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魂魄的震天呐喊
怒吼吧!中国(版画)李桦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版画)彦涵收复失土(版画)张仃区政府办公室(版画)古元
风格是指艺术创作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带有综合性的特点。就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一个流派而言,又可有时代风格、地域风格、民族风格和流派风格之别。风格愈多样,文艺就愈繁荣,所以文艺家们都追求个人艺术风格的创造和形成。总体观之,抗战版画的风格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中国化的艺术风格我国的现代版画,在上世纪30年代尚属起步阶段,似乎还谈不上风格和流派的形成。恰如叶圣陶先生所说:“在木刻艺术刚介绍进来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作品脱不了模仿,某一幅的蓝本是外国的某一幅,某人的作品依傍着外国的某一家,几乎全可以指出来……重要的是始于模仿而不终于模仿,模仿只做创造的准备。”可喜的是,30年代我国版画中的那种“毛刺脸”“阴阳脸”的欧化倾向,很快就被40年代形成的“延安画派”所扬弃,并代之以民族和民间的线画造型,使木刻艺术独具解放区明朗、纯朴、清新的时代风格,在我国生根、开花、结果,推动了抗战,展示了辉煌。古元的《区政府办公室》堪称“延安画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是献给抗战时期延安民主政权的一首朴实颂歌——这里不是衙门,决无官老爷作风,更无贪污腐败,大家都把为民办事、为民做主当作己任。这件作品在艺术上已经完全脱去了欧化倾向,用强烈的黑白对比和以线造型的技法,创造了民族的、地域的独特风格。作者并不以技巧取悦他人,而是十分注重农民气质和人物性格的开掘,那种勤勉、务实、认真的人物造型,常常使我想起古元本人。力群也曾赞扬古元的这些木刻画就“好像开在陕北山野里的山丹丹花,永远散发着红艳艳的光辉,放出阵阵的幽香”。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同样是“延安画派”的风格。作品描绘一位与连队失去联系的八路军战士,和民兵团结一致,发起了一场反扫荡的激烈战斗,生动准确地用形象阐明了抗日根据地鱼水般的军民关系。此外,夏风的《从敌后运来的战利品》、华山的《日军用狼狗咬死中国平民》、罗工柳的《我不死叫鬼子莫活》、王流秋的《新年劳军》等,都堪称“延安画派”的优秀之作。艺术风格贵在多样,抗战版画可以从风格视角评说的,除“延安画派”外,便是广东表现主义倾向的诸位画家了。谓之“倾向”,是单指在技法和形式方面,并非说他们的作品全然是表现主义的。表现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欧洲的一个艺术流派,在德国以“桥社”为中心,其代表人物有基希纳等。他们尊崇蒙克的画风,对黑暗现实和传统画风有强烈的反叛情绪,作画强调表现画家的主观情感,常以夸张的造型、恣肆放达的线条,抒发内心的积淀。可能广东濒临南海,在艺术方面易受欧风美雨的影响。此种倾向以李桦之作最具代表性。《怒吼吧!中国》是一帧包蕴着民族魂魄的力作,概括了中华民族受欺凌、已觉醒、要反抗的精神伟力。被缚的巨人铁骨铮铮、吼声震天,欲以尖刀斩索,奋起战斗!不是曾说中国是一只睡狮吗?她现在醒了!作品虽是一幅小小的木刻,但却有如战鼓,如同《义勇军进行曲》那样,告诉国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切不愿作奴隶的人要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赖少其的《民族的呼声》同样精彩。这呼声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画面中青年们昂扬的呼声引起了民众的关注。作品人物造型简洁,构图不拘一格,出色地表达了作者的爱国情感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此外,李桦的《饥饿》《是谁给的命运》、唐英伟的《何处是家》、刘仑的《前面是咱们的障碍物》等均系带有表现主义倾向的佳作。将这几位作者的作品与“延安画派”诸家之作加以对观,就更可以看出他们艺术的别具一格。风格有时代、民族和流派的不同,具体而言还有艺术家个人的不同。风格的形成是艺术成熟的标志。李桦、古元、彦涵、荒烟、力群这些大家,均已在三四十年代就创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不过,还有一位名家的艺术风格不应遗忘,那就是黄新波。他1939年创作的《城堡的克服》,便是一幅风格别具的力作。“城堡”既已“克服”,已无硝烟战火,虽仍有战士和战马行进,画面却已一片寂静,几个城堡的造型仿佛只是一种象征,刻线的精密走向和层次的自然形成颇有唯美的特色,其意境的构成别开生面,在当时是独此一家的。都说黄新波所师法的是美国木刻大师肯特,但这样的佳作,即使是肯特的妙腕也未必能胜任。这在抗战版画中,是个人艺术风格极其可贵的尝试和展现。国际性的深远影响抗战版画的影响,堪称巨大而深远,值得大书特书。那时候,没有电视和互联网,版画的影响和作用,主要靠展览和报刊来传播和扩展。从1931年“一八艺社”在上海办展到1946年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在上海举办“抗战八年木刻展览”,国内的大小木刻展不说上千也得有数百之多。在所有这些展览中,抗战版画都占了很大的比重,是那时画展的主旋律。1935年1月1日,由平津木刻研究会发起组织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北平太庙开幕,展出陈烟桥、李桦、陈铁耕、罗清桢、张慧、野夫、温涛、沃渣等人作品400余帧。是日,冒雪参观者达5000人次。同年1月17日,该展巡展于天津;4月,巡展济南;5月再展于汉口,诗人张光年在报端撰文盛赞;8月15日巡展于太原;10月10日移展上海,所到之处均举办木刻讲座,培训木刻青年。北平《晨报》《北辰报》、天津《大公报》、济南《民国日报》、汉口《大光报》、太原《山西日报》,出版“木刻专页”达40余种。各地观众超过10万,形成我国抗战版画史上首个展出热潮,其影响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由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教师李桦领军的现代版画会,成立时有27名成员,他们为相互观摩作品定期在校内举办“周展”“月展”。1934年至1935年,他们在市内还举办了两次“半年展”,共展出作品约600件。1936年,展览移往农村,先后在新造、蓼涌、高要、龙川、惠州、惠阳和开平开幕。在此基础上,他们于1936年春夏之交,发动并组织了“第二次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7月,首展于广州,展出单幅木刻271件,木刻连环画319幅;后巡展于杭州、绍兴;1936年10月2日,展览移至上海,鲁迅于10月8日扶病往观,并和在场的木刻青年曹白等5人座谈,合影留念。现代版画会还出版有《现代版画》丛刊18集、《木刻界》4辑、《李桦版画集》《张慧木刻集》等10余种,影响颇大,鲁迅均有收藏,现今已是文物,十分珍贵。40年代,影响最大的木展,是设在重庆的中国木刻研究会先后主办的两届“全国双十木展”。展览的办法是把国统区划分为10个省区:川、湘、桂、赣、粤、闽、滇、浙、皖、黔,各区均获得一套完整的展品在本区巡回展出。因各展区之展览均应在当年10月10日前后举行,故称“双十木展”。1942年的首届展,共有7个省区参展。解放区的作品是由周恩来带到重庆交木研会的。10月14日,川区的展览在重庆开幕,展品225件。徐悲鸿观后撰文赞扬古元为“新版画界”之“巨星”。7个省区展出的参观者达6万余人。抗战胜利后,版画家们迅速向上海集中,并决定将“木研会”改组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立即筹办“抗战八年木刻展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抗战八年木刻选集》。1946年9月18日,展览在南京路大新画廊隆重开幕,展出113位作者的897件作品,可谓盛况空前。展出当天,郭沫若前往参观并即兴题词:“看见八年来的木刻,令人增加了勇气和慰藉。中国究竟是有前途的,人民终必获得解放。”由于木刻原版可以和铅字一起排印,供亿万读者阅览,所以,查阅抗战时期全国各地的主要报刊,如重庆的《新蜀报》、延安的《解放日报》、晋东南的《新华日报》(华北版)等,都会看到许多曾经给国人以启迪和鼓舞的木刻。1990年“中国版画二千年展”在东京举行,日本学者三下志朗看到一份《新华日报》“敌后方木刻”的剪报,深感震撼,他撰文说:中国版画家在非常艰苦的恶劣环境下,以大无畏的气概,不向黑暗势力低头,用鲜血和献身精神谱写了中国新兴版画史,中国版画家是艺术的强者,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中国人民之魂,也是中国民族之魂。陈列的史料中有一份《敌后方木刻》的报刊,是中国版画家到敌后开展版画活动的出版物,尤其使我肃然起敬。在世界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战争中,有哪一个国家的版画家到敌人后方去战斗?只有中国。中国抗战版画的国际影响,可谓深远而巨大。1934年3月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展品58件,是由鲁迅代为征集的。有专栏作家撰文说:“现代中国贫困不堪,苦难深重的生活,正是在这些作品中,以朴实无华而又雄辩服人的技巧表达出来了。”此外,在40年代,我国的版画展先后三次赴苏联展出,其中第三次展出作品达400件之多,还附寄中国木研会《致苏联人民书》一封,信中说:一九四二年的开始,东西反法西斯战场上捷报频频传来,苏联全线的反攻,正势如破竹的击溃了希特勒的兽群,而亚洲的日寇也给同盟军打得不能撑腰,我们在中国战场上,为了策应太平洋的战争,牵制日寇,也在各线开始反攻,湘北三次大捷,把可怜的敌人打得鼠窜豕遁,我们的入缅军也节节胜利,而我们的许多木刻工作者,也在各战场上随军搜寻战争题材,正着手把这些战斗的情形刻画出来,呈现在全世界人民的眼前;看我们是怎样在打击着顽强的敌人。抗战版画在日本的展出,始于1946年,主持者是著名版画家、时任日本神户华侨学校教师的李平凡和他所领导的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这年八月,李先生拜会了和鲁迅共同举办木刻讲习会的内山嘉吉,借来了鲁迅生前寄赠他的87帧中国木刻并决定办展。1947年2月,“中国初期创作木刻展”在神户开幕,观众超2万人次,后移展大阪、京都和东京。1948年夏,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授权李平凡创设“联络站”,筹办“全日本中国木刻流动展”。当收到由祖国寄到的百余帧抗战木刻原拓展品后,联络站同仁精选50幅,复制100套,寄赠日本基层学校和工会,供作展览之用;又复制单幅画片40帧,各印5000份,供流动展出时发售。1949年3月,巡展开始,至1950年5月李平凡归国,原拓展品先后在神户、大阪、罔山等城市展出23次;复制品共展出82次,仅神户展出期间,观众就达200万人次。观众参观版画展的超高热度和壮观景象,在中外艺术史上,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中国抗战版画在日本引发观赏狂潮,决非偶然。这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曾经把战争的灾难和重负转嫁给日本人民。战争后期,日本也沦为战场。因而,他们也同样是带着反战的热情和与中国人民永结善缘的心态观赏抗战版画的。由此可见,抗战版画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值得永远珍惜的精神遗产。抗战版画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铁证。抗战版画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精神的载体。抗战版画是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版画是我国艺术家为中国和世界和平所作出的不朽贡献。抗战版画永远闪耀着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不畏强暴、不可战胜的精神光芒。经历了70年的风风雨雨,抗战版画的许多原板,早已散失。少数散落在民间的原拓作品,现已为收藏家们所追崇。庆幸的是,在几个重要的纪念馆、美术馆和博物馆,还有不少原拓藏品已被列入珍贵文物入藏。未知这些机构是否可以联合起来,把抗战版画作为一个“申遗”的项目,报送给联合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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