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书画家中的四教授

百年前的1912年11月，上海图画美术院在上海乍浦路上成立，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在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现代美术教育理念和教育体系的真正确立。该校成立后，涌现了第一代美术教授群体，他们是姜丹书、谢公展、诸闻韵、郑午昌、俞剑华、刘海粟、张善仔、张大千、徐悲鸿、潘天寿、马孟容、黄宾虹、汪亚尘、关良等，而其中以刘海粟、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为最杰出，被尊为海派书画“四教授”。就艺术思想、创作方法及中西融合等方面来讲，刘、徐、张、潘更具有文化使命、美学追求和开拓精神，从而积累了第三代海派书画历史发展与艺术创作的优势，为海派书画日后的表现形态和生存时空开辟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从国画到西画的宽阔平台。

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执着的从艺历程

与海派前期领袖或名家如任伯年、胡公寿、吴昌硕、王一亭、曾熙、李瑞清等相比，刘、徐、张、潘四人大都有留学或留洋的背景，他们的人生经历是十分独特和丰富的，并有着执着的从艺精神。

刘海粟富有激情和魄力，具有强烈的叛逆性，为了反抗封建包办婚姻，他只身出走上海，年仅17岁就与友人一起创办了上海国画美术院。并开创了诸多第一，如首创女子裸体模特人体写生，为此遭到封建遗老的攻击，他于是自称为“艺术叛徒”。并在举办了个人画展的海报上，公然印上“艺术叛徒”四字，可见不屈不挠的开拓精神。以后又赴欧洲及南洋举办画展，推介中国画艺术。

徐悲鸿从宜兴乡间初到上海时，因默默无闻而工作无着，但依然坚持画画。后凭着扎实的功底应聘到哈同爱俪园中画画，从而开始接触海派文化艺术圈中的高端人士，如康有为、王国维、罗振玉等，境界大开后，积极参与传统文人画的创新变法。后为了全面学习西方的绘画艺术而赴法留学，从此执着于中西绘画的创新变法。

张大千的人生经历更是富有传奇色彩。他天才早熟，四岁学诗，九岁学画。后随哥哥赴日，学习绘画和染织。来上海后因婚变而入松江县禅定寺出家为僧，法号大千，大千之名由此而来。但他割舍不了画缘，百日后还俗。为了学习传统的中国艺术精华，他在1942年举家远涉敦煌临摹壁画，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艰苦生活。

潘天寿自小钟情于绘画且志向远大。他在27岁时就和诸闻韵一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国画系。当时的书画市场很红火，不少教授在教书之余纷纷卖画。潘天寿的画因画风独特而颇受推崇，但他却很少卖画，把主要精力用于教学及著述。潘天寿在上海的5年多时间，是奠定他日后成为大师的关键时期，他除了师从吴昌硕外，还观摩了石涛、石谿、八大、青藤、白阳、老莲、板桥等人的真迹，与刘海粟、张聿光、俞剑华、汪亚尘等人切磋画艺。

睿智的学艺方法和大胆的变法精神

刘海粟、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属于第三代海派书画教授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各自以睿智的学艺方法和大胆的变法精神，完成了从精英到大师的攀登，全面提升了海派书画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

刘海粟不仅将自己创办的上海国画美术院作为他实行中西绘画变法实验的基地，而且本人也致力于将中西绘画的方法及技巧互相变通。1919年，他到日本考察绘画及美术教育后，还出席了日本帝国美术院第一次美展开幕式，回国后即改革了国画美术院的课程并增添了设备。1920年10月，他又代表中国新艺术界到日本参加帝国美术院开幕大典，和日本著名画家藤岛武二、桥本关云等联谊论画。1929年，刘海粟远赴欧洲考察，曾与毕加索、马蒂斯等大画家切磋画艺。1930年，比利时政府聘他任比利时独立百年纪念展览会美术馆审查委员，其国画《九溪十八涧》获荣誉奖。

徐悲鸿在从艺之初就怀着对传统国画强烈的求变求新的追求，并且始终在探索外来油画创作的民族化与时代性。他在哈同的爱俪园作《仓颉像》时，生活条件及待遇都是较优越的，但他却在拿了一笔稿费后，毅然踏上了赴日本考察之途，并结识了日本著名书画家、收藏家中村不折。徐悲鸿归国后立即倾力于中西绘画的交融变通。1919年，在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育总长傅增湘的帮助下，他获得公费赴法留学的名额。在法国时，他拜著名画家弗拉芒格为师，后来他又结识了法国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达仰，并参加画家的茶会，经常与法国画家交流探讨。1927年5月，徐悲鸿所画的9幅作品全部入选法国国家美展。1928年初，他在上海与田汉、欧阳予倩一起共同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任画科主持教授，从此开始了他中国绘画中西交融的发展之旅。

张大千是蜚声国际画坛的中国画家，正是他以精湛的笔墨、瑰丽的色彩、恢宏的气派、雅逸的意境和鲜明的画风，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画的艺术魄力、审美价值与高迈技巧。而这种艺术成就的取得，正是得益于他睿智的学艺方法和强烈的变法精神。张大千自小善于感悟，天分极高，后来在上海拜曾熙、李端清为师，达到了较高的发展起点。另外，他又与当时海上的大收藏家庞莱臣、吴湖帆、张葱玉等人交往，提升了自己的眼界。而在他个人从艺历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是他在敦煌临画的两年多时间，这段经历为其在艺术上开拓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与新高度。正是莫高窟的大壁画、大气象、大境界，促成了他的大开悟、大智慧、大变法。

潘天寿自小就痴迷于绘画，高小毕业后，他考进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深受经享颐、李叔同的影响，几乎把全部课余时间用在书画篆刻上。后来他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了年轻的教授，更加致力于探索中国画的笔墨表现新方法，以笔简意远而韵胜度高、奇崛才辣而生涩凝练为画风特征。潘天寿正是以自己善于吸纳传统、借鉴前贤而又敢于创新求变、自辟蹊径的艺术创作，在名家云集、精英汇萃的上海画坛脱颖而出。1928年，潘天寿赴杭州出任刚创办的杭州国立艺术院的国画主任教授，从此确立了他中国画传承创新的艺术走向。

突出的社交能力和优化的教育方法

刘海粟、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身上都体现了突出的社交能力。历史地看，他们都投入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他们焕发出了巨大的社会活动能量。

刘海粟以极大的魄力与胆识创办了上海国画美术院后，即广招贤才，结交名流，特聘了蔡元培、王一亭等人为校董，还先后邀请了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树人、沈恩孚、叶恭绰、章士钊、徐志摩、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到美专讲学。同时，他还与友人一起创建了天马会，和志同道合的美术界人士共同探索艺理及创作，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专业性杂志《美术》。他于1929年和1933年两度赴欧洲考察，并成为法国巴黎格朗休克美术研究院研究员，后又游历了印尼、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地，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与当地的著名画家雅兴联谊，结交了不少朋友，从而扩大了中国画家在国际上的影响。

徐悲鸿与他同代的画家相比，具有很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公共人文精神。他于1917年从日本考察归来后，如与蔡元培、胡适、李石曾、朱希祖、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组成教育研究会，这些人不仅大都是一流的学者、教授，亦是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由此可见，徐已融入这个群体并投身于时代激流。1919年徐赴法留学期间，亦在法国美术界拜师交友，赢得了法国画界的认可和推崇。为了提高和扩大中国画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他又携画赴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和苏联等地举办《中国近代美术展览会》，开展艺术交流。此后，他又应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之约赴印讲学及办展。抗战期间，他赴南洋举办筹赈画展，还与槟城的侨领骆清泉结下金兰之盟。

张大千生性豪爽，在同时代的海派书画家中，他是最具名士气质与海派性格的。他在海派书画家中结交广泛，先后与黄宾虹、吴湖帆、刘海粟、郑午昌、徐悲鸿、庞莱臣、黄君璧、李秋君、谢玉岑、谢稚柳笔墨联谊、丹青结缘。1925年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后，他就时常与黄君璧、谢玉岑、谢稚柳等结伴游历名山大川，写生作画。在上海秋英会中，他以诗、书、画崭露头角，在当时就有了“南张北溥(心畲)”之说。徐悲鸿赠诗曰：“其画若冰雪，其髯独森严。横笔行天下，奇哉张大千。”

潘天寿是具有“台州式”硬气的艺术家，但他为人真诚坦然，从而颇结人缘。他对诸闻韵、张聿光、汪亚尘、诸乐三等画友，十分尊重友善。唯其如此，潘以其人格画品，颇得时誉及威望。他在上海新华艺专和杭州国立艺术院担任主任教授，以艺德服众，深得师生好评。当时杭州国立艺术院的院长是年仅28岁的林风眠，西画教授是大名鼎鼎的吴大羽，图案教授则是颇受鲁迅赞赏的陶元庆，潘与他们均相处和谐。

刘海粟、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作为大师级的教授艺术家，他们各自有着在艺术院校当校长、院长、系主任等的资历，从而在教书育人、培养桃李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以他们的言传身教及因材施教的实践，形成了造就美术人才的有效机制，从而为日后的中国画苑输送了精英与大师，如钱鼎、吴茀之、张书旂、许士骐、蔡若虹、李可染、程十发、来楚生、谢之光等，这是应当引起关注并加以研究的艺术教育现象。另外，刘、徐、张、潘在文化艺术上的精湛造诣和卓越才能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都是诗人，其创作成就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他们著述颇丰，有画论、画史、画评及考证。他们作为第三代海派书画家的后期领军人物，共同构建了那个时代的辉煌，并遗泽后人。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纪念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创建100周年所作)