大量地临摹主席照片，目的就是把主席的形象特点记在脑子里。临摹过后，一有机会他就把自己绘制的毛主席头像拿给革命博物馆家属的小孩看，当孩子们一下喊出毛主席的时候，刘春华长出了一口气。一切准备就绪，刘春华准备将草图绘制在正式画布上时，却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挠。阻挠方说，毛主席是伟大领袖，是红太阳，毛主席的出现应该是东方红太阳升，你画满天乌云不行;还有一点是，毛主席到安源来是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你画一个人孤零零的，是孤家寡人。就这两点，刘春华说：“画群众就有群众观点，那画多少群众?画一个有一个群众观点，画俩有俩群众观点。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说到那个云彩，我说当时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老百姓在苦难的深渊里边，主席才到群众当中来发动群众闹革命，如果都是东方红太阳升还闹什么革命?”在一片争议当中，刘春华完成了《毛主席去安源》的作品。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会”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预展，《毛主席去安源》是展览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幅油画，不少观众要求出版此画。□1968年，为了向中国共产党成立47周年的生日献礼，有关部门决定将《毛主席去安源》印刷成彩色单页。就在“七一”前夜，“安展”的筹备者张培森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向他询问《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的署名问题。他讲，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会”，因为是集体搞的。同一天晚上，刘春华见到了几位从未见过面的军人。问他叫什么，他说叫刘成华。粗心的编辑将“成功”的“成”写成了“春天”的“春”，错把刘成华变成了刘春华。第二天就是“七一”，献礼作品执笔者的名字却被印错了!这时候重新制版印刷已经来不及了，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另外印制一个刘成华的小纸条，贴在刘春华这个名字的上面。刘春华回忆说：“他们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想了想说，你们也别贴了，他叫他我叫我吧，我还叫刘成华，他叫刘春华，爱叫啥叫啥吧。因为当时的气氛下不强调突出个人。”1968年7月1日，随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送到人们手里的彩色单页《毛主席去安源》的画面下方印着：1921年秋，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去安源亲自点燃了安源的革命烈火，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刘春华等执笔。自此，这幅曾经家喻户晓的油画作品，被当做宣传画传到了全国各地，传到了世界。□这幅油画总计印刷了大约9亿张，而当时全国人口是7亿人，也就是说按照每个中国人拥有一张计算，还要多出两亿张。刘春华一夜之间成了名人，那年的国庆节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当时来说是最光荣的事了，能够见毛主席。从天安门回到学校，刘春华带来了发给他的国庆节午餐——两个面包。画家孙以增回忆说：为了让大伙都能吃到这个面包，就把面包放在食堂里，蒸馒头的时候，把面包弄碎了掺到面里，大伙就能全吃着了。《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作为插图曾经被收录全国中小学课本当中，并被仿制成上百种纪念章和陶瓷工艺品。画面中所描绘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形象，在当时曾给人们带来一种非常清新的视觉感受。1968年8月1日，这幅家喻户晓的油画又被制作成了邮票。艺术史学者王明贤介绍说：“当时发行《毛主席去安源》邮票，全国特别轰动，而且规定不准盖邮戳，这在世界邮票史上也从未有过。因为如果盖邮戳盖到主席脸上，那就是对毛主席非常不尊重，所以为了这枚邮票曾经下了一道命令，主席像的邮票就不盖戳了，贴了去安源的邮票以后，寄信寄走了，邮局不盖戳，照样还是新邮票。所以，邮票曾出现了被反复使用的情况。”□从1998年开始，如何证明自己是《毛主席去安源》的唯一作者，成了刘春华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难题。1998年7月28日，北京市第二中心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毛主席去安源》的著作权案。时任北京画院院长的刘春华作为被告，平生第一次站在法庭上，而他所面对的是他过去的同事和伙伴郝国欣、李绍州。郝国欣，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的退休干部。30多年前，为筹备“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的展览会，作为当时美术组组长的郝国欣，将刘春华等画家召到一起进行的主题性创作。在郝国欣看来，这幅画是大伙儿的，是国家财产，另外，这是集体劳动的成果，不是刘春华一个人的，所以刘春华没有权利拍卖。1990年，我国第一部《著作权法》终于颁布了，它的核心内容是保护创作者，而真正的作者身份是靠创作行为来决定的。对于这幅油画的著作权，双方在法庭上各执一词。郝国欣当年找来了两张照片，一个是毛主席1919年跟他的母亲、他的弟弟一起的合影照，一张是1925年毛主席单人的头像。他认为，这个画实际上是以两个照片为模特画出来的。刘春华说：“我画的主席去安源，主席两个眼睛都是双眼皮，他们拿出的照片，主席一个眼睛是双眼皮一个眼睛是单眼皮，这证明不是照着照片画的;第二，他们这张照片主席下颌的棱角很分明，我画的主席颌角比较圆，嘴比较平，我画的时候，已经有意识地把主席中年的形象特征放到去安源时候的肖像里了。”画面中，毛主席背后天空上翻滚的云彩背景是怎样画出来的，双方也各有各的说法。郝国欣拿着照片说，下部分的云彩用的是这个照片，上部分的云彩用这张照片，就是用这两张照片综合画出的背景。刘春华则说：“画一些不确定形象的东西，很多是凭感觉的，像画这个云彩、画风，那完全是凭感觉，根据画面的需要定，根据主席头像的位置，哪块要亮一点，哪块要暗一点，哪块亮就画一点受光的云彩。”由于原告无法找到证据，证明他们在画中参与了动笔，2002年4月，法院作出最后判定，认定刘春华是《毛主席去安源》的作者，拥有这幅画的著作权。而更多的人对于这场诉讼的关注，从一开始就超过了官司本身，人们更想了解作品在那个年代不比寻常的经历。当年的“安展”结束后，这幅画一直保存在革命博物馆，它是怎样重新回到刘春华的手里的呢?刘春华回忆说：“我到革命博物馆想看看画还在不在，一个女同志接待了我，她说在，我说我是画的作者，想要那张画，她说得请示一下。过了不长时间，她说领导说了，如果是你的画可以给你，但是当时画发表的时候署名集体创作，你得证明这张画是你个人画的，我说怎么证明，她说当时你们一起画画的人给你出个证明就可以了。”从革命博物馆回去之后，刘春华从北京画院开了身份证明送到革命博物馆，没过多久，革命博物馆通知刘春华去取画。□到上世纪90年代，刘春华从革命博物馆取回画作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但家中保存条件简陋，这幅珍爱的作品成了刘春华的一块心病。上世纪90年代，我国艺术品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了。刘春华说：“当时我的主观意图就是，进了市场会保护得更好。甭管这个东西到谁手里，东西值钱就会保护得好一点，比放在我这个屋里面要保险，这样和拍卖行一谈，拍卖行正求之不得。”画家孙以增介绍了当时拍卖会现场的情况：“当报出来说第多少号是《毛主席去安源》的时候，有两个人把这个画带着框子抬出来了，全场掌声雷动，就跟真的毛泽东又出现了似的。当时，这张画一拍完，买画人站起来立刻就走了。紧接着，好多记者就把刘春华围起来了。这时候，他女儿跟我说，这张画在她床底下放了18年。”《毛主席去安源》以605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再次被社会各界所瞩目。直到今天，这幅作品仍然保持着中国大陆当代油画拍卖价的最高纪录。曾经产生了这幅作品的那个年代早已远去了，由这幅作品所引发的恩恩怨怨也渐渐平息，但是，《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作品所留给中国历史的，已远远超越了关于一幅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